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政尧

有清一代的史料，诸如档案、实录、起居注、传记、文集、方志、笔记等官私史著，可谓丰富繁多。其中，当时来华的外国人的著述，更是我们研究清代历史时必须重视的一个部分。1995年5月，我应韩国庆南大学校加罗文化研究所之邀，进行了两个月的学术访问，其间，在我阅读和研究朝鲜使团有关成员的众多使清著述时，令我眼界大开，收获颇丰。可以认为，由朝鲜使节等人士撰写的有关《燕行录》的多种著述，为我们研究清史、清代中朝文化交流等方面提供了诸多重要的文献。为此，笔者拟从试析已见的《燕行录》版本和著述切入，进而从政治、人物等方面论述《燕行录》的意义和价值，最后以余论小结全文。

（一）

明清两朝，来华的朝鲜使团有关人员将其在华时的所见所闻著录成书，这在朝鲜的历史上统称上述这些记实记行的著作为《燕行录》。 因此，《燕行录》并不是专指某一种朝鲜使团人员来华时的著述，同时，在此专门称谓的范围内，文字的长短、卷数的多寡均不受到限制。

关于《燕行录》的版本，据笔者所见，概有1962年韩国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所编纂的《燕行录选集》本(以下简称《选集本》)；1967年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翻译的《燕行录选集》国译多卷本(以下简称《国译本》)；韩国文集编纂委员会的《韩国历代文集丛书》本; 个人文集本，如李渲《松溪集》、闵鼎重《老峰先生文集》、 金锡胄《息庵先生遗稿》、南九万《药泉集》、吴道一《西坡集》、李宜显《陶谷集》、 洪大容《湛轩书》、李德懋《青庄馆全书》、 朴趾源《燕行集》等等。

自清朝定都北京以来，在诸多的燕行使著述中，已见和有影响的著作有：顺治六年（1649）、正使郑太和之《阳坡朝天日录》（说明：“正使郑太和” 之前所写的“ 顺治六年” 即为著者的使清年代，下同，不另加注），顺治十三年（1655）、正使李渲之《燕途纪行》，康熙元年（1662）、正使郑太和之《阳坡朝天日录》，康熙八年(1669)、正使闵鼎重之《老峰燕行日记》和《老峰闻见别录》，康熙二十一年（1682）、正使金锡胄之《梼椒录》，康熙二十三年(1684)、正使南九万之《甲子燕行杂录》，康熙二十五年（1686）、正使南九万之《丙寅燕行杂录》，康熙二十九年(1690)、副使徐文重之《燕行日录》，康熙三十二年（1693）、正使柳命夭之《燕行日记》，康熙三十三年(1694)、副使吴道一之《后燕槎录》，康熙五十年（1711）、副使闵镇远之《燕行录》，康熙五十一年（1712）、上使军官金昌业之《老稼斋燕行日记》，康熙五十一年(1712)、副使军官崔德中之《燕行录》，康熙五十九年(1720)、正使李宜显之《庚子燕行杂识》，雍正十年(1732)、书状官韩德厚之《燕行日录》，乾隆三十年(1765)、书状官军官洪大容之《湛轩燕记》，乾隆四十二年(1777)、副使李甲之《燕行纪事》和《闻见杂录》，乾隆四十三年（1778）、书状官随员李德懋之《入燕记》，乾隆四十五年（1780）、正使随员朴趾源之《热河日记》，乾隆五十五年（1790)、正使俞彦镐之《燕行录》，乾隆五十五年（1790)、副使徐浩修之《燕行记》，乾隆五十五年（1790)、副使从官柳得恭之《滦阳录》，乾隆五十六年（1791)、布衣从游金正中之《燕行录》，嘉庆元年（1796)、柳得恭之《冷斋书种》，嘉庆六年(1801)、书状官李基宪之《燕行录》，嘉庆六年(1801)、副使随员柳得恭之《燕台再游录》，嘉庆八年(1803)、书状官随员徐长辅之《蓟山纪程》，嘉庆十七年(1812)、正使李时秀之《续北征诗》，道光八年(1828)、医员未名之《赴燕日记》，道光八年(1828)、正使从事朴思浩之《心田稿》，道光九年(1829)、书状官朴来谦之《沈槎录》，道光十一年(1831)、正使随员郑元容之《燕行日录》，道光十二年(1832)、书状官金景善之《燕辕直指》，光绪二年(1876)、副使林翰洙之《燕行录》，光绪十三年(1887)、正使李承五之《燕槎日记》等。

