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与奢靡之风

李景屏

    康乾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盛世，但由于封建体制的制约，大量社会财富流向非生产领域;在畸型消费的刺激下，奢靡之风席卷着大清帝国的上上下下，盛世的根基渐趋蛀空，帝国的大厦最终倾倒。

                一、封建体制对社会财富流向的制约 

康乾时期的清帝国，已发展到把封建形态“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①]的时代。清朝统治者普免钱粮、漕粮之举[②]，对边疆地区的开拓以及户部存银、各省粮储的充足[③]，表明这一时期社会财富的积累、国家的繁荣鼎盛都达到历史上的最高点，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个盛世。

尤需一提的是，在当时的对外贸易中，清王朝一直保持出超的有利地位，中国的茶经济叶、土布在欧洲有很好的销路，西方国家却“提供不出多少商品来交换”，只能以白银、银元作为支付。十八世纪上半叶，经东印度公司输入中国的“金、银26,833,614磅”[④],乾隆二十九年(1764)输入中国的白银为一百七十三万两。   

社会财富的积累，为扩大再生产提供出可观的资金，但由于封建制度的制约，积累起来的社会财富却很难找到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投资场所。

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封建社会，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国民的衣、食离定不开农业，国家的税收也主要来自农业，因而重农抑商就成为一项传统的国策。商人在发迹之后便回乡购置土地，“以末致富，用本守之”[⑤]。迨至康乾时期，因人口激增[⑥]造成的地价持续上涨，使得流向土地的商业利润大为减少，据安徽歙县西乡唐模许氏祠堂所存地契中所记:乾隆六年(1714)购进一亩三分地，用银十一两五钱，每亩约为九两七钱，乾隆二十六年(1761)购地一亩九分，用银八十两，每亩约为四十两二钱，二十年里地价上涨四倍有余。两淮八大盐商之一的鲍氏家族，在乾隆一朝的六十年中，仅购置祠田八十余亩。

商业利润高于产业利润是封建社会商品的特点[⑦]，投资商业颇具诱惑力，然而商业的经营规模却始终被传统的抑商政策所制约，获利最为丰厚的盐、茶，其经营规模均取决于盐引、茶引的放发数量，所获利润也要有半数以上被封建统治者盘剥。诸如名目繁多的报效银(军费、治河、赈灾)、“引费银”、“规礼银”以及有关衙门的饭食银、办公银等等，不一而足。无论是持引的盐商、茶盐，还是其他商人，都不免受到、各级官吏的勒索。

商人的境外贸易同样受到清政府的严格限制，早在康熙二十三年(1685)就明

确规:出海船只载重不得超过五百石，“如有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制船只出海者，不论官兵民人，俱发边卫充军”[⑧]。上海大商人张元隆因欲造一百艘远洋船同外国商船抗衡，而被逮入狱，其船户十二人死于非刑。

清廷对出海船只颁布种种苛刻规定:严禁出口粮食、铁器、火药，。硝磺、绸缎、马匹等物;每只商船只许携带铁锅一口、铁斧一把;商船出海只能按照规定的往返时间携带口粮(每名水手每日一升米)。由于风汛难测，出海商船往往不能按期返回，时时受到断粮的威胁;又由于海盗猖撅，不能携带武器的中国商船，经常遭到劫掠，毫无防御能力。海外贸易日益萎缩，致使“百货不通，民生日蹙”，“以四、五千金所造之洋艘，系维朽蠢于断港荒岸之间”[⑨]。

在手工业中，丝织业占有重要地位。中国的绸缎、生丝在欧洲都是畅销产品，因清政府对绸缎、生丝的出口先后采取禁止、限制的政策，丝织业的生产规模很难扩大，腰缠万贯的投资者，也只能望丝生叹。

乾隆初年解除矿禁后，允许民间开采银、铅、煤、汞、金、铜等矿。民间开矿吸引了一定数量的资金，汤丹、碌碌、大水、茂麓、狮子山、大功等地矿厂云聚矿丁六、七万之多。清廷对民间开矿征税的税额为产量的百分之二十，剩余的一半还要按官价卖给官府(此价低于市场价，甚至低于成本)。对矿主来说，只有百分之四十的厂品能获利，不少矿主因获利甚微、资金周转不开，被迫停产。

