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尔　康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天津300071）

    摘要：乾隆初政在许多方面改变雍正朝的政策，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翻前朝的案，执行乾隆帝宽严相济的施政方针。这种改变除了当时的政治环境因素，还在于他谋求美誉，树立个人权威。乾隆初政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反映乾隆帝具有高度的政治调适力，也体现出他与康熙帝、雍正帝的不同性格刚柔相济，执两用中。

    关键词：乾隆初政；雍正；乾隆帝性格；宽严相济；执两用中

中图分类号：K24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106 （2007） 03-0035-07

一个帝王的初政是指开始执政的那一段时间的政策及实行效果。就乾隆初政的时间而言，当在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至乾隆二年（1737年）的20几个月中。

一个有趣的历史现象，雍正帝、乾隆帝父子在世之时，都被民间指责有十大罪过，指斥雍正帝的是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任佞。如此咒骂皇帝的文字，赖有雍正帝自己颁发的《大义觉迷录》[1]予以保存。乾隆帝登基，将《大义觉迷录》作为禁毁书，不许流传。而辱骂乾隆帝的“五不可解、十大过”，系民间假借工部尚书孙嘉淦的名义写的所谓“奏稿”，乾隆帝于十六年（1751年）兴起大狱，而文献今则无存[2]，令后人只能知道他的两条罪状：南巡；杀大臣讷钦。同样是责难皇帝有十大罪状，一个是公布，一个是销毁，于此让我们看到两个皇帝有相异的心态、性格及不同的政治作风，因而必定会有不同的政治举措，是以我们有兴趣研讨乾隆初政及其与前朝政事的关系，并由初政窥视乾隆帝的政治理念，以及初政同乾隆一朝政治的联系性。

一、“翻案”的新政

对于乾隆初政，嘉道时期的昭梿曾有评述： “纯皇即位时，承宪皇严肃之后，皆以宽大为政，罢开垦，停捐纳，重农桑，汰僧尼之诏累下，万民欢悦，颂声如雷。吴中谣有‘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之语。一时辅佐之臣，如鄂文端尔泰、杨文定名时、朱文端轼、赵泰安国麟、史文靖贻直、孙文定嘉淦，皆理学醇儒，见识正大，故为一代极盛之时也。”（昭梿《：啸亭杂录》卷1《，纯皇初政》）昭梿的着眼点在经济和官员使用方面，笔者拟从乾隆帝的民间、官僚贵族、文化信仰三方面政策作出考察，而且每一方面均留意于初政反对前朝什么，在什么地方开恩。

雍正帝的政治观念是实行改革，所谓“雍正改元，政治一新”（李绂《：穆堂别稿》卷18《，漕行日记》）；“移风易俗，跻斯世于熙皞之盛”[3]（P280）。公开倡导移异风俗，改变官场积习和民间弊俗，进行了涉及贵族、官员、旗人、绅衿、平民的社会各阶层的政治经济文化更新。乾隆帝在许多方面与乃父相反，对移风易俗嗤之以鼻，在继位一月之际，以指责官员为名发表长篇上谕，反对前朝方针政策：

夫移风易俗者郅隆之上理也，然必渐民以仁，摩民以义，使民日迂善而不自知，倘为督抚者，一有移风易俗之见存之于心，宣之于口，朕知其不但不能移易乎风俗，而风俗且受其敝，何者?彼盖不知因民之道，而日事驱民　之术，势必更张成法，烦扰地方，为吾民之苦。他如献祥瑞，报羡余，匿水旱，奏开垦，改土归流，改隶州县，所云揆之人事则悦耳，论之阴阳则伤化，其不以此也欤![4]（P298）

乾隆帝边说边做，实行他的新政策。

（一）罢开垦、停捐献等农商政策罢开垦。河南巡抚田文镜及其继任者王士俊推行自首隐田和垦荒政策时，被雍正帝奖誉为模范督抚，乾隆帝善于抓典型，首先拿他们祭旗，停止河南的垦荒和捐输，将王士俊解任。

