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义

    封建国家政权在任命官员时，为了避免亲友邻里的请托徇情，制定出一定的限制条例以防患于未然，这就是回避制度。清朝的任官回避制度中，最重要的是地区回避和亲属回避，此外还有师生回避和拣选回避，其中又以地区回避牵涉面最广。

    地区回避是指官员的籍贯与就任地区不得相同或接邻。由于京官和地方官的情况有所不同，故反映在回避的具体规定上也有差别。 

    在京官员的回避是指出任户刑二部司官和道监察御史的籍贯，不得与所管省份相同。例如，浙江籍人不得充任户刑二部浙江司和都察院浙江道监察御史等。其原因除了它们都属要害部门，还由于这三个衙门均以省名设司、设道，并各按所称省名辖理或监督所在省份的钱粮、刑名等事。 

    外地官员的回避，规定自督抚至州县官，本省人不得在本省任职，有的虽非本省人，但因原籍与任地相距在五百里以内，也得照例回避。由于外官任职情况比较复杂，所以在具体施行时，还常有调整。比如按照原先的定例，地方官回避只限于省道府州县厅的正印官，佐贰杂职不在其内。雍正十三年（1735）回避面则有扩大，规定“各省佐贰杂职驻扎地方在原籍五百里以内者，亦令回避”。又如盐场官员，向例“因无地方之责，并不回避本省”。乾隆五十二年（1787），以“盐斤既关系民食，且所属晒丁、灶户钱粮、词讼，俱系该员经理，究恐有徇私瞻顾等弊”，决定也要“回避本省”。再如管理治河的河道官员，初时亦无地区回避之说，乾隆三十二年（1767）议定：凡河工同知以下各员，有官居本省而距家在三百里以内者，俱应加以回避。五十五年（1790），又扩大到五百里。 

    清朝政府规定的地区回避，开始并不包括满洲等八旗官员。这一则是因为八旗官员除少数驻防者，多集中于京畿地区，回避问题并不突出；再则在顺治、康熙之际，八旗人员多出任显要，很少有担任基层职务的。雍正四年（1726）规定：“汉军人员，京官不补刑部司官，在外回避顺天、直隶各官”，但这只指道府以下官，至于督抚布按，仍照旧不在回避之列。乾隆十五年（1750）把对汉军旗人的限制扩大到满洲旗人，确定若有补授直隶州县官员，凡在五百里以内者，悉行回避。 

    在地区回避中，有的人因迁居他省，属于长期寄籍者。对于这些人，乾隆七年（1742）规定，无论原籍、寄籍，“均令回避”。比如浙江人寄籍于顺天府，那么浙江、直隶均列为地区回避。另外还有一种人存在原籍和祖籍问题，或者商人经商具有商籍身份，对此，原则上亦确认这些人都应回避，即原籍、祖籍、商籍统统回避。稍有例外的是对盐场河工官员，可放宽不回避祖籍。至于寄籍回避，光绪时进一步规定：凡现任官员，在其任所属民中，如有五服以内亲族寄籍，而又“系属聚族而居，业已成村者，应令回避，以别府之缺酌量对调”。就是说，只要在辖下有近亲聚居，即需回避。 

    亲属回避是指有直接血缘关系和姻亲关系的人员，避免在同一衙门、或有上下级关系的衙门、或互为监察的单位担任职务。回避的原则是，同辈由官小的回避官大的；若系同一品级，则由后任回避先任。不同的辈份，除京官出任部院堂官，例由官小者回避外，若系相同官衔，或品秩稍有大小，则由辈份小的回避辈份大的。至于地方官中，遇到直系亲属为上司或下属的，通常令官小者回避。有的虽非直系但因关系密切，也要加以回避。 

    以上定例，在实际施行时，根据宗族血缘关系的远近，还常有不同的处置。比如对外姻亲中的母之父及兄弟，妻之父及兄弟，己之婿、嫡甥，均属至亲，回避之例较严。至于母兄弟之子，姨母之子，关系较远，虽同任外官，“可无庸避”。 

     在亲属回避中，任官职司的重要，也与回避的轻重大有关系。康熙十年（1671）规定，“外官有关系刑名钱谷，考核纠参者，不分远近，系族中均令官小者回避”。在这里，回避所及，不只是直系亲属，而扩大到一般同族之人，因为刑名钱谷，牵涉利害较广，聚族一处，情谊关切，故得倍加防范。同样的道理，户部十四司、刑部十七司分省者，司官之宗族，照外官例加以回避。另外像嘉庆十七年（1812）议准：“现充盐商人员，不准选户部司员”；“祖孙父子及嫡亲伯叔兄弟，有现充盐商者，亦令其回避户部”。原因是户部总司各省盐务，盐政牵涉到国家赋课，因而需要从严控制。 

