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革新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出现了学习西方的热潮，与此同时，中国的有识之士也看到东学西渐的必要性，并做了一些脚踏实地的工作，为中华文化的外播做出了贡献。王韬、陈季同、辜鸿铭等人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充当了“东学西渐先行者”的角色。

     王韬（1828—1897），字紫诠，号仲弢（tāo），江苏吴县人。他早年供职于上海墨海书馆，参与外国传教士主持的翻译西书的活动。同治元年（1862），王韬因上书太平天国事而受到清政府的通缉，避难于香港，结识了英国传教士理雅各。当时理氏正着手英译中国儒学经典。所译《四书》英文本作为《中国经典》的一、二卷已经在港出版，其他各经籍的翻译工作进展得艰难而缓慢。遇到王韬，他立即聘其为译书助手。由于王韬的加盟，译书工作进展速度加快。至同治四年（1865）7月，《书经》译述宣告完竣，作为《中国经典》第三卷刊刻行世。随后，《诗经》、《春秋左传》的英文译本相继告成出版。与以前流行的中国古代典籍译本相比，理雅各、王韬合译的《中国经典》，内容相对齐全，翻译水平比以前的同类作品有所提高，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成为欧洲汉学界研究中国古代典籍的标准译本。

     王韬具有深厚的传统学术文化造诣，被时人称为“人中之龙，文中之虎”，他在《中国经典》的英译工作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负责所有译著的前期基础工作。每译一经，他都要事先博采群书，详察密考，写成笔记，以供翻译之用。对于理雅各弄不懂或有疑问的地方，还要研讨说明。他为翻译整理编写出大量的笔记与资料，如《皇清经解校勘记》二十四卷、《国朝经籍志》八卷等。他所写的文章有很多被收入《中国经典》。王韬赴英助译时曾作历学论文五篇，其中两篇为理雅各所采纳，收到《中国经典》第五卷书首的序言中。理雅各高度评价王韬所做的努力，他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称赞王韬说：“对我来说，只有第一流的中国学者才有价值。我还没有遇到过一个能够与他匹敌的本地学者。”（张海林《王韬评传》第105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继王韬之后，陈季同、辜鸿铭继续光大中华文化外播的事业，先后用西文撰写出介绍中华文化的著作、译作，把中华文化的外播事业向前推进了一步。

    陈季同（1851—1905），字敬如，福建福州人。早年肄业于福州船政学堂，后被清政府派遣出国，担任翻译、参赞等职，代理中国驻法公使兼比利时、奥地利、丹麦、荷兰四国参赞，先后在西方居住了近二十年之久。陈季同通晓多种西方文字，对法文尤其精通。他对西方社会政情的见解以及对法文的掌握运用，在当时国内很少有人能够企及，甚至连西人也赞叹不已。陈季同晚年曾经主持过南京的翻译局，做过一些向国内传播西方文化的事情，但这方面的成绩似乎并不显著。他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突出贡献，在于以自己撰写的西文著作（主要是法文著作）直接向西方社会介绍中国，传播中华文化。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起，他陆续出版了不少法文著作，行销于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介绍了中国的不少情况。陈季同的书主要由以下两家出版社出版：

     由巴黎加尔马恩·莱维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自画像》，对中国的风俗、文化作了详细介绍，引起法国读者的浓厚兴趣，后被译成英、德等国文字在欧美流传。《中国人的戏剧——比较风俗研究》，是一部中法文学比较研究随笔集，于光绪十二年（1886）出版，年内3次印刷；《中国故事集》，选译了《聊斋志异》中的26篇故事，是陈季同的第一本译著，于光绪十五年（1889）7月出版，年内3次重版，次年被译成意大利文在罗马出版。

     由巴黎夏尔朋铁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的快乐》，分类介绍了中国的传统节日、郊野之乐、各类人群的娱乐及游戏，描绘出一幅生动的东方民族风情画卷。光绪十六年（1890）3月出版。同年，英国伦敦出版了该书的英译本；《黄衫客传奇》，是陈季同在唐代传奇《霍小玉传》的基础上用西文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光绪十六年11月出版，光绪二十六年（1900）被译成意大利文在罗马出版；《一个中国人描绘的巴黎人》，光绪十七年（1891）5月出版，作者以一位中国文化人的身份，描绘了自己所亲历的异域人民的日常生活；《吾国》，光绪十八年（1892）2月出版，由陈氏在欧洲撰写的11篇文章所集成。

