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荣

   雍正帝常常训诫臣工：国家欲安黎庶，莫先于厚风俗：厚风俗，莫要于崇节俭。主张婚丧节俭是雍正帝崇俭黜奢的内容之一。

   据监察御史向日正在雍正元年（1723年）的一份奏报，直省各有浇风陋习，男女婚嫁讲究钱财，名日聘礼，实系纳财。多者二三百金不等，少者四五十两为率。此在士夫之家犹措置之匪易，况乃庶民之辈。为此，一些民人或称贷出息，囊橐为之尽空，或卖舍鬻田，产业为之荡费，或男家措办无力，鳏旷终身，或女家迁延日久，架词骗告，种种弊端，不可枚举。向日正的奏折反映了当时婚事大操大办的民风及其产生的不良影响。这自然引起了雍正帝的重视。

   为扭转民风，树立婚姻勿尚钱财的风尚，雍正帝先命朝中九卿为满汉官员和兵民制定了婚嫁礼仪，各有礼数，毋得僭妄。接着，又于雍正元年(1723)五月，对官民婚嫁彩礼、鼓乐数目作出具体规定：汉人纳彩成婚，四品以上官员之家，绸缎、首饰以八件为限，食物限10样，五品以下官分别递减，平民之家只准送绸绢，果品限于4种。举行婚礼这一天，品官用本官执事，限用6盏灯、12个吹鼓手，庶民限4盏灯、8名鼓乐人。

   对于兵民丧葬，雍正帝亦力主从简办理。他规定，普通民人之葬前后敛衣5袭，鞍马1具，棺罩用春布，若是秀才、监生可用春绢。鉴于有的地方在送葬的前一天，聚集亲友，设宴筵演戏，出殡时在队列前还演戏，雍正二年(1724年)又对出殡作出补充规定，严加禁止这些铺张行为。

   雍正帝把以金银殉葬看作愚蠢之举，晓谕劝阻。满族旧俗通行火葬，入关之后，效仿汉俗，从康熙中叶渐渐实行土葬，汉人以金银等贵重物品殉葬，亦为旗民所效。特别是八旗官员，凡遇红白喜事，竟尚奢华，恣意靡费，以致兵民效尤，罔知撙节，生计受累。对此，雍正帝极力反对。雍正八年（1 730年）十二月初九日他颁谕主张薄葬：金银殉葬一事，尤属庸愚之见，毫无益于死者，而徒起小人觊觎之心，此圣贤之所深戒。雍正帝把怡亲王允祥丧事从简办理树为榜样。允祥是与雍正帝私人感情最好的皇兄弟，更为雍正帝的执政立下了赫赫功绩。雍正八年《1730年）允祥重病，病中将身后之事一一指示，特画亲王坟茔图一幅，与其王妃及诸子说：我身后茔地之制，悉照会典所载亲王之礼行，毋得稍有逾越，如或稍过，则汝等违我之治命矣。这年五月，允祥病死，怡亲王府的管事人把亲王自定的坟茔图拿给雍正帝看，图上茔地仅有门3间，亭堂5间，雍正帝览过不无感慨地说：此国家经常之制，非所以待有大功之贸王者。但王之生平谦抑退让，今若身后独不从其言，朕心有所不忍。遂按常制为允祥建坟。怡亲王允祥在临终前还留下遗嘱：身后殡殓止用常服，凡金银珠宝之属，丝毫不可入棺。安葬允祥时，其福晋及诸子遵其遗言办丧，即使是平日所束之腰带也不曾殉用，雍正帝将此称为俭德远识，希望天下后人效法。

   雍正帝在位期间，为改变红白喜事上的陋习，曾一而再，再而三地颁谕，反复说明靡费之弊，晓之以理。直到他的晚年，还就此事下达旨令。雍正十二年(1734年)五月十七日他颁发的一道谕旨很有代表性，该谕谈到：现今父母之祭葬，必以耗财为孝，独不思荡费家产，

以致为此做出有辱先人不法之事，这还何谈孝字？又有子女之婚嫁，必以厚资为慈，独不思无所贻谋，以致不能养育子孙，饥寒困苦，这还何谈恩慈？雍正帝在谕中严厉指示：朕之提撕警觉，已至再三，而庸愚之人尚未醒觉，今特再行宣谕。该都统等，务须谆切化导，并不时稽察，俾八旗人等遵照所颁定例，实力奉行，毋得阳奉阴违，负朕崇俭黜奢维风训俗之至意。

   雍正帝提倡婚丧节俭，这固然有其贤明的一面，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这是一个封建皇帝的倡导，有着很浓的封建等级色彩。他把婚丧礼仪分为三六九等，官贵民轻。雍正执政不久，就力自己寻找万年吉地，大兴土木，自造陵墓，他对自己的丧事一点也没有俭。

（转引自《北京档案》2012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