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梁

  　在近代，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华民族为了民族的生存和解放，为了祖国的独立和富强，进行了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斗争。诚然，下层群众是抵抗外侮的基本力量，但统治集团内部的一些爱国者，他们身上的浩然正气，他们勇于御侮、维护国家统一的实际行动也是不可抹杀的。作为中国近代杰出的爱国者，左宗棠坚持反对投降，“一生不谈和议事”，在他生命的尽头，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其爱国之志愈磨愈厉，在临终“遗折”里，更以未能在中法战争中“大伸挞伐，张我国威”而“遗恨平生，不能瞑目”，真是难能可贵。

那么，左宗棠的爱国思想有什么特点呢？

首先，左宗棠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他信为要抵抗外来侵略，维护民族利益，必须立足于“自强”：“我能自强，则英、俄如我何！不能自强，则受英之欺侮，亦受俄之欺侮，何以为国？”左宗棠承认中国在科学技术上落后于西方，但他又认为中国人的聪明才智绝不比西方人差，只要认真学习西方的“长技”，是完全可以迎头赶上的：“中土智慧岂逊西人？如果留心仿造，自然愈推愈精”，“意十年之后，彼人所恃以傲我者，我亦有以应之矣！”左宗棠提倡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又不迷信洋人而妄自菲薄。当听说马尾船政局初见成效时，他十分欣慰，情不自禁地大发感慨：“后此庚续，恢张规模，既得熟极巧生，安知不突过西人耶！”承认落后，又不甘心落后，这正是左宗棠的可贵之处。鲁迅对那种暂时落后，仍能奋力搏击的精神曾给予很高的评价：“多有不耻最后的人的民族，无论什么事，怕总不会一下子就土崩瓦解，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到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种竞技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华盖集·这个与那个》）如果把左宗棠看作是中国近代史上“脊梁”式的人物之一，也许并不为过。

左宗棠的爱国思想还突出表现在他不畏强暴、不怕困难，继承了林则徐那种“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困祸福避趋之”的献身精神。

以收复新疆这一历史事件而论，当时摆在左宗棠面前的就是一条坎坷不平、荆棘丛生的道路：既要在国库空虚、财政拮据的前提下筹措巨额经费，又要在军粮无着、路途艰险的条件下筹粮、筹转运；既要在政敌攻讦、谤声四起的逆境中冒政治风险，又要面对俄、英等西方列强的巨大外交、军事压力。尤其是清政府财政入不敷出，捉襟见肘，当此三空四尽之际，左宗棠只能“昼夜焦思，无从设措”。怪不得有人形容左宗棠当时面临的困境是：“朝命甫下，人人皆为公危。”（杨毓秀：《平回志》）面对征途的艰险、政治风云的变幻、外交斗争的错综复杂，左宗棠义无反顾，以年近七旬的高龄和“马革铜棺”“亦非所计”的浩然正气踏上了收复祖国疆土的崎岖之路。

左宗棠爱国思想的第三个特点是他不墨守成规，不故步自封，希望通过学习西方使祖国富强起来。左宗棠继承了魏源、林则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并努力使之付诸实践。

当西方列强如狂澜一般冲击闭关自守的中国时，对付侵略者的正确途径就是睁开眼睛看世界，承认差距，承认落后，并从敌人那里学得抵御的手段。这是时代向每一个爱国者提出的严峻任务。在侵略者日益施展其鲸吞、蚕食之谋的险恶形势下，左宗棠明确提出“此时而言富强之策，又非师远人之长，还以制之不可”。他不仅创议设立了“马尾船政局”以制造轮船，而且还在兰州创办了“甘肃织呢总局”，要“为边防开此一利”。特别是在他的晚年，随着对近代工业认识的逐步加深，更希望通过振兴民族实业，使国家走上富强之路。然而时不我待，去日苦多，越快到生命的尽头，就愈发增加了左宗棠办洋务的紧迫感。不过此时的左宗棠只能寄希望于年轻一代的爱国志士了。他在光绪元年（1875年）为重版《海国图志》写序时说：“宗棠老矣！忝窃高位，无补清时，书此，弥觉颜之厚而心之负疚滋多，窃有矣于后之读是书者。”由此可见，炽热的爱国之情，正是左宗棠办洋务的强有力的杠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