论清代目录学（二）

吴杰 黄爱平

乾嘉时期是我国目录学史上最为繁盛的时期，不仅目录著作的数量和种类都要超出以往任何一个时期，而且编目的体例更为严谨，水平明显提高，出现了一批具有很大影响的目录著作。

康熙中叶以后，清王朝的统治趋于稳定，经济逐步发展。安定富庶的社会环境，为学者从事学术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清统治者为进一步控制思想，巩固政权，在思想文化领域采取了“刽子手”和“牧师”的两手政策。一方面大兴文字狱，严厉打击汉族知识分子的民族思想和反清意识；另一方而又大规模组织学者注释经书，编纂书籍，利用传统儒学笼络广大知识分子。在这样的攻治环境和社会条件下，学者只能埋首书斋，追寻古人，而不敢议论朝政，接触现实。于是，清初以经世致用为宗旨的朴实学风逐渐转向穷经考古一途，考据学蔚然成风，以至形成“家家许郑，人人贾马”的局面。目录学与考据学是相依相存的，因为无论鉴别古书的真伪抑或厘定史事的是非，都必须通晓目录之学。“不通目录，不知古书之存亡，一切伪撰抄取，张冠李戴之书。杂然滥收，淆乱耳目，此目录之学所以必时时勤考也”17社会的条件和学术的需要，促使目录学在这一时期迅速地发展了起来。

乾嘉目录学的兴盛，集中体现在目录学范围的扩大和目录著作水平的提高。

乾嘉时期，随着目录学的发展，目录著作所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大，并延伸到各个具体学科和特殊区域，出现了一大批专科目录和特种目录。在专科目录方面，经部目录有翁方纲的《通志堂经解目录》、《经义考补证》；沈廷芳的《续经义考》；史部目录有章学诚的《史籍考》；史志目录有钱大昕的《补元史艺文志》，章宗源的《隋书经籍志考证》；版本目录有乾隆敕撰的《天禄琳琅书目》，孙星衍的《平津馆鉴藏记》；善本目录有黄丕烈的《求古居宋本书目》；金石目录有毕沅的《关中金石记》，孙星衍的《寰宇访碑录》；小学目录有谢启昆的《小学考》；书画目录有乾隆敕撰的《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戏曲目录有黄文旸的《曲海总目提要》；宗教目录有《大清重刻龙藏汇记》等。在特种目录方面，丛书目录有顾修的《汇刻书目初编》；进书目录有官撰的《浙江采集遗书总录》、《江苏采进遗书目录》；禁书目录有四库全书馆编定的《全毁书目·抽毁书目》，军机处奏准《全毁书目·抽毁书目》；地方书目有邢澎的《关右经籍志》；专人目录有王起的《郑学书目考》；专书目录有全祖望的《读易别录》，等等。在乾嘉前后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能出现如此众多而又独具特色的图书目录，可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现象。

如果说目录学范围的扩大是就其广度而言，那么，目录著作的内容及其水平，则反映出一定时期目录学的深度。乾嘉时期不少目录著作都以其独具的特色和周详的考辩受到后世的好评，其中最为重要也是最有影响的，当推《四库全书总目》。

《四库全书总目》是经当时许多著名学者穷数年之力而编成的我国古代最大一部官修书目。它继承了中国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良传统，总结了自汉刘向、班固以来历代目录著作的得失利弊，以比较完善的分类体系和提要、小序俱全的著录方式，详细介绍、评介了《四库全书》所著录、存目的各种书籍，进而总结并反映了中国学术发展演变的情况。

《四库全书总目》收入书籍10，231种，计171，003卷，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每部之前有总叙，扼要介绍各部的渊源流变。部目之下分子目，每目之前有小序，用以说明各目的概况。有的子目之下复分小类，最后著录书籍。每一种书都撰有题解，一一介绍作者生平，书籍内容，流传情况及价值高低。不明则考，不详则辩，多发前人所未发，显示出编著者深厚的学术根基。著名目录学家余嘉锡评论是书：“叙作者之爵里，详典籍之源流，别白是非，旁通曲证，使瑕瑜不掩，淄渑以别，持比向、散，殆无多让；至于剖析条流，斟酌今古，辨章学术，高挹群言，尤非王尧臣、晁公武等所能望其项背”。18反映了((四库全书总目》的内容特点和学术价值。