赋役减免。在即位恩诏的例行减免而外，又陆续有所裁减，如耗羡与正赋的比率，一般为一成，有的省份偏高，四川高达二成五，乾隆帝命减为一成五。裁革田地买卖、小商小贩的一些杂税，如禁革民间田房过户中官吏的滥收税契银，免去澎湖渔艇对水师衙门的1，200两规礼银，豁免桂林府厂鱼税，临桂县墟税，灵川、永宁小税，平乐府糖油鱼苗税等。

 对读书人多加开恩。禁派绅衿的打更、出河工等杂差，禁收童生试卷费，勿使学政及胥吏借名苛索。

裁撤直隶营田水利衙门。将新旧营田一概交由州县官管理，井田改为屯庄，庄户按亩纳粮，与农户相同。雍正朝为了鼓励农业生产和务本力农的人，施行老农顶戴制度，乾隆帝予以取消。

（二）多种钦案的局部平反

乾隆帝对雍正朝许多大案的案中人重新安置，表明他的某种否定态度及进行局部范围的平反。

宗室人员案中人。恢复被开除出宗室的允禩、允禟子孙的宗室身份，将锁禁高墙的宗室新德、新福等释放，以敦叙亲族。释放允禵、允礻我，并授予公爵，且以允禵之子弘春不孝不友，革去贝子，软禁在家。

年羹尧案、隆科多案中人。汪景祺、查嗣庭的家属、族人从发配边疆之地释放回籍；李维钧妻子原被罚入辛者库为奴，释放归原旗。

所谓科甲人朋党案中人。原任云贵总督杨名时并非朋党中人，然而雍正帝认为他是科甲人的精神领袖，故意罢他的官，罚修洱海，乾隆帝征召进京，管理国子监事务。蔡珽，判处斩监后，乾隆帝予以赦免。

（三）赦放及启用非政治犯废员

乾隆帝即位恩诏，对原来议降议罚及住俸带罪的文武官员俱加宽免，随即又命对议革的官员亦予宽免。将恩免追赔银两的官员及其子孙应选应补者，俱准铨选。又发谕旨“，一应著追银两，暂停追比”，根本改变雍正朝严厉追比政策。并立即任用废员彭维新署理左都御史，张楷署理礼部侍郎，陈世倌署理副都御史。西北两路用兵的败军之将傅尔丹、陈泰、岳钟琪等人，均从监狱放出。

（四）文字狱与文化政策的更定

曹一士就康雍两朝文字狱上疏请求全面平反，并建议再有妄奏文字悖逆之事，即反坐以所告之罪。乾隆帝批准这一建议，令各省督抚进行核查，若承审官将不当比附的作了比附，以故入人罪律论处。唯有曾静案不能平反，本来雍正帝明令不杀曾静和张熙，而且留有遗言，可是乾隆帝继位三个月，就将曾静、张熙凌迟处死，停止《大义觉迷录》的宣讲，收缴礼部。广东屈大均诗文案中流放福建的屈大均子孙赦免回籍。

（五）坚持改土归流的原因

改土归流、耗羡归公，是中国历史上重大的改革举措，乾隆帝对这些事，骨子里不以为然，但表面上予以维持，甚至是积极态度。雍正十三年，改土归流的一些地区发生动乱，雍正帝指定包括乾隆帝在内的王大臣经理其事。乾隆帝本来将改土归流看做是不应当进行的坏事，可是这时只有硬着头皮将战争进行下去，以顾及国家和雍正帝的面子，如果不将战争打下去，使那些地区恢复到改土归流以前的状态，不就是承认原先做错了吗!事情走到这一步，只能向前，不能后退。所以他不得不将平定苗疆当做头等大事来做，撤回办事不力的张照，改派张广泗前往，用了一年的时间，使得苗疆重新稳定，改土归流的成果得以保存。