在以上关于《燕行录》的三十七种著作中，以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总数为最多，计二十三种，几占全数的三分之二。其中，康熙一朝就达十三种，乾隆朝占九种，从而为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提供了诸多宝贵的史料。

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燕行录》做为上述著作和与之相类的著作的统一称谓之时，其著中直称《燕行录》之名者不乏其例，仅上述著作内就占六种，这是我们应当注意并予以区分的。

自顺治二年(1645)以后，朝鲜使团的使清人数每次在二百至三百名，其主要成员是正使、副使、书状官。他们被称之为“ 正官” ，又称“ 三使” 。其他成员则有写字官、医员、军官等，另有仆从、马夫、马头、军牢、轿夫、引路、厨子等等。这在上述著作内经常可以见到，如“ 一行人马渡江数” 即述此意。需要说明的是，书状官一职相当于今夭的秘书长。在以上所举著作的著者中，职务为正使的十三人，副使七人，书状官四人，“ 三使” 合计二十四人，接近于全部作者的三分之二，其他作者十三人，含随员、医员、军官等，应当认为：“ 三使” 是《燕行录》的主要作者，但论及《燕行录》中有影响的著作时，以随员等为名的作者们确是不容忽视的，有关这方面情况，笔者将在下文述之。

至此，笔者以以下六点，从总体上对《燕行录》著述提出自己的认识：

1.《燕行录》的体裁可分为日记、诗歌、杂录、记事等。其中，单一为日记者，如《阳坡朝夭日录》、《老峰燕行日记》、《燕行日记》、《老稼斋燕行日记》、《燕行录》、《入燕记》、《燕行记》、《燕行日录》等。单一为诗歌者，如《梼椒录》、《滦阳录》等。单一为杂录者，如《甲子燕行杂录》、《丙寅燕行杂录》、《闻见杂录》等。单一为记事者，如《湛轩燕记》、《燕台再游录》等。书中既有日记、也有诗歌的，如徐长辅《蓟山纪程》、李基宪《燕行录》等Ε 既有诗歌、也含杂录的，如李宜显《庚子燕行杂识》等；既有日记、也有记事的，如未名《赴燕日记》、 金景善《燕辕直指》等；既有诗歌、也有日记、记事的，如朴思浩《心田稿》等。洪大容、朴趾源之著尽管体裁有别，但有一共同之处，即都有小标题，读之更加清晰。

2.作者群之中，包括了朝鲜使团的“ 三使” 和一般成员，除皇亲国戚、达官显贵外，当时以诗、文名著于世的，如洪大容、朴趾源、李德懋、柳得恭等人，洪、朴之得意门生即李、柳等，后者曾任奎章阁之检书官。他们通过赴清考察，主张学习中国文化，主张用清朝先进技术改革朝鲜的社会体制和经济、文化政策。人们称这些向中国学习的朝鲜学者为“ 北学派” 。洪大容则是“ 北学派” 的先驱。因此，他们的燕行之作应当是我们研究这一课题的必读之著。

3.有关《燕行录》的版本，除了上文列出的《选集本》、《国译本》、《文集丛书本》之外，还有《辽海丛书》本，应当看到，多数著作仍在各自的文集类之中，如《热河日记》有《燕声集》本，《湛轩燕记》有《湛轩书》本，《入燕记》有《青庄馆全书》本等。

4.文字长短不一，卷数因人而异。以前文所举著作为例，八卷者1人，七卷者1人，六卷者2人，五卷者1人，四卷者5人，三卷者1人，二卷者6人，一卷者14人。(1) 此外，在有关著目中还见到二十二卷者有乾隆五十六年（1791）未名《燕行日记》、三十三卷者有道光六年（1826）洪锡漠《游燕稿》，(2) 据笔者目前所见，这方面的多数著作在1-8卷之内。从字数来看，有的少则几千字，有的多达二三十万字。

5.目录详略不一。以详者为例，如《湛轩燕记》中卷一、卷二以人物为主，有举人、贡生、员外、铺商等，各有专文，其中，作者还以“ 琴铺刘生” 为题，为之撰文。卷三则以名胜古迹、宫殿园林为主，兼及朝廷礼仪的演习。卷四则以民风、民俗为主，举凡吃穿用住、市肆娱乐等，各有篇目。《冷斋书种》二卷，全部目录均以人物为题，内含清朝学者等67人、日本10人、安南5人、琉球5人，共计8；人、85目（卷首二篇均为二人为一目）。《燕辕直指》除顺序清晰、列目详细外，绝大多数目录中之最后一字，均有一个“记”字，如“ 山海关记”、“首阳山记”、“琉璃厂记”等等，限于篇幅，容另文再述。