在封建社会一本万利的投资就是捐官，捐官不仅使货币持有者迅速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亦能因此获得可观的财产。自清初至嘉庆七年(1802)，共有一百四十个盐商经捐纳而为官[⑩]，“盖其报捐，但须四百金，经察到，即求回省候差，从此安坐家中，每月便有薪米念金，另分花红若干，八口之家遂可鲜衣美食”。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在封建体制的束缚下，社会资金很难流向传统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及新兴的矿业，很难用于扩大再生产。

二、竞相消费与奢靡之风

康乾盛世所积累的财富如潮水般涌向消费领域，挥金如土成为一种时尚。据《扬州画舫录》所载:“有欲以万金一时费去者，门下客尽买金箔，载至金山塔上，向风题之，顷刻而散。”

为了维护封建建王朝的长治久安，自康熙中叶以后，清朝皇帝屡颁“去奢反朴”之谕。康熙二十三年(1684)十月，首次南巡的康熙，在虎丘向侍臣谕道:“向闻吴间繁盛，今观其风土大略尚虚华，安佚乐、逐末者众，力田者寡，遂致家鲜盖藏，人情浇薄。为政者，当使之去奢反朴，事事务本，庶几家供人足，可挽颓风。”[11]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二月，玄烨第二次南巡，“自杭州回变，舟泊石门县石门镇”又一次提出  “崇俭黜浮”的问题:“南人习俗奢靡，家无储蓄，目前经营仅供朝夕，一遇水旱不登，则民生将至坐困。苟不变易陋俗，何以致家给人足?尔等可传谕将军、总督等，令家喻户晓，务使敦本兴让，崇俭黜浮，兵民日益协和，风俗日益淳朴。”[12]雍正元年  (1723年)八月，)胤祯在即位之初就颁谕各省盐政官员:“国家欲安黎庶，莫先于厚风俗，厚风俗莫要于崇节俭。”并针对“各省盐商内实空虚，而外事奢侈，衣服屋宇，穷极华靡;饮食器具，备求工巧;徘优妓乐，恒舞酣歌，宴会嬉游，殆无虚目;金钱珠贝，视为泥沙;甚至悍仆豪奴，服食起居，同于仕宦;越礼犯份，周知自检，骄奢淫佚，相习成风”等等弊端，效令盐政“严行禁止，出示晓谕，使其痛自改悔，庶循礼安分，不致蹈潜越之想，而省一日之靡费，即可裕数日之国课，且使小民警惕。敦尚俭约，于民生亦有裨益，庶不负联维风振俗之意。若仍前奢侈，不知俊改，或经联访闻，或被督抚参劫，商人必从重究治”[13]。但在实际上，奢靡之风毫无收敛，直至乾隆十六年(1751年)依旧是“纷华靡丽之意多，而朴茂之风转有未逮”[14]，“浮竞之习，举所不免，其盖藏之未裕均也”[15]。无力扭转奢靡之风的清朝统治者，只得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一问题:奢靡的生活方式毕竟为相当一部分衣食无着落的贫民提供谋生之路。以至乾隆帝竟有“其技巧役之贫民”亦仗奢靡“谋食”之论[16]，尽汰奢风，贫民“益艰于谋食”。于是竞相消费、奢靡之风愈演愈烈，席卷着朝野上下，京城内外。

在消费中占据首位的是“吃”，真可谓“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务求气派大、档次高。无论是日常用餐，还是宴请亲朋，皆穷奢极欲，其开销之大、用料之讲究，的确令旁观者有坐吃山空之虑。

宫中御膳寻常人无缘一睹，流传民间的满汉全席却足以反映出所谓食文化的病态繁荣。据《扬州画舫录》所载，集烤、垠、烩、蒸等烹饪方法的“满汉全席”共有菜肴一百二十九种，其用料多为精贵的熊掌、燕窝、鱼翅、驼峰、鲍鱼、海参、鱼舌、猩唇、豹胎、鹿尾等等，不一而足。

两淮大盐商黄均太“晨起饵燕窝，进参汤，更食鸡卵两枚”，此卵“非市上购者可比，每枚一两白银、价犹未昂”，其庖人于“家中畜母鸡百头，所饲之食皆参、术、省、枣等，研末掺入，其味故若是之美”[17]。浙江巡抚王直望“喜食驴肉丝，厨中有专饲驴者，蓄数驴，肥而健”，每当王“传言焦驴肉丝，则审视驴之腆处，到一育，烹以献。驴刳处，血淋漓，则以烧铁烙之，血即止”。在当时达官贵人举办家宴，“须数月前购集材料，选派工人。统计所需，非数百全不能餐来其一器也。食器既繁，一夕之宴，恒历三昼夜不能毕，往往酒阑人倦，各自引去，从未有终席者”[18]。