    由于亲属回避在某些方面比地区回避更难划分界限，界定过苛，难免自缚手足。到道光以后，不得不在某些方面稍加放松。如将血亲范围限于祖孙父子伯叔兄弟之内，其同宗同支而不同祖父的远房兄弟，可不在回避之列。又规定道府以下官员，如只是同宗同族关系，可准许在同省隔属道府任职。 

    师生回避指授业师生和乡会试中的座主和门生之间，在授官时应有所回避。因为师生之谊情同父子，其中又确有人利用师生同年关系，联络声气，以致徇私结党，互相排陷，所以不得不加防范。 

    关于师生回避的范围，清廷曾于雍正七年（1729）作出明确的规定：凡乡会试，“若取中之人为督抚司道，而考官适在下属，应令官小者回避；如考官外任督抚，其属官内有系伊取中者，咨部存案，遇举劾时，于本内声明；考官外任司道，其属官内有系伊取中者，申报督抚存案，如有举劾，于督抚本内亦将该员与司道谊系师生之处，一并声明，以凭查核”。至于府州以下官有“谊关师生”而为上司下属的，或者是督抚司道的下属佐贰官中有师生名分的，因关系直接，或牵涉刑名钱谷之案，故依定例，一律令官小者回避。此外像学政与各府州县的教职官，也谊属师生，嘉庆元年规定，“凡教职俸满甄别保题及大计卓异保荐等项”，学政不得在会衔题报中列名。 

    拣选回避之例出现的时间较晚。嘉庆时，清廷发现有的拣选大臣在拣选官员时，竟将本人至亲挑入，以造成既成事实。为此，皇帝觉得需要制订法规予以限制。经吏部等官员集议奏准，规定凡与拣选人员和钦派大臣有宗亲或姻亲关系的，一般照京员回避之例，令官小者回避。遇到某些特殊情况，像拣选满洲、蒙古和汉军的某些职位，可采取事先呈明或请旨多派大臣以便回避等方式，加以解决。 

    清朝政府为了保证回避制度的执行，规定候选官员向吏部投供验到时，都得随缴履历亲供和同乡京官印结，如实填写原籍、祖籍、寄籍等情况，以及祖孙三代身份等等。如有需要回避姻亲者，应在有关注册文结内一并声明，有的则在掣签分发到省后，向督抚提出补调。官员领凭赴任后，所在督抚还得进行审核，“确查所指之省有无先行流寓、寄籍、置买田产，与本身父子胞兄弟、胞伯叔侄开设典铺及各项经商贸易，及在各衙门协办刑钱等事，取具同乡官印结，声明是否顶替”，然后咨报吏部，“以凭核办”。违反回避规例，比如应该具呈声明而没有如实说明，或“故意捏饰，希图规避”等等，要受到革职、降一级到三级调用以及罚俸等处分。主管官员若有“徇私瞻顾”，或“讳饰隐匿”、“扶同捏报”者，也要受到革职、降调和降级留任等处分。 

    总的来说，清代的回避制度在总结以往朝代经验的基础上，规定比较严密细致，执行亦较认真。但在专制主义极权的时代，皇帝拥有最高的权力，同样的规制，只要皇帝下旨，便可作为特例另行处理，甚至加以推翻。比如在地区回避中，有任官不得于籍贯五百里内就职的条规，可同时吏部却有“汉军凡奉特旨补授人员，不行回避”的补充说明。还有像“满洲道员以下等官，如系奉特旨补授者，亦照汉军之例毋庸回避”。这就明白地赋予皇帝有便宜之权。 

       回避制度对抑制官员请托徇情起到了一定防微杜渐的作用，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些副作用。特别是地方州县官，因为异地做官初来乍到，不熟悉当地民情风俗，甚至存在语言障碍而无法任事，不得不委权于幕客吏役，从而造成吏胥弄权的局面，也给社会带来了一定危害。    

作者简介 

郭松义，1935年生，浙江上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著作有《伦理与生活——清代婚姻关系》、《中国屯垦史》等20余部。

(转引自中华文史网，《清史镜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