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与宁远

李鸿彬

袁祟焕成为明末著名的抗金将领，这和闻名中外的宁远城(今辽宁兴城)是分不开的。他驻守宁远七年间，曾先后两次击败后金兵的进犯，取得了宁远、宁锦保卫战的重大胜利，致使老汗王努尔哈赤郁闷患疽身亡，新汗王皇太极被迫寻求议和，于是辽东形势和明金战局发生急剧的变化。本文拟就袁崇焕守卫宁远城的战略、战术及其社会影响，谈些粗浅的看法。

一

    袁崇焕，字元素，号自如，广西藤县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中进士，出任福建邵武知县。天启二年(1622)正月，因御史侯询荐举，入京任兵部职方司主事。他“为人慷慨，负胆略，好谈兵。遇老校退卒，辄与论塞上事，晓其厄塞情形，以边才自许”[①]。当辽西重镇广宁(今辽宁北镇)失陷的消息传到京师，明廷大为震惊，上下一片慌乱，袁崇焕却很镇静，独自单骑出关巡阅形势，回来后抨击那种畏敌言行，并声称:“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②]。这话虽然有些自负夸张，但是英勇气概确实难能可贵，因此受到朝中有识大臣的称赞，于是明廷派他到山海关外监军，袁崇焕从此走上了抗击后金的斗争道路。

当时在明廷内部，有些视敌如虎的权臣，认为关外不可守，主张放弃辽西诸城，退守山海关，新任辽东经略王在晋就是推行这条逃跑路线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向朝廷上疏，请求拨银120万两，在关城外八里铺修筑重关一道，“卫山海以卫京师”[③]。袁崇焕  “以为非策”[④]，坚决反对。天启二年六月，兵部尚书孙承宗到山海关一带视察，袁崇焕向他陈述了反对修建重关的看法。七月，孙承宗回到京师后，称赞袁崇焕“英发贴实，绰有担当”[⑤]，积极支持袁崇焕的意见，业向朝廷奏称:“与其以百万金钱浪掷于无用之版筑，易若筑宁远要害以守”[⑥]，同时又指出:“在晋不足任”[⑦]。因此，明廷将王在晋免职，调离辽东，“而八里筑城之议遂熄”[⑧]。

九月，孙承宗出任辽东经略，重用袁崇焕，孙袁二人通力合作，积极整治宁锦防务，孙承宗为了巩固关外，收复失地，命袁崇焕驻守宁远。袁崇焕到达宁远以后，采取以下措施，使宁远成为抗击后金的前沿阵地。

    ——修筑城堡，加强防御。袁崇焕首先组织力量，修建宁远城，他“乃定规制:高三丈二尺，雄高六尺，址广三丈，上二丈四尺”[⑨]。业学习西方筑城法，在城的四角各建三面突出城墙之外，“形如长爪，以自柑救”[⑩]的方形敌台，两台之间形成交叉火力网，增强了杀伤力。他还从山海关调来十一门红夷大炮，命火器把总彭簪古加紧训练炮手的攻守之法。因此，宁远成为一座防御力量很强的坚城，它与同时修复的锦州、松山、杏山、大凌河、小凌河、右屯等五十四座城堡，构成了著名的宁锦防线。

    一一安置流民，守卫辽土。由于河东诸城相继失守，许多离乡背井的流民大批涌入辽西各地。袁崇焕反对把流民视为“土寇”，而认为流民可用，故积极推行“以辽人守辽土”的方针，收容和安置了许多流民，除了招募强壮者入伍，进行训练，以加强宁远城的守卫兵力外，还组织其余人员屯田，生产  自救，积蓄粮草，以备守城之用。因此，流民有了安定的生活，他们与全城军民，同心协力，保卫宁远城，于是宁远的防卫加强了，社会生产发展了，不多时宁远就成为一座  “商旅辐辏，流移骈集，远近望为乐土”[11]的城市。