除家宴外，亦有在戏馆、酒楼承办宴席者，“居人有宴会，皆入戏园”[19]，“其暴珍之最甚者，莫过于吴门之戏馆。当开席池时，哗然杂邃，上下千百人，一时齐集，真所谓酒池肉林也。饮食如流者，尤在五、六、七月内天气蒸热之时，虽山珍海错，顷刻变味，随即弃之”[20]，可谓“席费千钱而不为丰，长夜流湎而不知醉”[21]。在酒楼设宴者，以行商居多，正如当地县志所言: “一切倡楼酒馆与夫轻舟荡漾、游观宴饮之乐，皆行户商旅迭为宾主”[22]。

“穿”则居其次，此类开销甚至达到“卒岁之资，制一裳而无余”[23]的地步。乾隆时期昆山文人龚炜曾对此感慨万分，颇为忧虑地写道:“吴俗奢靡为天下最，日甚一日而不知返，安望家给人足乎！予少时，见士人仅仅穿裘，今则里巷妇孺皆裘矣;大红线顶十得一、二，今则十八九矣。家无担石之储，耻穿布素矣，团龙立龙之饰、泥金剪金之衣，编户僭之矣”[24]。服装式样亦屡屡翻新，以刺激人们的购买欲望，“衣则忽长忽短，袖则忽大忽小，冠则或低或昂，履则忽锐忽广。造作者以新式诱人，游荡者以巧治成习”[25]。这种求新、求异、求奢华的生活方式，并非吴地所独有，实际上在京师内外、大江南北，从达官贵人、富商大贾到市井之民无不“缨帽湘鞋，纱裙细裤”[26]。“男子俱是轻裘，女子俱是绵绣，货愈贵而服饰者愈多”[27]，“珠翠之饰亦颇奢矣”[28]，“以贵为美，以多为胜”[29]。在这种竞尚侈华风气的腐蚀下，“间左小民，家无十金之产，而绮罗甘脆”，“外富而中贫，文繁而质寡[30]，以迎合时尚。

 婚丧嫁娶是必不可少的一项巨额支出，“婚礼不奢，人以为薄于渊亲，丧事不奢，人以为薄于父母”[31]，无论贫富皆大事操办，“耗费财物”，“至卖田以嫁女，破产以治丧”[32]，“富者就贫，贫者颠沛，民力困绌”[33]。

按照当时的婚俗，行聘礼、定礼、婚礼时，男、女双方家庭均需设宴，“广招亲期”。男方财礼以三金—金钗、金镯、金帏坠为贵，女方陪嫁以八大箱、八中箱、八小箱、八柜、八铺盖以及一应桌上器皿、床上用品的华美为荣。“自行聘以及奋赠，采帛金珠，两家罗列，内外器物，既期贵金，又求精工。迎娶之彩亭、彩轿，会亲之酒筵赏稿，富贵争胜”[34]，“一物不备，女不登车”[35]，难怪当时竟流传着“千金之家，三遭婚娶而空”[36]的谚语。

丧葬费用较之婚娶尤有过之，棺郭衣衾、墓地营建就是一笔不小的开销。设宴招待吊祭之亲友，延僧诵经超度亡灵等等缺一不可;及至“举殡之时，设宴演剧”，“人兽纸器，拥塞道路”[37]。总之“缎黄之谶度，不敢以废也;侍从之偶捅，不敢以缺也，夹道之蟠慢饶吹，不敢以不盛也;宾客之酒食衣物，不敢以不丰也”[38]。