6.笔者在研究1644年以后朝鲜使团使清之《燕行录》同时，注意到了他们在清入关以前的著述，崇德二年（1637）、金宗一之《沈阳日乘》，当为同类著作中最早之著。在有关著目内，光绪十四年（1888）、未名之《燕辕日录》为其最晚之著，(3)是否还有新的发现，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

（二）

有清一代，朝鲜使团的使清路线在清入关前后是有变化的。入关前，他们经辽阳到达盛

京。清入关后至康熙十八年（1679）以前，他们的使清路线则经海州、牛庄、广宁、山海关，到达北京。康熙十八年后，改为辽阳、盛京、广宁至山海关，再到北京。朝鲜使团一般是在十月末或十一月初自汉阳出发，十二月末以前抵达北京，来年二月中旬从北京返程，三月末或四月初回到汉阳。他们在北京的时间是一至二个月，总体需用五至六个月。可见，历届的朝鲜使团就是在这大体相同的时间、在不同时期的同一路线范围内了解中国、考察中国的，由此而使诸多的《燕行录》不断问世，弥足珍贵。.燕行录》系列记述了自清代宫廷到广大民间，从当时政治到各种文化，涉及范围之广、内容之丰、人物之众、时期之全，为其它外国史书所不及。以下，笔者拟先从政治方面说明其意义和价值。

康熙十二年（1673），三藩之乱爆发。早在吴三桂倡乱夭下之前，康熙帝于此就有清醒的认识和正确的判断。他说：“ 联自少时，以三藩势焰日炽，不可不撤。”(4)“ 联自听政以来，以三藩及河务、潜运为三大事，夙夜魔念，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5)此后，他又明确指出：“ 吴逆蓄谋久，不早除之，养痈为患，何以善后！况其势已成，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制之。”(6)史实证明，，能否平定三藩之乱，直接关系到清初的统一与社会安定，康熙二十年(1681)，这场历时八年之久，战火遍及半个中国的叛乱终于被彻底平定，清初社会稳步向前发展。时人曾说：“ 自康熙二十年以后，海内始有起色。”(7) 三十年后，当康熙帝对平定这场叛乱还时有总结之时，民间对这一重大事件仍记忆犹新。康熙五十年（1711），朝鲜副使阂镇远随团到达中国，并著有《燕行录》，是书中的《译官金庆门所记吴三桂事》不仅记录和补充了这一方面的史实，同时真实反映了当时朝鲜臣工对吴三桂等人的评价。

《译官金庆门所记昊三桂事》，一千五百余字，系原文影印，字体介于楷书、行书间，竖排。现将该文分四个方面述论如下。

1.       所记吴三桂的起因和当事人简况。

“辛卯夏，自燕东归，到凤凰城，寓于项继圣家。继圣父唬曾为吴三桂将王绪之掌书记。三桂败后，徙家关东，故继圣详知三桂事首尾。礼部笔帖式黄仪，四川人，以渭源犯口查官来住城中，亦言三桂事。” 关于王绪，著者写道：“ 三桂相郭壮图、胡国柱，将王会、王绪、王屏垣为‘三宝。’”(8)

按：王绪，史有其人，吴三桂帐下之一员勇将。刘健《庭闻录》、刘献廷《广阳杂记》、魏源《圣武记》等均有记载。王会，先为昊三桂“义勇”中营右都督，后任亲军绕骑右将军。王屏垣，疑为王屏藩之误，如是则先任副都统，后为亲军镖骑前将军。(9)但是，将此“三王”合称为吴三桂将领中之“三宝”，且出自项唬之子等人之说，应属可信。另，凤凰城为清代八旗驻防之地，今辽宁省凤城。

2.       概述吴三桂降清和三藩之乱始末。

这是该文的主要部分，因文字较长，不再详述，但文内有两处记载应引起研究者的重视。

(1)昊军“ 军势甚盛，清兵战死者不可胜计，京师大震，民皆荷担而立，时燕中童谣曰：‘若要平，问老明；若要安，问索山。’帝乃以明珠、索额图为相。”