雍正朝实行的新制度，有摊丁入亩，耗羡归公与养廉银，军机处，改土归流，秘密立储，奏折制度的确立（或者说完善），台省合一等；大力推行的政策，有清查经济严行追比，打击宗室朋党，惩治所谓科甲人朋党，提升州县，整顿八旗旗务，汇追民间积欠钱粮，报垦荒地，奖励老农，营田水利，实行铜禁，钳制士人思想（各种“文字狱”）等；倡导的文化政策，有呈报祥瑞，好善乐施，路不拾遗，汉化佛教等。对比前述乾隆初政的各项政事，不难发现诸多不同之处。乾隆帝着意改变的不在那些制度方面，而是雍正朝推行的政策，或则取消、停止那些政策的执行，如暂停追比，不许改隶州县，取消铜禁，禁止奏报垦荒，停止捐纳，改井田为屯庄，将营田改归州县；或则宽免各种案件中的被处分者36其家属，起用废员或前朝不得意官员；对前朝的那些所谓民间新气象，更是极端厌弃，不许呈报祥瑞、好善乐施、路不拾遗。由此可知，乾隆初政，对雍正朝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做出了多方面的改变，乃至变动得面目全非。同时还应该注意到，变化的仅是表象，而基本制度并未更改。

乾隆朝政策的更新，是对前朝的某种否定，是对官民的抚慰，皆出于形势的需要，乃因应之变。这种变更当时人都能感觉得到，不过持有不同的见解。原任河东总督王士俊说“：今日条陈，惟在翻驳前案，甚有对众扬言，只须将世宗时事翻案，即系好条陈之说。传之天下，甚骇听闻。”他明确提出，当时有一股翻案风，否定前朝政治，这无异于说乾隆初政是在搞翻案。乾隆帝即使是在翻转前朝政治，也要有个孝子之名，现在大行皇帝还未安葬，就翻他的案，这个罪名如何承受得起，是以见到王士俊的奏疏，非常敏感，故对廷臣说“：夫指群臣为翻案，是即谓朕为翻案矣。”又说，为治之道，有张有弛，有宽有严，应视情况而定，是因时制宜，朕与皇考、皇祖的仁爱之心相一致，臣工应当体会得到，至于事关皇考的事，妄有指责的，是朕极其留意而不允许出现的。[4]（P540）乾隆帝不承认他在翻前朝的案，并将王士俊作为佥邪小人，判处斩监后，以后削籍为民。他绝对不会承认有翻案风，但事实上是存在的，其风源当然是乾隆帝的方针、政令。由是观之，所谓乾隆初政，是更改雍正朝的多项政策，说它是翻案，亦未为不可。

二、乾隆帝的宽严相济政治纲领及邀誉心理

前述乾隆帝为政之道，因时制宜，亦宽亦弛，已然表达了他的宽严相济思想。这一节我们就专门考察他的政治观念，发现他之所以主张实行宽和政策，同他的政治理念及邀誉心理分不开。

（一）宽严相济政治思想的提出及其内涵

乾隆帝继位一个多月，召见总理事务王大臣，明确提出宽严相济的施政方针：

治天下之道，贵得其中，故宽则纠之以猛，猛则济之以宽。而《记》称一张一弛，为文武之道，凡以求协乎中，非可以矫枉过正也。皇祖圣祖仁皇帝，深仁厚泽，垂六十年休养生息，民物恬熙，循是以往，恐有过宽之弊。我皇考绍承大统，振饬纪纲，俾吏治澄清，庶事厘正，人知畏法远罪，而不敢萌侥幸之心，此皇考之因时更化，所以导之于至中，而整肃官方，无非惠爱斯民之至意也。皇考尝以朕为赋性宽缓，屡教诫之；朕仰承圣训，深用警惕，兹当御极之初，时时以皇考之心为心，即以皇考之政为政。惟思刚柔相济，不竞不絿，以臻平康正直之治。夫整饬之与严厉，宽大之与废弛，相似而实不同，朕之所谓宽者，如兵丁之宜存恤，百姓之宜惠保，而非谓罪恶之可以悉赦，刑罚之可以姑纵，与庶政之可以怠荒而弗理也。朕观近日王大臣等所办事务，颇有迟延臻纵之处，想以朕宽大居心，诸臣办理，可以无事于整饬耶?此则不谅朕心，而与朕用宽之意相左矣。……恐相习日久，必至人心玩愒，事务废弛，激朕有不得不严之势。此不惟臣工之不幸，抑亦天下之不幸，更即朕之不幸矣。[4]（P216）