在竞相攀比的消费中，在肤筹交错的痛饮中，巨额社会财富被吞噬一空。

三、被奢靡吞噬的盛世

竞慕奢华的风气，助长了政治上的腐败。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两淮盐行引案发。新任两淮盐政尤拔世“风闻盐商积弊，居一奇索贿，未遂”[39]，乃以例行公事的方式向皇帝汇报前任盐政在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共交贮运库银二十七万八千两有奇”，但户部并无核收此项银两的文册。所谓“贮运库银”，不过是帐面上的障眼手法而已。据审理此案的江苏巡抚彰宝等人奏称: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以来，“商人交纳余息银两一千九十余万之多，历任盐政未经奏明归公，均有营私侵蚀等弊”[40]。经严刑审问始知，各枚商拖欠引银六百二十五万二千余两，滥支膏火银十六万八千余两，购买器物及藉口办差浮开银共八十二万八千佘两，给历任盐政吉庆、高恒、普福代购器物用银五十七万六千七百余两，交付高恒家人张文学、顾寥怀等经收银两二十万七千八百余两，各盐商给高恒置办桩木器物用银八万六千五自余两，普福支用引银四万二千八百余两，商人为盐运仗卢见曾购买一占玩用银一万六千兰百余两，累计在一千零二十万两以上。盐政、盐运使利用手中掌握的放发盐引之权敲榨盐商财富，“渔利自肥”商则“将官帑视为已货，除自行侵用六百二十余万两，或代购器，结纳馈送，或借名差务，浪费浮开，又浸冒银至数自万两”，官以权谋利、商以钱营私，以满足“用度奢广”的生活。

前文所提到的王宜望，在主持甘肃省捐监[41]期间(乾隆三十九年至乾隆四十二年，1774年至1777年)，置“准令本色报捐”的谕令于不顾，以折色代替本色，交银五十五两即“予国子监生”名份，得应试入官。仅三年时间，十五万商民通过纳银而成为监生，按照帐面统计收到“监粮”六百万石，实则收监银八百二十五万两。自开捐监，甘肃省就连年报灾，在王直望的策划下“将通省各属灾赈，历年捏开分数，以为侵冒监粮之地”，“甚至将被灾分数，酌定轻重，令州县分报开销，上侵国帑，下屯民膏，毫无忌惮”[42]，把十五万商民捐纳的八百多万两银子以娠灾的名义侵吞私分，成为有清一代最大的一起贪污案。全省官员上至督抚，下至州县，通同作弊，贪污银两1千两以上者一百零二人，被处以死刑者五十六人，“免死发遣者，共四十六犯”，吏治败坏可见一斑。

更有甚者，负责查抄王宜望家产的闽浙总督陈辉祖以低于市场的比价用银易金，从中获银四、五万两，并将所渔利的白银三万两交妻舅申兆仑“令开典铺生息”;又将换出的各色金千余两交申某“嘱其易银营运”[43];除此之外还将经手的“玉器字画等件”抽换，“并换金八百两”。用乾隆皇帝的话说:“王宜望所为，系明火执仗，而陈辉祖竞同穿窗行径”，“丧良无耻至于此极!”[44]

乾隆朝对贪官污吏的惩处不谓不严，结果却是“诛殛愈众而贪风愈甚”，大多数官吏并未因“惧罗法网”而自律，而是变本加厉敲冷勒索，用巨额赃款贿赂权贵求得保护。乾隆后期重用的大学士和珅就是一个不择手段勒索贿赂的权相，在和珅的把持下官员升迁“皆以货进”，官场上下贪风盛行。从督抚到州县“有所营求，即有所馈送”，“直以国帑为黄缘之具”，“大县有亏空十余万者”，一省亏空一、二百万[45]亦见怪不怪。“一遇奏销，横征暴敛，挪折掩旧，小民困于追呼，而莫之或恤，靡然成风”，“天下皆然”[46]。就连关系到国民安危的治河工程，亦成为彼等营私舞弊、大饱私囊的场所。以至“自和坤秉政后，河防日见疏懈。其任河帅者，皆出其私门，先以巨万纳其帑库，然后许之任视事，故皆利水患充斥，借以侵蚀国帑。而朝中诸贵要，无不视河帅为外府，至竭天下府库之力，尚不足其用”[47]。经过二十余年的搜刮和珅家产达八亿两，相当清王朝十年财政收入的总和。今略举数项，以见一斑:宅第五所，包括堆放杂物的房间共有三百七十七间;花园两所，共有楼台一百零二处;地亩八千余,(折银八百万两);贮存玉器、绸缎、皮货、汤器、磁器的库房三十三间;当铺七十五座(本银三千万两);银号四十二座(本银四千万两);古玩店十三座(本银二十万两);各类洋表一百三十八件;各类宝石五千一百三十块;金元宝一千个(每个重一百两);银元宝一千个(每个重一自‘两);黄金七百八十万两;金碗碟四千二百八十八件;金面盆五十三个;银碗碟四千二百八十八件;银面盆一百五十三个;镶金炕床一百七十二架、镶金炕屏六十四架、金丝床帐六顶;各类金银珠宝首饰二万八千件;金、银、玉痰盂共九百二十个;此外还有不计其数的各类古玩、珍珠、皮货等高档侈奢品。