   ——以守为攻，收复失地。袁崇焕以宁远为据点，为了扩大防区，保卫山海关和京师的安全，积极向北推进。天启四年(1624)九月，他亲率明军一万余人，“东巡广宁，谒北镇祠，历十三山，抵右屯，遂由水道泛三岔河而还”[12]，这次巡行不仅是观察后金的虚实，而且也是向后金显示军力的行动，对鼓励辽民抗金，增强明军士气产生很大的影响。第二年夏天，他“遣将分据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缮城郭居之”[13]、于是明军恢复防地二百里，把防线从宁远扩张到辽河西岸，使宁远有了屏障，成为抗金的前线指挥部和粮草供给地。

    袁崇焕来到宁远以后，采取以上筑城、  屯田、抚民、练兵、拓边等措施，收到很好的效果，不到三年时间，使宁远成为关外军事重镇，在此期间后金不敢轻意越辽河进犯，完全扭转了广宁失守后的不利形势。由于袁崇焕治理宁远防务成绩卓著，因而升为宁前兵备副使，不久又升为山东右参政。

就在袁崇焕充满斗志，大力经营宁远的时候，天启五年(1625)十月，孙承宗遭阉党诬陷被罢职回乡，由高第任辽东经略，他步王在晋的后尘，认为“自广宁弃后，蓟镇单官，所赖以内护邦畿，外拒奴虏者，憔榆关内为扼要”[14]，主张放弃关外诸城，退守山海关一线。于是“令尽撤锦、右诸城守具，移其将士于关内”，结果造成“委弃米粟十余万，而死亡载途，哭声震野，民怨而军益不振”[15]，业把辽西大片疆土拱手让给后金。

袁崇焕对于高第这种畏敌惧战，有损军威的行径坚决反对，他指出:“兵法有进无退，三城已复，安可轻撤，锦、右动摇，则宁、前震惊，关门亦失保障，今但择良将守之，必无他虑”。可是高第不听劝告，一意孤行，“且欲并撤宁、前二城”。袁崇焕把国家和民族利益置于个人安危之上，拒不从命，表示“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16]，誓与宁远共存亡。

后金汗努尔哈赤得知明辽东经略易人，便于天启六年(1626)正月十四日，统率八旗军约六万余人，从沈阳誓师出发，进攻辽西诸城。十七日，后金兵渡过辽河，“于旷野布兵，南至海岸，北越广宁大路，前后如流，首尾不见，旌旗剑戟如林”[17]，长驱直入，连克右屯，大凌河、锦州、小凌河、松山、杏山、塔山、连山等城，直逼宁远。当时宁远只有一万多守军，敌我力量十分悬殊，因此宁远军民见“虏势甚张，人心惶骇欲逃”[18]。明廷闻警，朝中文武皆“无善策”，认为“宁远必不守”。辽东经略高第在山海关，“拥兵关上不救”[19]。

 袁祟焕临危不惧，召集将士誓死保卫宁远。他“刺血为书，激以忠义，为之下拜，将士咸请效死。乃尽焚城外民居，携守具入城，清野以待。令同知程维（木英）诘奸，通判(金)启倧具守卒食，辟道上行人。檄前屯守将赵率教、山海守将杨麒，将士逃至者悉斩，人心始定”[20]。业命四员战将，满桂领兵守东门，左辅领兵守西门，祖大寿领兵守南门，朱梅领兵守北门。同时四面城墙上都架起红夷大炮，东北两面由彭簪古负责，西南两面命罗立指挥，他们皆精熟火炮，有实战的经验。另外还派遣专人“宣传督阵”、“城上及四门为援”[21]。最后，袁崇焕向全城军民表示，“苟能同心死守，我为牛羊以报是所甘也”，于是“众感其意”[22]，上下团结一致，众志成城，严阵以待。