此后，乾隆帝不断论述宽严相济的施政道理，由上引谕旨和历次的讲话，可知乾隆帝的宽严相济、刚柔相济的内涵在于：

（1）因时制宜，纠正前朝末年留下的弊端。

康熙末年，与民休息，出现宽纵之弊，所以雍正帝即位不得不实行严猛方针，进行整饬，于是又产生严峻之弊，形势要求予以改正，乾隆帝当政，只好用宽仁方针取代烦苛之政。雍正朝的整肃与乾隆朝的宽容均为形势使然，不是当政者随意采取的，不是出自当政者个人的好恶。所以乾隆帝屡次说，他实行宽容政策，如果造成政务废弛，他就会被迫采取严峻方针，希望臣下同他配合，不让废弛局面出现。由此可知，所谓宽严相济，当“宽政”出现弊端，就用“严政”来补救，而“严政”出了毛病，再以“宽政”纠偏，如果又发生问题，只好复行“严政”，这是因时制宜的政治思想。“严峻”并非好事，是不得已而行之，最终要走到“宽容”的政治轨道上。

（2）执两用中，强调中庸协调。

“治天下之道，贵在其‘中’”，这一类的话，乾隆帝不知道重复了多少遍。继位第17天，给雍正帝拟定谥号，赋予乃父“建中”桂冠。[4]（P168）雍正十三年十二月说“：朕遵奉皇考圣训，以中平之道治天下。”[4]（P335）乾隆元年（1736年）二月谕总理事务王大臣：“治道贵乎得‘中’，矫枉不可过正。……天下之事，有一利，必有一害，凡人之情，有所矫，必有所偏，是以‘中道’最难。”[4]（P367）雍正帝于十三年五月编辑成《执中成宪》一书，乾隆帝于37隆元年三月为之作序，说此书是皇考“亲阐执中之礼”，皇考“凡施于政教者，或予或夺，或宽或严，或抑扬迟速之稍有不同，而无不立乎大中，可为民极，即《书》所谓执中”。《（执中成宪·乾隆帝序》）四月殿试策论，以执中问于贡士“：朕惟治法莫尚于唐虞尧舜相传之心法，惟在允执厥中。……夫用中敷治，列圣相传，然‘中’无定体，随时而用，因事而施，宜用仁则仁即中，仁非宽也；宜用义则义即中，义非严也；或用仁而失于宽，用义而失于严，则非中也。何道而使之适协于中耶?”[4]（P427）乾隆帝之所以不厌其烦，屡申此意，无非是要实行中庸之道、执中政治，讲究宽严相济，不让因宽而出现废弛的现象，因严而产生烦苛弊病。事情的关键是找到用“中”的法则，令宽严相济而不相悖，施政艺术也正在这里。所以在他讲述这些执中道理的同时，屡屡告诫臣工，现在实行宽政，就有放纵的苗头，不能不加以警惕。乾隆元年三月谕总理事务王大臣，严治民间开始冒头的盗贼、赌博、打架、娼妓四恶，因为雍正期间“四恶”已经敛迹，如今“无识诸臣误谓朕一切宽容，不事稽查，以致大小官吏，日就纵弛，民间讹言，诸禁已开”[4]（P398），故而严饬官吏，厉行禁止。