贪风与奢风互为因果、恶性膨胀，不仅吞噬掉大量社会财富，也在悄然腐蚀着清帝国的统治根基。英国的鸦片商正是利用清廷吏治的腐败，置清廷禁令于不顾，大肆走私鸦片。“鸦片不是生活必需品。而是一种有害的奢侈品”[48]，吸食鸦片极易上瘾，“久则废时失事”[49]。雍正六年(1728)清廷领布严禁贩卖、吸食鸦片的谕令，但由于鸦片贸易可以改变英国在对华贸易中的逆差地位，英国鸦片商遂通过行贿清地方官吏将鸦片走私入境;负责缉查、搜捕走私贩的各口岸巡船“通同作弊，按股分脏”[50]。鸦片输入有增无减，不仅使得吸毒者日众，也造成白银外流，银价上涨，盛世余晖，荡然无存。

康乾时期的清帝国，正处于产业革命兴起的十八世纪。在英国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相继爆发北美独立战争(1775-1783)、法国大革命(1789年)。与此同时，以机器生产代替手工操作的工业革命也在英国最先崛起，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资产阶级在它不到100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运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当西方列强跨上以蒸汽机为动力的时代列车高速行驶于世界舞台之时，正值康乾盛世后期的清帝国依然在封建格局内悠闲地蠕动，把本来可以用于资本原始积累的资金挥霍殆尽，失去历史所赐予的向资本主义转轨的机遇。十八世纪的中国统治者未能觉察中西差距的扩大，对世界茫然无知，相反却被奢靡之风所造成的虚假繁荣所陶醉，依然固我，故步自封。直至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天朝大国自居的清帝国才在西方炮舰的胁迫之下，被拖入了近代—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代。

注释

    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②康熙五十年(1712)，清廷首次普免各省钱粮，在乾隆执政时期又曾五次普免各省钱粮，三次普免漕粮。

    ③自乾隆三十七年(1772)以后户部存银保持在七、八千万两，各省储粮在三千万石以上。

    ④格林登:《鸦片战争前中英贸易》,5页。

    ⑤钟惺:《史怀》，卷九，《货殖列传》。

    ⑥乾隆六年(1741)全国人口为一亿四千三百四十一万有余，乾隆三十年(1795)为二亿零六百九十九万有余，乾隆六十年(1795)达二亿九千六百九十六万有余。

    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如下论述:“在资本主义以前的阶段中，商业支配着产业多在现代社会情况正好相反”。

    ⑧《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七七六。

    ⑨兰鼎元:《鹿洲初集》卷三，《论南洋事宜书》。

    ⑩何柄棣:《扬州盐商:十八世纪中国商业资本主义研究》。

    11《清圣祖实录》卷一一七。

    12同上书，卷一三九。

    13《清世宗实录》卷十。

    14《清高宗实录》卷三八Oo

    15同上书，卷三八四。

    16《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二。

    23、18易宗夔:《新世说》卷七。

    19顾禄:《清嘉录》卷七。

20、27钱泳:《履园丛话》卷七。

  21、24龚炜:《巢林笔谈》卷四。

    22《乾隆长洲县志》卷十一。

    23、29叶梦珠:《阅世编》卷八。

    25袁枚:《书隐丛说》卷十九。

    26《博平县志》。

    28《歙县闲谭》十八册。

    30《乾隆吴县志》卷二十四。

    31、33、34、37、38贺长龄:《皇朝经世文初编》卷五十四，卷六十八，卷六十二。

    32、35陆耀:《切问斋文钞》卷四，风俗一。

    36胡朴安:《中华风俗志》上篇，卷四。

    36徐珂:《清稗类钞》第三册《狱讼类》。

    40、42、43、44《清高宗实录》卷八一三，卷一三六，卷一一六八，卷一一六五。

   41乾隆三十九年，陕甘总督勒尔谨以该地“地清民贫”奏请恢复捐监，“令民输豆麦，予国子监生”。

   45乾隆四十七年，山东亏空钱粮二百万两，浙江亏空一百三十余万两。

   46《清史列传》卷二十六，《王杰传》。

47昭梿:《啸亭杂录》卷七。

48转引自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17页。

   49《广州府志》卷一百六十三。

   50冯赞勋:《严禁鸦片烟折》，道光十一年五月二十四日。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

资料来源：李景屏：《康乾盛世与奢靡之风》，《北京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