作为一部官修书目，《四库全书总目》自然要反映统治阶级的思想和要求，特别是对书籍的进退取舍，分类排列，以及议论评介，突出体现了统治者的阶级意志和价值取向。此外，在类目的设置、内容的考订以及某些书籍的归类等方面，《四库全书总目》也还存在一些问题。19但所有这些缺陷和不足，都未能动摇它在古典目录学史上所占有的极为重要的地位。在此之后的目录著作，除孙星衍的《孙氏祠堂书目》等少数几种外，几乎都是根据《四库全书总目》划定的框架编定的。这种示范效应一直到近代西学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之后才开始出现较大的变化。需要提到的是，最近有的学者不仅肯定了《四库全书总目》在目录学史乃至学术史上的作用和影响，而且强调其在思想史上也有其特殊而积极的意义，认为“十六至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思想界，一股波澜壮阔的社会思潮喷涌而出，它以反省既往，面向现实为基本精神，以‘崇实黝虚’为思想特征。诞生于十八世纪的《四库全书总目》挟带着这一时期中国士人的思想精粹，也投入到这一思想大潮中，为实现历史的转向而推波助澜”。20这一见解，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四库全书总目》的作用及其价值。

乾嘉时期的目录学成就，还表现在这一时期的目录学理论也有了新的发展。乾嘉学者普遍重视对目录学理论的探讨，这是大量实践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在诸多的理论论述中，最为系统，也最具有代表性的，可以说是章学诚和他的《校雠通义》。

章学诚在目录学领域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先后编纂过《天门县志·艺文志》、《和州志·乙文志》、《史籍考》三种书目。他认真总结经验，重视考察目录学本身所具有的特征，在理论上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

一、用发展的观点来看待目录学。章学诚认为目录学是在发展的，随看历代学术的变迁，目录学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因此，传统目录学分类由七分法而到四分法，是有其内在的必然性的。所谓“《七略》之流而为四部，如篆隶之流而为行楷，皆势之所不容己者也”。21基于这样的认识，尽管他极为推崇《七略》，但仍认为“《七略分之古法终不可复”。22

二、以史为中心，力图突破经史子集的界限。自四部分类法确立以后，经史子集四部一直界限明确，壁垒森严。特别是经部，因为收录的是儒家经典以及历代注经之作，所以历来位居其他各部之上。章学诚则提出“经部宜通”、“子部宜择”、“集部宜裁”的主张，23认为经部之书实际上都是古代典章制度的记录，子部、集部中的部分书籍和篇章也同样如此，因此，都应该把它们视为史书。这一主张，与他在《文史通义》中所强调的“六经皆史”之说，是相辅相成的。

三、重视目录学揭示学术源流的作用。章学诚十分反对簿录登记式的编目方法，认为目录著作应该象《别录》、《七略》那样，有叙录，有题解。他批评主张不写题解的郑樵“删去《崇文》叙录，乃使观者如阅甲乙簿注，而更不识其讨论流别之义焉”。24提出目录学必须具备“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用。这八个字，至今仍然是编纂图书目录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

四、主张采用互著和别裁的编目方法。章学诚认为不少书籍的内容都不是单一的，所谓“理有互通，书有两用”，25如果把一本涉及多方面内容的书硬性归入某一类，就不能准确地反映出它的全部内容和价值。因此，他主张把这类书籍分别著录各个相应的类目，以助读者“即类求书，因书究学”。26同时，他又认为一本书虽然可以归入某类，但如果书中有些篇目与他类互通，也应将这些篇目别裁而出，著录于他类之中。

章学诚的目录学理论，在古典目录学史上独树一帜。他以历史的眼光和丰富经验，对以往的目录学进行认真的总结和深入的分析，在目录学的性质、作用以及目录的分类、体例等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章学诚尤其重视目录著作的体例，主张书目应该以严密的分类体系和完整的类序提要，来反映学术变化发展的历史轨迹。@中国古代对目录学理论的系统研究，严格说来是从宋代郑樵开始的。但是元明中衰，除明代祁承业在《庚申整书略》中对图书分类间题作了一些探索外，几乎没有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乾嘉时期的目录学家大多比较重视目录学理论的探讨，且有不少论述，章学诚则是其中的佼佼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章学诚及其他目录学家对目录学理论的研究，起到了起衰振颓，继往开来的作用，不仅反映出乾嘉目录学的繁荣兴盛，而且有力地推动了古典目录学理论的发展。

摘自《清史研究》1992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