按：上引之童谣为其它史著所未载，并从一个方面反映出明珠、索额图在朝廷中的重要地位。康熙帝任明珠为相，与其主张撤藩、赞襄平藩有直接关系。用索额图为相则早于三藩之乱之前，而他自相位改授议政大臣则已是康熙十九年八月的事，其因是多方面的。

(2)贝勒尚善，“有才智，世谓之‘赛孔明’，为三桂素所敬服，至是贻书三桂，责其五不义，书不能记，而其意略曰：自成之入，公手握重兵，不能一战退贼，而忍视父死，乞兵清朝，及其君父之仇既报，宜即退伏田野，以避利达之口，而乃受王封，身享富贵，此其不义一也；永历寄身南裔，朱氏血食，只一片土，公以明朝世臣，甘心擒献而自王其地，此其不义二也；大清封公为王，待以不臣之礼，嫁女娶妇，恩若骨肉，德之握也，尚何忍反？此其不义三也；公既反，则宜推戴故君子孙示天下，以不忘本之意，而公乃汲汲自取，此其不义四也；公只有一子二孙，而时在京师，公之祖坟在宁远，九族之在关东者甚多，其必将锄灭尽矣，而公犹悍然不顾，此其不义五也。夫蜂酿蜜成而身则毙，公年今七十余，日无几，竭力经营，子孙无托，公其为谁而作此举耶？《以下简称此信为.五不义书》》三桂见之，流涕不能答，病遂死。”

按：康熙十三年（1674）六月，贝勒尚善受封安远靖寇大将军，率师至岳州，以拒吴军。关于尚善致昊三桂书，笔者仅在《清史研究通讯》1990年第三期拜读到江宁先生点校的《贝勒尚善寄吴三桂书》（以下简称《寄吴三桂书》），可是，著者在按语中没有说明这封信的出处，此后，有的学者也曾引到此信，做为康熙招抚昊三桂的重要内容之一，足见其是一篇具有重要价值的信件。那么，《五不义书》与此信又是怎样一种关系呢？ 因《贝勒尚善寄吴三桂书》全文凡二千余字，故择其主要者录之，以与《五不义书》相互印证。

“贵为亲王国戚，富有七省，自古至今似此亦属罕见，今髦省而反如童稚，轻纳人言，而弃数十年之芳名，甘为盗寇者，余实为王耻之。所耻者何如，谓王为明臣，灭明嗣，伐永历，俯首而为清臣，可谓忠乎？为子已光祖宗之陵墓，今复使掘棺而碎尸，可谓孝乎？使子孙陷于敌国，无计可出，引领《颈》受死，可谓仁乎？既已承恩受职，碎然负君而叛，可谓义乎？忠、孝、节、义皆忘。”“王一身而为两朝臣，实未尽心于一主，乃不忠之罪也；为子不能保父尸，乃不孝之罪也；为父而使子孙绝灭，乃不仁之罪也；承人恩而后背负，乃不义之罪也，足下戴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大罪，何以为君而治夭下，收民哉！”

综上所述，《五不义书》与《寄吴三桂书》不仅在内容上、同时在行文上均有相近、相似之处。其次，《五不义书》之言者有言在先，“书不能记，而其意略曰”，更何况此信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了。因此，笔者以为以上二信似应同属于一封信，不知确否。另外，就当时的形势而论，尚善也不大可能再给昊三桂写类似内容的信了。简言之，朝鲜使官于康熙五十年记录的这封信，说明此信在事隔三十多年后仍在民间传播，进而说明尚善此信在当时就已流传，并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康熙帝命尚善寄书吴三桂的目的。《五不义书》出自当时人之口，从而为《寄吴三桂书》提供了一个极其有力的证据，加深了它的可信程度，促使人们对之更加重视，予以研究，由此扩而广之，《燕行录》对我们在研究中的重要性已是不言而喻了。

(3)朝鲜使官对昊三桂的认识与评价。

“三桂之初起兵也，我东闻中原人皆以为三桂必将复立皇明子孙，以图兴复。今闻黄仪之言，大异于所闻，呜呼，甲申之变，尚忍言哉！三桂力不能却自成，引敌入关，遂以夭下与之，而又擒献永历，仍王其地，及后举事，则改元建国，肆然称帝，夫岂有为朱氏之心哉，以此观之，其罪有浮于自成，夭下万世之逆贼也。”