二十三日，努尔哈赤率军抵达宁远，越城五里横截山海关大路驻营，以切断宁远和关内联系，防备明朝从水陆两路派来援军。同时，他又考虑到后金兵“星夜倍道疾驰，士马疲罢，恐我师出战，皆坐马按佛”[23]，不敢轻意挥军攻城。因此，努尔哈赤便遣使前去招降，并对袁崇焕说:“吾以二十万兵攻此城，破之必矣。尔众官若降，即封以高爵”。遭到袁祟焕的严词拒绝，坚决表示“义当死守，岂有降理”[24]。随后命罗立向敌营放射红夷大炮，击毙数十人，后金兵遂移营而西，躲避火炮的射击。

袁崇焕清楚地知道，拒降必遭后金兵猛烈攻城，于是下令加强警备。果然，二十四日清晨，努尔哈赤见劝降不成，就发动进攻，先攻打宁远城的西南角，后金兵“戴循穴城，矢石不能退，崇焕令闽卒罗立发西洋巨炮”[25]，十余门大炮“从城上击，周而不停，每炮所中，糜烂可数里”[26]，敌人死伤很多。可是后金兵仍不退却，蜂拥攻城，守卫西城墙的左辅率军英勇奋战，祖大寿带领南城墙上的明军前来应援，统炮齐发，箭镞如雨，打退了后金兵的进攻。此时，努尔哈赤见攻打西南不能得手，便移营进攻南门，战斗更加激烈，后金兵在扳车厚盾的掩护下不断攻城，“城上铳炮迭发，每用西洋炮则牌车如拉朽”，[27]当后金兵接近城墙时，“则门角两台，攒对横击”[28]，利用交叉火力杀伤大批敌军。但是在城墙脚下，火炮弓箭不及之处，后金兵用斧凿城，凿开城墙三、四处，宁远城受到严重威胁。袁崇焕在这危急关头，身先士卒，亲自担土搬石，堵塞缺口，不幸负伤，部将皆劝他退下医治，他则厉声说:“偷息以生，复何乐也!”随即“自战裂袍裹左伤处，战益力;将卒愧，历奋争先相，翼，蔽城复合”[29]。当他看到后金兵仍掘城不止，城基俱成凹龛，兵匿深处，城上炮火弓箭、飞石都不能及，便以“捆柴浇油，并

搀火导，用铁绳系下烧走，至二更方才打退，又选健丁五十名，从城上系下，用棉花火药等物，将达贼战车尽行烧毁”[30]，因此后金兵不得不停止攻城，向后撤退。

 二十五日，努尔哈赤不甘心失败，亲临阵前督战，向宁远西门发动猛烈进攻。后金兵畏惧城上炮火，不敢近城，其将无奈，“持刀驱兵，仅至城下而返”。激战终日，后金兵伤亡很大，他们“俱抢尸于西门外，各砖窑拆民房烧之，黄烟蔽野”[31]，一片凄惨景象。次日，努尔哈赤无计可施，准备撤退，这时“见觉华岛有烟火，而冰坚可渡，遂率众攻觉华，兵将俱死以殉。粮料八万二千余，及营房民舍俱被焚”[32]，作为宁远惨败的一种野蛮的报复行动。

努尔哈赤经过三天的攻城战，后金兵损失一万七千余人，马匹弓箭无数。二十七日，他率领残兵败将返回沈阳，这是他对明战争以来，第一次遭受挫败，因此努尔哈赤对诸贝勒说:“朕自二十五岁征伐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何独宁远一城不能下耶?”不怿累日[33]。

袁祟焕取得宁远大捷的消息传到北京，满朝文武欣喜欲狂，兵部尚书王永光说:“辽左发难，各城望风奔溃，八年来贼始一挫，乃知中国有人矣”[34]。天启帝也说:“此七、八年来所绝无，深足为封疆吐气”[35]。袁崇焕在敌强我弱，外援断绝的不利条件下，能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绝非偶然，这是由以下主客观因素造成的。