（二）乾隆帝宽严相济政治思想的产生

它的产生有客观与主观两方面的因素。以客观形势来讲，乾隆帝认识到雍正年间存在的社会问题，在强力控制之中有不安定的成分，他认为需要改变。《世宗宪皇帝圣德神功碑》讲到康雍两朝为什么会有相异的治理方针“：圣祖时，疮痍初复，非遍复包涵，不足以厚生养而定民志”，但是“政宽而奸伏，物盛而孽萌”，如果皇考不来“廓清厘剔，大为之防，其流将溢漫而不可以长久”，因此进行整顿改制。[4]（P855）乾隆帝讲了康熙帝、雍正帝各行其政的客观条件和原因，那么他呢？他不好细说乃父的坏话，唯说臣下奉行不善，出现烦苛之弊，因而令他不得不予以改变，实行宽严相济的方针政策。雍正帝的严猛政治，令许多官僚不安不满，将他的清查抄家，用打牌中“抄家和”来讽刺，讥笑他是“爱银皇帝”；对他的打击允禩党人，就有官员谏议他“亲骨肉”。乾隆帝将这些现象看在眼里，所以继位就对官员和宗室成员施恩。乾隆帝的赋性、政治理念之中，存在着温和的仁善成分。雍正帝遗诏中有乾隆帝“秉性仁慈，居心孝友”的话[4]（P142），应当是知子莫若父的。乾隆帝自谓皇考屡次教训他，说他“赋性宽缓”[4]（P216）。礼亲王允礼在雍正朝，说作为皇子的乾隆帝“性资乐善，于道德仁义之根源，既得之圣祖之渐涵，复申以皇上之谕教”（乾隆帝《：乐善堂全集·允礼序》）①。和亲王弘昼说他的皇兄“：皇祖见爱，养育宫中。恪慎温恭，皇祖见之，未尝不喜。”《（弘昼序》）大学士鄂尔泰在雍正朝经筵会讲中，见皇子乾隆帝“动容出辞，温肃之气具备”《（鄂尔泰序》）。这些人都说乾隆帝性格仁慈、好善、温和而严肃，同宽严相济的政治观相吻合，而尤近于宽仁。

乾隆帝在皇子时代，就将自家的居室命名为“乐善堂”，雍正八年（1730年）汇编诗文集，名曰《乐善堂文钞》，乾隆元年编订成《乐善堂全集》。以“乐善”为名，反映他的一种理想，诚如允礼所言“：皇子夙以‘乐善’名堂，因以标文集，即此见平日心力之所注。”《（允礼序》）乾隆帝自云取这种堂名，是予人以善的意思，因为给人以善，所以最为欢乐；而善是什么?是孝弟仁义，是孝以养亲，弟以敬长，仁以恤下，义以事上。（卷8《，乐善堂记》）作为皇帝，主要是仁以恤下了。在文论中，乾隆帝阐发宽平之政的政治理想，他在论述唐太宗、宋太祖时，赞扬他们“以仁爱之心，宽平之政，保养百姓，治功灿然，昭于千古”（卷6《，宋太祖论》）。为何实行宽平之政，乃因它能赢得众人之心，他理解孔子的“宽则得众”道理，是“自古帝王受命安邦，遐迩向风，熏德沐义，非仁无以得其心，而非宽无以安其身，二者名虽二，而理则一也。故至察无徒，以义责人则难为人，唯宽能并育兼容”。他的结论是宽能得众，而宽是仁的体现。如果不行宽仁之政，“以偏急为念，以刻薄为务，则虽勤于为治”，又有何益？（卷1《，宽则得众论》）这些话给人的感觉是针对乃父政治而言。宽仁的对立面是刻薄，因为刻薄失掉民心，故云宋神宗“信任王安石，用其新法，取利尽于锱铢，掊克罔不在位，于是民心已瓦解矣”（卷6《，北宋总论》）。