著录了上述内容之后，金庆门写道：“及今追思，茫然姑记大略，以侯他日考异云。” 这也是笔者对这篇文献予以考证、研究的原因之一，当然，在谈到三藩之乱始末时，金文也有与清代官私史著不尽相符之处，个别人名则有音同字不同、音近字异的情况，虽然如此，这篇文献仍然在《燕行录》中颇具代表性。

（三）

著录清代人物是《燕行录》系列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方面，《湛轩燕记》、《入燕记》、《热河日记》、《滦阳录》、《冷斋书种》、《燕台再游录》等均是其有影响的著作，记述人物约在百人以上。其中，除普通平民、一般官吏、士人举子外，著名人物则如纪购、翁方纲、李调元、李鼎元、孙星衍、阮元、铁保等等。长期以来，有关历史人物的直观描述往往是清代官私史著、尤其是官方著作所缺乏的。对此，笔者在参加撰写国家历史学科重点项目之一—《清代人物传稿》时感受尤深。下面拟以三部《燕行录》中的人物描写为例，对此加以补充说明。

其一，康熙帝做为清代的有为之君，开创和守成兼而有之。有关他形象的文字描写，历来较少。《清圣祖实录》是这样写的，“上天表奇伟，神采焕发，双瞳日悬，隆准岳立，耳大声洪，询奇天纵。稍长，举止端肃，志量恢宏，语出至诚，切中事理。”(10)

这是康熙帝幼年时的形象。无庸赘言，其真实程度究竟有多少，这是值得研究的。康熙帝曾说：“ 联之生也，并无灵异，及其长也，亦无非常。”(11)

康熙三十六年(1697)，当法国传教士白晋多次目睹了康熙帝之后，他在向法王路易十四的秘密报告中写道：“康熙今年四十四岁，执政已经三十六年。⋯ ⋯ 他威武雄壮，身材匀称而比普通人略高，五官端正，两眼比他本民族的一般人大而有神。鼻尖稍园略带鹰钩状，虽然脸上有天花留下的痕迹，但并不影响他英俊的外表。”(12)

西方传教士眼中的康熙帝，是时已过不惑之年。白晋的形象描述，至今仍为史学家所引用。但是，上引史料是康熙帝的幼年和中年的像貌，跨度达四十年，在这中间，有没有关于他青少年时的形象描述的史料？笔者在研读《燕行录》时发现了其中的内容。

康熙八年（1669），闵鼎重做为朝鲜正使率使团来到中国。《清圣祖实录》载，康熙九年正月，“朝鲜国王李棩，遣陪臣闵鼎重等，表贺冬至、元旦、万寿节，及进岁贡礼物，宴责如例。”(13)是时，康熙帝应是十六、七岁的青年人。此后，闵鼎重在其著《老峰燕行日记》中将他所见的康熙帝做了如下的描述。

“清主(指康熙帝—引者注)身长不过中人，两眼浮胞，深睛细小无彩，颧骨微露，颊瘠颐尖，其出入辄于黄屋中俯身回望我国使臣之列，性躁急，多暴怒，以察为明，惩辅政诸臣专权植党之患。(14)。

是时，年轻的康熙帝清除鳌拜集团未久，他虽明确表示：“ 联夙图治，切念民生艰难，必加意抚绥，各稗安居乐业，乃成久安长治之道。”(15)实际上，当时社会还有不少问题影响着清初政权的稳固，这些都使孜孜求治的康熙帝心优意焦，时有急躁也在所难免。同时，康熙帝自五岁起，读书刻苦，乐此不疲；听政后，每日未明求衣，辨色视朝，“早夜孜孜，有如一日；”(16)“丙夜披阅，每至霄分”；“务在精勤，⋯ ⋯ 勿有间断。”(17)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睡眠和身体必然要受到影响，所谓“两眼浮胞”、面容消瘦是非常可能的，故此，闵鼎重以其亲眼所见的描写，为我们今天研究康熙帝的形象提供了一种新的文献。