宁远之战，明朝军民是为了自卫，特别是广大辽民为了保卫乡土而战;而后金则是为了占城略地，奴役人民，扩大自己的割据势力而战。因此，袁崇焕主张积极抵抗，便得到人民群众和官兵上下一致的拥护与支持，所以宁远被围攻期间，全城军民都奋勇投入战斗，如果不是这样，“何宁远独无夺门之敌，内应之奸细乎?”这说明人心的向背是明军获胜的原因之一：

宁远大战之前，袁崇焕深知努尔哈赤会用兵，后金兵战斗力很强，因此他采取以守为玫，积极备战。可是努尔哈赤不把袁崇焕放在眼里，轻视宁远城的防守力量，他并非知己知彼，却犯了骄兵必败的错误，正如他豹谋臣刘学成说:“汗不到半天就攻占沈阳，一天攻占了辽阳，其他的城无数，今为何两天还没有攻占宁远呢?不是辽阳、沈阳的人比宁远的人少，或是庸儒的缘故，也不是枪二炮少钝劣的缘故，汗占领辽东以来，步兵、一骑兵三年没有作战了，兵的厄真(即主将)一怠惰，兵无斗志，车、梯、藤牌不良，武器已不锐利。因为汗轻视宁远，所以天使汗劳苦”[36]。这是明军获胜的原因之二：

后金的八旗兵，习于野战，不善攻坚，可是攻打宁远则是遇到一场攻坚战。这对努尔哈赤来说是以短击长，以劳赴逸，而明军侧是以己之长击彼之短，仗打得很主动。袁崇焕根据实战的需要，认为明军“不利野战，只有凭坚城，用大炮一策”[37]。他除了积极修筑宁远城以外，特别重视使用射程远，杀伤力大的红夷大炮，此外还有子母炮、快铣等火器。这些火炮对于防守和进攻都有很大威力，所以在宁远战斗中，“其得力多藉西洋炮”[38]。这是明军获胜的原因之三。

宁远之战是以明的胜利，后金的失败而告终，它对关外辽东的形势产生了重大而又深刻的影响，从此明金双方对各自的战略、策略都进行了反思调整，由战争状态转向议和阶段。

三

努尔哈赤在宁远战败后，郁忿成疾，不久患疽病逝，由其子皇太极继承汗位。袁崇焕得消息后，便乘机发动外交攻势，于天启六年十月十七日，派遣李喇嘛(即锁南木座)都司傅有爵、田成等三十三人，前往沈阳吊丧。他遣使此行的意图是:“得奴(即努尔哈赤)死之信，盖闻之而未见其的也，无一确探以相闻。边臣所任何事，亟往侦其虚实，一也。因离间其诸子与夷(即后金)上下，二也。且谕其毋仍前叛逆，束手归命，听朝廷处分，三也”[39]。

皇太极即位后，为了打破明朝东联朝鲜，西结蒙古，对后金所构成的包围圈，决定“先抢江东(指朝鲜)，以除根本之忧，次犯山海关、宁远等城”[40]。因此，当明使李喇嘛一行抵达沈阳，他明知是来察看虚实，但仍以礼相待，表示和好，由于后金“将讨朝鲜，欲因此阻其兵，得一意南下”[41]。所以，十一月十六日，皇太极派方吉纳、温塔石等人随李喇嘛同往宁远，致书袁崇焕说:

“尔停息干戈。遣李喇嘛来吊丧，并贺新君即位。尔循聘问之常，我岂有他意，既以礼来，当以礼往，故遣官致谢。至两国和好之事，前皇考往宁远时，曾致玺书与尔，令汝转达，至今尚未回答。汝主如答前书，欲两国和好，我当览书词以复之。两国通好，诚信为先，尔须实吐衷情，勿事支饰也”[42].