乾隆帝宽仁思想的产生，受康熙帝的影响。他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春天起被康熙帝抚养于宫中，深受宠爱，真是受宠若惊。他知道康熙帝有100多个孙子，唯独将他养育在身边“：被恩宠迥异他人”（卷8《，皇祖圣祖仁皇帝恩赐御书记》），他是善于自律的皇孙，虽然年少，每以受康熙帝教诲严格要求自己，如其自云“：孙臣时虽少，然受皇祖深恩，尝思久侍慈颜，长领训诲，谨身约束，庶无过尤。”（卷8《，恭跋皇祖圣祖仁皇帝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他接受了康熙帝宽容的政治观念，所以在讲到康雍两朝政治的时候，对乃父总是用整风饬纪来概括，而对乃祖则是推崇他的宽仁。如云康熙帝在平定三藩之乱以后“，惟务以深仁厚泽，沦浃中外，俾涵泳优游，四方从欲”，民得其乐。[4]（P848）又说康熙帝的包容“：皇祖临御日久，天复海涵，臣工贤否，无不洞悉。晚年多所优容，大臣中或有徇情纳贿之弊，岂能逃皇祖之圣鉴，但不欲深究以保全之。”[4]（P562）包容贪官，本来是不足为训的，可是乾隆帝却是有条件地予以赞扬，可见他对乃祖崇拜的程度。

上面从政治观念考察乾隆帝的施政思想及其来源，但还有一点不宜忽略，这就是他的邀誉意识，而且在初政期间表现得尤为强烈。乾隆帝爱听赞扬、奉承话。左都御史孙嘉淦于乾隆元年上半年上“三习一弊”疏，谓人君“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喜柔而恶刚”，“喜从而恶违”，“三习既成，乃生一弊，何为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是也”。（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15《，孙文定公事略》）孙嘉淦的上书属于谏议性，并非说乾隆帝犯了“三习一弊”的毛病，提出来加以警惕，乾隆帝也表示赞赏他的见解。但是任何谏言都不会无的放矢，孙嘉淦看出乾隆帝有喜谀喜柔的问题，故而提请皇帝注意。乾隆二年十一月，乾隆帝刚刚释服，御史陈其凝疏陈“二欲宜克，三私当省”，三私中有一私，是“好谀”。[4]（P932）他同孙嘉淦一样，提请皇上警惕好谀的毛病。乾隆帝好谀对初政的某些决策，不能不说起了很大作用，他需要标新立异，要与乃父有所不同，改动前朝的政事，以显示他的才华和仁爱品格，树立自身的新朝形象。为着邀誉，他不自觉地说一些过头话，过多地否定前朝的业绩，而后慢慢地把其中的一些话收回来，恢复到前朝的状态。对于他的改变政策及心理，藩属国朝鲜使者将耳闻目睹的情形及收到的情报，汇总起来，对继位初年的乾隆帝及其政事作出这样一些评论“：政令无大疵，或以柔弱为病。”[5]（P82）“雍正有苛刻之名，乾隆行宽大之政。”[5]（P173）“政令皆出要誉。”[5]（P348）看来，乾隆帝好谀邀誉，也是他以宽平之政改变乃父政策的一个原因，这个因素是不可忽视的。

三、初政效应及遵循雍正朝基本制度

乾隆初政实行的效果如何，应该作出怎样的评价，对此要放长时间来看，或许会清晰一点。

(一) 初政稳定社会的成效

雍正后期进行过两场战争，消耗国力，大大降低了皇帝的威望。对准噶尔人的西北两路用兵，屡吃败仗，双方都打不下去了，雍正帝主动议和。乾隆帝继位，继续和谈，达成协议，暂时解决了西北问题。乾隆帝对苗疆坚持用兵，成功地维持改土归流的成果，并且不再否定这一政策，维护了雍正朝的改制成果。西北、西南的稳定，更是中央政府与中原地区的安定因素。那些去烦苛、施恩惠政策的实行，获得了人心，因为严猛之政，在传统的政治思想中不占主导地位，仁政的思想深入人心，严政不到万不得已时是不能使用的，就以雍正帝来讲，他就认为仁政好，只是当时的形势不允许实行，他表示社会状况好转之后，他就会实施宽仁政治，社会条件允许实行宽政，那才是他的福分。乾隆帝认识是相同的，他说如果臣下放纵，出现废弛的情形，他就会被迫推行严政。谁也不愿意落个实行严政的坏名声，所以从严政改为宽政，是会得人心的。实际上在雍正帝的整顿之后，社会条件允许乾隆帝实行宽平之政，乾隆帝也有这种禀赋认识形势，及时改变前朝政策，取得相应的社会效果。所以乾隆初政值得肯定，《 啸亭杂录》所记录的民间欢迎乾隆初政情况，应当是属实的。《清史图典·乾隆朝》认为，“‘宽严相济’是乾隆帝处理政务的基本方针，这一方针是他总结了历代帝王特别是康熙帝、雍正帝统治经验而确定的。因时因事而宽严相宜，从而开创了不同于康熙、雍正朝的政治局面”[ 6 ] ( P3) ，应当是符合实际的说法。周远廉相当肯定乾隆初政，认为乾隆帝“政尚宽大”，补救前朝的偏差[7 ] (P19) ，所论都有事实根据。