其二，在清代官私史著中，有关历朝名臣的形象记载则更为缺乏。对于其中的一些人物，《燕行录》则足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有的形象描述生动而有特点。例如，金昌业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 即书中之“ 癸已”）二月初六日的日记内写道：“五阁老在后殿月廊，余随裨将军往见，清阁老二人同座于北边一炕，汉阁老三人设椅，炕下坐焉，各前置桌子，叠积文书。清阁老一松柱(即逊柱一引者注)、一温达，温达短小，容颜古怪而有猛意，面赤，黑须髯少，一目眇。汉阁老一李光地，福建安溪人，容颜端正，眉目清秀，须髯白。一肖永祚《即肖永藻一引者注》，奉夭海州人，身短面长，前一齿豁。一王掞，江南太仓人，有文雅而容颜丰盈，精彩动人。温达、松柱相与语，汉阁老三人皆阅视文书，或俯而书字。李光地戴眼镜。左右无人，只一胡在前使令，余单立门外，移时视之，略无所省，亦不禁焉。”(18)

这段文字不仅向我们道出了温达等四人的形象特征，同时讲明了他见到这五位要臣的经过。对我们今天的研究者来说，这样的第一手史料自然是真实而有意义的。

其三，描述使清途中所见到的商人，这在《燕行录》中多有著录，而《热河日记》则颇具代表性。

乾隆四十五年（1870），朴趾源来华时结识了李龟蒙、裴宽等几位商人，印象颇佳。他写道Β李龟蒙“ 面似傅粉，朗然读书，声出金石，”(19)通诗文，喜交友。他对朴说：“吾辈俱友朋至性。三人行必有我师，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天下至乐，无逾于此。人生百年，苟无友朋，一事都没佳趣。裹布啖饭的，总不识此味。世间多少面目可憎，言语无味者，眼中只有些衣饭碗，胸中全乏个友朋之乐。”对于因经商而长年奔波在外的思乡之情，李龟蒙的一番感触，更如生花妙笔，反映出他深厚的文化修养。他面对朴趾源的提问慨然答道：“ 每一念至，魂神飘荡，天涯地角，所争锥毫，而暮闾空倚，春闺独掩，雁书久断，莺梦不到，如何不令人头白？更值月白风清，木落花发，尤难为情，奈何奈何！”

在《热河日记》中，裴宽则被描写为：“ 美须髯，善饮酒，笔翰如飞，休休然有长者风。”？(20)谈到途经栈道的观感，他出口成章，不音为一篇短小优美的散文。例如，“舟中时值季春天气，两岸花树。最是蓬窗旅榻，独夜难晓，鹃啼猿鸣，鹤唳鹊笑，此江空月明时景。崖上大石崩落，江中峡谷两石相触，自生电火，此夏夭霖雨时景也。”

在中国古代的商人行列中，有称为“儒商”者，朴趾源笔下的李龟蒙、裴宽等人不正是乾隆年间“儒商”的代表吗？

此外，《燕行录》的作者们对清代的居室、民谣、说唱艺术、戏剧文化等多方面均有重要著录。限于篇幅，试举三例加以说明。

康熙五十九年（1720），朝鲜正使李宜显在考察了中国的住房情况后指出：“公私屋宇比我国穹崇倍之。”“公私屋大抵多南向，虽下户草家，皆五梁。梁长者二十余尺，小不下十四五尺。其大屋七梁、九梁者或有之，亦或有无梁之屋。而无论间架多少皆一字，无曲折连络之制，而前面中央为门，左右设窗，东西北三面皆筑墙，而北墙当中设门，与南门相直通。人往来前后门之间即正堂，而堂左右各有门，其内即室也。室内附窗为炕，其高可踞，长可一间，广可卧而足不可伸炕外。皆铺砖，而贫者否。此在室中，皆安釜饮，烟恒满而人以为苦，由其习惯为常而然也。”(21)以上，可为满族等民族住房之实证。

乾隆后期，“京师相传‘十可笑’。”朴趾源同戴斗夜谈后录之，即“光禄寺茶汤，太医院药方，神乐观祈攘，武库司刀枪，营缮司作场，养济院衣粮，教坊司婆娘，都察院宪纲，国子监学堂，翰林院文章。犹汉世谚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之谓也。⋯ ⋯ ，其名存实无，汉世孝廉犹然，何况后世乎？”(22) 。是时朝廷腐败的状况，已被编成顺口溜在京师内外流传开了。