宁远大战后，袁崇焕认识到后金的军事力量仍很强大，必然要兴兵再犯，以报前仇。因此，他提出了“守为正着，战为奇着，款为旁着，以实不以虚，一以渐不以骤”[43]的战略。当袁崇焕收到皇太极求和的来书后，正符合他“款为旁着”，以议和为手段，作为缓兵之计，乘机修城筑堡，屯田练兵，重建宁锦防线之策。但是，他知道议和一事关系重大，必须慎重行事，何况自己只是一名小小的边官，所以他不拒绝后金的议和，却以书中大金国与大明国并写，不便入奏为由，仍付方吉纳、温塔石带回，以观事态的发展。

天启七年(1627)一月八日，皇太极命大贝勒阿敏等人，率领三万大军入侵朝鲜。他为了防止袁崇焕起兵援朝，进攻沈阳，于是就在出征的同一天，派方吉纳、温塔石赴宁远，致书袁崇焕请求议和，书曰:

“今尔若以我为是，欲修两国之好，当以黄金十万，白金百万.缎匹百万，布匹千万相馈，以为和好之礼。既和之后，两国往来通使，每岁我国以东珠十，貂皮千，人参千肋遗尔。尔国以黄金一万，白金十万，缎匹十万，布匹    三十万报我.两国诚如约馈遗，以修盟好，则当誓诸天地，永久勿愉”[44]。

 袁崇焕立即将后金求和报告明廷，他上疏称:

“夷使方金纳(即方吉纳)九人特来讲话，随诘来夷，何故起兵?……又投递汉文夷察，将向时皇帝二字改汗字，如虎酋之称，而仍彼伪号.然既差人求款伪号安得犹存，……令易年号，尊奉正朔”[45]

明廷对后金求和十分重视，明熹宗朱由校认为袁崇焕处理“奴使求款，应之有权，战守可恃，操纵合宜”[46]。同时又提出议和条件是:

  “然而十年茶毒，奴罪已深，一旦输情听信匪易，侵地当谕令还.叛人当谕令献.当不止去僭号，奉正朔。一纸夷书，数字改换，便可释憾消疑也”。[47]

袁崇焕看出明金议和条件差距甚大，双方皆无议和诚意，都把议和作为缓兵手段。尽管如此，袁崇焕仍打着议和的旗号，他想利用议和时机，企图修复锦州、中左、大凌河三城，所谓“乘敌有事江东，姑以和之说缓之。敌知，则三城已完，战守又在关门四百里外，金汤益固矣”[48]。

三月五日，袁崇焕派杜明忠等三人，前往沈阳，带去他和李喇嘛书各一封，希望“息止刀兵”[49]。此时后金已战败朝鲜，两国结为兄弟之盟，解除了后顾之忧。于是四月八日，皇太极命明使杜明忠等人回宁远，带回他给袁崇焕和李喇嘛的复书。他在答袁崇焕书中，坚持“以我为是”，索取偿金岁币，业且要求修正国书格式，他说:“我揆以义，酌以礼，书中将尔明国皇帝下天一字书，我下尔明国皇帝一字书，尔明国诸臣下我一字书，已为允协，以后尔凡有书来，当照此书写”[50]。

值得注意的是，这天皇太极又给袁崇焕致一书，书称:“若果两国议和，先须分定疆域，以何地为尔国界，何地为我国界，各自料理。今尔遣使议和，又修葺城垣，僭图侵逼，……不愿太平而愿争战，恐非善事”[51]。这里所谓“分定疆域”，就是山海关以内归明，辽河以东归金，而宁锦一带不得设防，成为中间地带。袁崇焕认为明金分定国界，事关重大，另外还要向后金纳偿金及岁一币，因此拒绝接受，所以议和谈判宣告破裂。

五月六日，皇太极以明人于锦州、大凌河、小凌河筑城屯田，没有议和诚意为由，‘实际上是怕袁崇焕重建宁锦防线，威胁后金一安全，故率领五万大军攻明。当时守卫锦州的明总兵赵率教、监军太监纪用等人，闻知后金兵来攻，便把临近城堡的守军和粮草皆迁至锦州城内，实行坚壁清野。十一日，皇太极率军抵达锦州，遂围其城，见明军有备，即遣使劝降。十二日晨，赵率教、纪用“欲一缓师以待救”[52]，派人赴金营议和。皇太极盛气怒目说:“此我家地方，尔等在此修城何为?”[53]并遣两人随至，带来致赵、纪二.人书，书曰:

“今董率三军，亲至城下，尔等坐困孤城，外援莫至，将待势穷力屈，俯首就戮耶，抑事识机先束身归命耶，夫讲信修睦，共享太平。岂不甚美。……今或以城降，或以礼议和，惟尔两太监酌而行之耳”。

赵率教对来使答复说:“城可攻，不可说也”[54]。因此，皇太极下令“分兵两路，轮番交攻西北二面”。赵率教等人，率领全城将士英勇奋战，“并力射打，炮火矢石交下如雨，自辰至戌，打死敌尸填塞满地。至夜，拖抬死尸，退兵五里，西南下营”[55]。

皇太极攻城受阻后，一面派人回沈阳调兵，一面继续围攻锦州。

袁崇焕看到锦州被围，许多部将要求出一援，他认为“宁远兵不可动”。，不然“正堕其计”[56]，故请求朝廷另“发奇兵逼之”[57]。明廷接受他的意见，从山海关等地调兵援锦，袁崇焕为了增强锦州军民守城的信心和决心，派人致书赵率教、纪用等人，告知明廷援锦的大概计划，“内有调集水师援兵六、七万，将至山海。蓟州、宣府兵亦至。前屯、沙河、中后所兵俱至宁远、各处蒙古兵已至台搂山。……锦州城中火器俱备，兵马甚多，如加意防守，何能攻克”[58]。此书不慎被后金兵截取，皇太极从中得知明廷派兵解救锦州之围情况，他考虑锦州城坚兵盛，一时不易攻破，明援兵抵达，更难取胜，况且这次伐明的主要攻打目标是宁远，而不是锦州。所以改变了战略，二十五日，当后金的沈阳援兵到达后，二十七日，只留下少数人马监视锦州，而亲统大军进攻宁远。

二十八日黎明，后金兵驰至宁远北岗。袁崇焕已有准备，沉着应战，命监军刘应坤、副使毕自肃“督将士登啤守，列营壕内，用炮距击”[59]。而总兵满桂从山海关率领一万援兵在城东列阵助守，命总兵孙祖寿、副将许定国于西门扎营，令副将尤世威严整火器，以备迎战。皇太极发现后金兵的先锋部队已逼近城垣，难以尽力纵击，于是下令后撤，企图引诱明军出战，一举歼灭，可是明军按兵不前。他见此计不成，欲率军攻城，这时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大贝勒，对一年前先汗努尔哈赤兵败宁远，记忆犹新，“皆以距城近，不可攻，愿上勿进，劝甚力”。皇太极说:“昔皇考太祖，攻宁远不克，今我攻锦州又未克，仍此野战之兵，尚不能胜，其何以张我国威耶!”[60]因此，他不听劝阻，亲自率军攻城，于是诸贝勒只好随之进击。

宁远城外的明军奋力抗击，阻止后金兵攻城，明车营都司李春华等，用“红夷”，“木龙虎”，“灭虏”等火器，“齐力攻打”，后金兵死伤“约有数千，尸横满地”[61]。接着满桂、尤世威等也率领步骑冲杀上来，双方战斗更为激烈，满桂身中数箭，尤世威的坐骑被射伤。后金兵在扳车厚盾的掩护下不断攻城，城上袁崇焕指挥红夷大炮轰击，把皇太极的大帐炸毁，贝勒济尔哈朗、萨哈廉、瓦克达俱受重伤。皇太极亲自“督兵攻城，抵暮死者益众，乃撤兵归”[62]，至双树铺驻营。