(二) 恢复、维持雍正朝创行的主要制度

前述乾隆帝的新政主要是针对雍正朝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而不在所改革的制度方面，对制度性的事物，有的他并非没有异议，但是比较慎重，而最终维持雍正朝的制度，兹就其态度一一作出说明。

对耗羡归公及与之相联系的养廉银制度，乾隆帝在乾隆七年(1742 年) 以前处于认识不清晰，吃不透、拿不准的状态，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下令禁止滥收耗羡，说雍正帝就考虑在各省补清亏空之后，减少或革除耗羡，而他自己表示“从容计议”将来条件允许的时候，可以取消耗羡。[4]（P290）以后他不断听到耗羡归公不是善法的议论，令他产生疑虑，但在初政期间并未将它作为重大事务提出来。而到乾隆七年春天会试之时，通过殿试策论，征询贡士的意见，不得要领，又让九卿翰林科道及各省督抚发表意见，大学士等认为耗羡归公是“良法美意，可以久远遵行，应勿庸轻改旧章”，这时乾隆帝也承认“钱粮之有耗羡，盖经国理民，势事之必不能已者”，而耗羡归公，并未增加小民负担，令办公有资，捐派不行，系“爱养黎元，整饬官方之至意”，遂于十一月乾断，维持这一制度，不作变动。[8]（P298）

乾隆帝谅阴期间任用庄亲王允禄、礼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和张廷玉为总理事务王大臣佐理政务，于雍正十三年十月废弃雍正帝建立的军机处，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重大事务同总理事务王大臣商讨，可以不设置军机处。乾隆二年十一月服丧期满，允禄等提请免除总理事务，乾隆帝允准，但考虑到西北两路军务尚未完竣，还有特召交办的事务，须就近承办，所以遵循雍正帝的军机处办法，指定鄂尔泰、张廷玉、公讷钦、尚书海望、侍郎纳延泰、班第进入军机处办事。[4]（P930）这样，恢复了军机处制度。雍正帝创立秘密立储方法，乾隆帝接受了，并于乾隆元年七月，宣布效法雍正帝，采用密立储君之法，认为这个办法是“皇考鉴古宜今，宝爱玉成之妙用”，故而“再四思维，惟有循用皇考成式，亲书密旨，照前收藏”；他同时认为这还是权宜之法，后世未必要奉行此法，将来仍有明立储贰的可能。[4]（P517）也就是说，他虽然秘密立储了，但对这种办法有着保留意见，只是后来几经周折，到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坚信秘密建储是良法，要求子孙遵守不变。[9]（第六章第三节）

对前朝的奏折制度，乾隆帝自始就予以接受，继位第8天，下令准许原来的具折人继续书写，以便他广为咨询，增加见闻，以利治理。[4]（P155）这一制度，从未中辍。

前面已经说过，对改土归流制度，乾隆帝本来不以为然，但为平叛，坚持下去，而后也就以为然了。

摊丁入亩的赋役制度，乾隆帝一贯遵行。

对雍正朝的制度性的改革，乾隆帝虽然对有的项目持有异议，然而后来自我改变了，终于坚持那些制度，使雍乾两朝保持一贯性。我在《雍正传》中讲过这样的意见“：乾隆改变雍正的一些政策同时，保留了其父创行的主要制度，即改土归流，奏折和军机处，摊丁入粮，火耗提解与养廉银等制度，这些也正是雍正的基本政策和功业的所在，它们的得以维持下来，说明乾隆政治与雍正政治有继承性、一贯性。”[10] ( P643) 今天仍然是这样的看法。