与此同时的北方民间说唱艺术则是如下情景，“庙中⋯ ⋯ 有坐读《水浒传》者，众人环坐听之，摆头掀鼻，旁若无人，看其读处，则<火烧瓦官寺>，而所诵者乃《西厢记》也。目不知字而口角溜滑，亦如我东巷寺中口诵《林将军传》。读者乍止，则两人弹琵琶，一人响叠钲”（23）。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内容均为作者在乾隆后期当地的关帝庙所见，而早在顺治九年（1652），清廷将关羽就已救封为“ 忠义神武关圣大帝” ，到乾隆三十三年（1768），又加封他为“忠义神武灵佑关圣大帝。”(24)尽管清政府已将关羽加封到有史以来的最高地位，但据朴趾源的著录，关帝庙在民间则具有祭祀和娱乐的双重作用。

关于清代戏剧文化的情况，在《燕行录》的绝大多数著作中都有著录。全面研究《燕行录》，这是必予注视的一个重要方面。对此，笔者已专文论述。（25）。

（四）

《燕行录》，做为同中国明、清两代有着直接和密切关系的系列著作，直笔、全面、完整、重要应是其主要特点。

每一届来华的朝鲜使团的官员人等将他们将所见所闻，整理成文，报告朝廷Ε 或著录成书，刊行于世。尽管他们对满族入关、建立清王朝还有着传统的看法，但由于他们在自己国内报告或著书时无需讳言，更不必修饰，所以看到什么就写什么，怎么看就怎么写，怎么想就怎么说，这样，直言、直笔就使得《燕行录》颇具真实性。在充分肯定其真实性的同时，我们也不应忽略来访者由于访问时间、范围、语言障碍和作者的视角等方面原因所带来的局限。

在《燕行录》中，作者们著录了清代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人物、民俗、城市建筑、五行八作等等，从宫廷到民间，从京城到村镇；所到之处都留有他们的足迹，都留有他们的感观，故尔堪称其具有全面性。笔者前文论述的《五不义书》、康熙君臣、城镇商人、民居民谣等即是证明。需要说明的是，他们虽然在上述时间和内容上著述全面，但作者们各自的侧重面不尽相同。

乾隆中期以后，一些朝鲜学者走进了来华的朝鲜使团，他们的身份虽然不同，但其有关《燕行录》的著作确都具有很大的影响，这中间的代表人物当首推洪大容，另有李德愚、朴齐家、朴趾源、柳得恭等人。通过了解考察清代，他们逐渐改变了传统的“ 华夷” 观念，主张学习当时中国的先进文化，进而改革朝鲜的政治、经济、文化。“ 北学派” 正是在这中间逐渐形成的，并对朝鲜“ 实学派” 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包括他们在内的一些朝鲜使官通过《燕行录》等著述对促进其本民族创造文化、吸收文化及传播文化做出了令世人瞩目的贡献，他们的业迹将继续受到世人的敬仰。

(1)说明：本文列为一卷者，含原作者在其著作中对其《燕行录》部分未分卷之著。

(2)(3)请参见张存武《清代中韩关系论文集》，台清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4)(5)《清圣祖实录》卷99，第9页; 卷154 ，第10页。

(6)昭槤：《啸亭杂录》卷1《论三逆》。

(7)《清经世文编》卷28，陆陇其<论直隶兴除事宜疏>。

(8）韩国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所编：《燕行录选集》下卷，闵镇远《燕行录·译官金庆门所记吴三桂事》，第350页，1962年版。以下凡引此文者，不另加注，专此说明。

(9)请参见商鸿逵先生《明清史论著合集》、李治亭《吴三桂大传》、刘凤云《清代三藩研究》。

(10)(11)(13)(17) 《清圣祖实录》卷1，第2页;卷275 ，第11页;卷32 ，第1页；卷1 ，第2页。

(12)白晋著、马绪祥译：《康熙帝传》，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１辑，第196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14)韩国文集编篆委员会编：《韩国历代文集丛书》422，闵鼎重《老峰先生集》卷10<闻见别录>，韩国景仁文化社1991 年版。

(15)《康熙御制文集》第1集(谕吏部)。

(16)《康熙起居注》第2册，第1180页。

(18)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卷五，见1967年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燕行录选集》国译本。

(19)(20)朴趾源：《热河日记·盛京杂识》) 下同。韩国景仁文化社1974年版。

(21)李宜显：《陶谷集》卷30《庚子燕行杂识》下，见1967年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燕行录选集》国译本。

(22)朴趾源：《热河日记·十可笑》。

(23)同上，〔关帝庙记〕。

(24)《清朝文献通考· 群祀考上》。

(25)请参见拙文《略论《燕行录》与清代戏剧文化》 刊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7年第3期。

转载自：《清史研究》1997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