二十九日，皇太极看到后金兵死伤惨重，宁远城无法攻破，又怕置于宁锦之间，腹背受敌，归路被截，便放弃攻打宁远，挥师北上。三十日，后金兵至锦州，占领骆驼、大兴等堡。六月三日，皇太极命列八旗梯牌及所有攻城用具，并乘骑观察形势，准备攻打锦州。四日晨，后金兵向锦州城南面发动猛烈进攻，锦州守将赵率教等指挥明军用红夷大炮和各种火器射击，迫使后金兵无法接近城墙。皇太极临阵督战，发动多次强攻，皆为明军火炮击退，战斗一直进行到傍晚，后金兵伤亡惨重，士气低落。皇太极“因城壕深阔，难以骤拔，时值褥暑，天气炎蒸”[63]下令停止进攻，决定回师。五日，皇太极率领残兵败将离开锦州，途中拆毁大、小凌河二城，一路忧心忡忡的回到沈阳。这是明军继“宁远大捷”后，再次取得“宁锦大捷”，也是明军在关外战胜后金军的第二次重大胜利。

 “宁锦大捷”，无疑与袁崇焕利用明金议和修复宁锦防线分不开，同时与他“守为正着，战为奇着，款为旁着”的正确战略战术有直接关系。由于宁锦大战的胜利，从而收复了大片失地，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了宁锦防线，形成了以宁远为核心，联络关外诸城，不仅可以独自固守，而且还能互相支援的防御体系，有效的保卫了山海关和京师的安全。

 “宁锦大捷”，除了对明有重要意义外，而对后金也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第一，后金因宁锦战败，促使满洲贵族内部汗权和王权的斗争日益激化，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更加尖锐。皇太极为了解决面临的问题，决定实行一系列的内政改革和对外政策的调整。所以在对明的政策也有所改变，他采纳了廷臣的建议，所谓“我国处南朝之大计，惟讲和与自固二策而已”[64]，就是利用议和的手段，以达到自固的目的，于是主动打起议和的旗号，通过明朝边官、朝鲜国王、蒙古台吉向明廷转达和谈的愿望。直到天聪十年(1636)，皇太极由于进行了社会改革，加强了汗权，业征服了朝鲜和蒙古，解除了东西两面的威胁，便改元称帝，对明由积极议和转入大肆进攻;

第二，皇太极吸取宁锦惨败的教训，放弃了攻打宁锦，打开山海关的作战方针，认为“彼山海关，锦州防守甚坚，徒劳我师，攻之何益?惟当深入内地，取其无备城邑可也”[65]。于是就绕开宁锦防线，取道内蒙入关，深入明境，攻城略地。可是，有宁锦坚城的存在，后金进关也不敢久留，害怕后路被截断，沈阳受攻，所以只好很快退出关外。天聪四年(1630)，虽然后金兵攻占永平等四城，却得而复失，这说明没有清除宁锦防线，占领山海关之前，要想立足关内是不可能的，所谓“年来我兵内入，累次破城获捷，而不得坐守其地者，皆因关门阻隔，首尾难顾，是以得其城而不能保”[66]。可见，宁锦防线直接影响后金制定对明作战的策略;

第三，后金军在宁远两次战败，都是明军火炮所致，皇太极深感“野地浪战，南朝万万不能;婴城固守，我国每每弗下”，“屡屡出征，屡屡不能长驱”[67]，其因是以刀矛弓箭等冷兵器，要想攻破有火炮设防的坚城是不容易的。所以，他也想改变单纯使用冷兵器，而增加倚重火炮的力量，加强后金兵的攻坚能力，于是开始关注铸炮之事。天聪五年(1631)，皇太极命佟养性为督造官，带领一批明降军中的炮匠，如王天相、祝世阴、丁启明等人，铸造红夷大炮，制成后赐名为“天佑助威大将军”，当年就有四十门红夷大炮装备了八旗兵，八月后金兵攻打大凌河城时，“用‘大将军，力也，自后师行必携之”[68]，从而打破了明王朝独擅火炮长技的局面。后金军使用火炮，大大增强了攻坚力量，这对后金战胜明朝，建立清王朝的作战中起了重要作用。

〔作者李鸿彬，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

资料来源：李鸿彬：《袁崇焕与宁远》，《史学月刊》199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