(三) 从初政看乾隆帝政治及其调适能力

乾隆帝不愧是明君康熙帝、雍正帝培养出来的帝王，他能总结两朝的政治得失，初政即提出宽严相济、刚柔相济的政治方针，尤其可贵的是能随时观察政治动向，比较及时地纠正露出端倪的偏差。在他初政期间，屡屡告诫臣工，不要因为他施行宽平之政，而不理民务，听任自遂，出现废弛的迹象。如乾隆元年三月说，现在臣下“今日曰宽此，明日曰宽彼，以至群相怠玩，百弊丛生，必至激朕又有不得不用其严之时，则非天下臣民之福也”[ 4 ] ( P423) 。五月，因广西巡抚金鉷半年没有上条陈，指斥他揣度皇帝“欲尚简静，而缄嘿不言为迎合之举”[ 4 ] ( P460) ，似此上谕甚多，不必枚举。他之所以能够训饬臣工，是因为他时刻进行反省，深怕从一个弊端走向另一种毛病，并且有能力来发现。初政期间如此，以后仍然注意。乾隆三年(1738年) 二月谕九卿，不可“因朕宽大，稍萌纵弛，甚至苟且营私，致干物议”[ 11 ] ( P20) 。乾隆四年(1739年)三月训饬部院堂官，“ 近来看得各部院办事，渐觉懈弛，天下之事，整饬难，废弛易”，应当警省。[ 8 ] ( P371) 由此可见，乾隆帝随时调整政策，注意克服弊端，使宽严相济的方针得以完整贯彻。宽严相济，政策适中，反映了乾隆帝政治的活力。

初政中乾隆帝不时讲他实行宽容政策，臣下也这样体会。但是我们发现乾隆帝与康熙帝不同，并不以慈爱面目出现于世，他的严毅一面也很明显，从囚禁王士俊可知，严厉打击可能出现的反对派，也是杀鸡儆猴。他是宽中有严，柔中有刚。从其一生来看，严饬雍正帝遗诏命入太庙配享的大臣鄂尔泰、张廷玉，杀戮大臣讷钦、张广泗，实际上废黜皇后乌喇那拉氏，大兴文字狱亦是一端，甚至因立储的事，要诸皇子安分，不要兄弟相戕，否则“与其令伊等兄弟相杀，不如朕为父者杀之”[ 12 ] ( P207) 。这种话，康熙帝是说不出来的，而且因为皇长子允褆说出要代父皇杀废太子允礽的话，康熙帝立即将他圈禁。对比一下，乾隆帝的严酷一面就暴露出来了。他的这种性格，赋予到政治当中，就能够宽严相济、刚柔相济。

收稿日期：2007201222

作者简介：冯尔康（1934 —） ，男，江苏仪征人，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教授。

40参考文献：

[1]　雍正.大义觉迷录[A].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清史研究室.清

[2]　陈东林，徐怀宝.乾隆朝一起特殊文字狱———“伪孙嘉淦奏稿案1986.

[3]　雍正朝起居注册（第1册）[Z].北京：中华书局，1993.

[4]　清高宗实录（第1册）[Z].北京：中华书局，1985.

[5]　[朝鲜]李朝实录·英宗实录（第44册）[Z].汉城：学习院东洋

[6]　朱诚如.清史图典·乾隆朝·政务篇[Z].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7]　周远廉.乾隆帝大传[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8]　清高宗实录（第3册）[Z].北京：中华书局，1985.

[9]　白新良.清代中枢决策研究[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

[10]　冯尔康.雍正传[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11]　清高宗实录（第2册）[Z].北京：中华书局，1985.

[12]　清高宗实录（第5册）[Z].北京：中华书局，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