     陈季同的以上7种法文著作体裁多样，内容丰富。有些书出版后，一度成为法国及欧洲的畅销书，在西方社会产生了轰动性效应，有助于在海外播扬中华文化、破除西方世界对于中国及其文化的传统偏见。

     旅居欧洲多年的陈季同发现，西方人并不缺乏了解中国的好奇心，但对于中国及其文化又存在着严重的偏见。他感慨地说：“在欧洲，我不仅常常被问及一些极为荒谬可笑、愚不可及的问题，而且发现，甚至那些自称要描述中国的书籍也谈到了许多怪诞不经的事情。”作为一个中国人，他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决心要亲手破除这些偏见。他认识到，这些“错误的形成来源于偏见。因此，当我觉得有能力写一部关于中国的书以表达我个人的印象时，就决定提笔写出它并将其发表。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想我恐怕更有资格去完成这一任务。至少不比他们缺少便利条件”。（陈季同《中国人自画像序言》，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基于这种考虑，陈季同确立了这样的写作宗旨：

     我打算在这本书（指《中国人自画像》一书）中实事求是地描述中国——按照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了解来记述中国人的风俗习惯，但却以欧洲人的精神和风格来写。……总之，像一位了解我所知道的关于中国一切的欧洲人那样去思考，并愿意就研究所及，指出西方文明与远东文明之间的异同所在。（同上）

     从陈氏著述的内容及效果来看，他基本上实现了这一目标。  

     辜鸿铭（1857—1928），名汤生，原籍福建同安。自幼留学英国，曾遍游德、法、意、奥等国，精通西方语言及文化。回国后，长期担任洋务派大吏张之洞的幕僚，后任清政府外务部左丞。辛亥革命后，为北京大学教授。辜鸿铭以“精通西学而极端保守”的思想表现而被人们称为近代中国的“文化怪杰”。独立完整地向西方翻译儒家经典，便是他在向域外传播中华文化做出的积极努力。

     王韬协助理雅各翻译出版的《中国经典》获得诸多好评，但也存在不少缺陷，受到一些中外学者的批评，其中就包括辜鸿铭。辜鸿铭曾对《中国经典》存在的问题予以尖锐批评：“这些译著并不都令我们满意。巴尔福先生公正地评论说，在翻译这些经典的过程中，大量地依赖了那些生造的专门术语。我们感到理雅各博士所借用的那些术语是生涩的、粗疏和不适当的。有些地方简直不合语言习惯。”（辜鸿铭《中国学（一）》，黄兴涛等译《中国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在他看来，西方学者编写的讲述中华文化的书籍，水平低下，错谬百出，充满民族偏见，不能使人正确认识中华文化的价值。这促使辜鸿铭萌发了重新翻译中国经典的想法，并着手西译儒学经典。他完整翻译过的儒学经典有三部，即《论语》、《中庸》和《大学》。此外，他还片段地翻译过《诗经》、《尚书》、《孟子》、《孝经》、《礼记》等经典中的有关部分。辜鸿铭英译的《论语》出版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英译本《中庸》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出版。《大学》的英译虽完毕，但他认为不够完美，未予出版。辜鸿铭学贯中西，不仅精通西语、西学，而且对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造诣深厚，非一般传教士所可比拟。因此，他英译的儒学经典比起理雅各的译本要更为准确、精湛。他还考虑到西方读者的文化背景，在经文注释中尽量引用歌德、莎士比亚、爱默生等西方著名学者的话语，使西方读者很容易地产生亲近感，有利于西人了解中华文化。  

     从王韬协助西人翻译中国经典，到陈季同、辜鸿铭直接用西文专著翻译，显示出在晚清中西文化交流中，中国知识分子不仅强化了外播祖国文化的意识，而且积极参与到这项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业中来，并取得初步成就。他们所做的这种努力，打破了东学西传长期仅靠外国人的一个渠道，开辟了中国人自己向域外介绍祖国文化的崭新道路，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占有一定的位置。

作者简介

     史革新，男，1949年5月出生，山西阳泉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转引自中华文史网，《清史镜鉴》第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