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杰

   星期日放假公休原本只是西方的作息制度，清代晚期传入中国后，逐渐被国人接受，产生了“星期”这个新的时间观念，并在星期日放假公休。从此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节奏变得规律化,定格为今天的以七天为一个单元的生活和工作周期。

   中国以农立国，最重历法，自古就有一套完整的历法体系。从春秋战国直至19世纪末，一直实行混合太阳、太阴的四分历，俗称夏历或农历，它是中国政治与文化的表征，即历史上的所谓“正朔”。这种历法，仅有年、月、日的时间概念，没有星期。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最初以昼夜更替、季节变换安排作息，后来以岁令、年节调节劳逸，其中较有规律的短期休息制度是放旬假，即每十天为一个休假日，但并不普遍实行。在与西方人接触之前，中国人不知星期为何物。

   以七天为一星期的七曜（yào）记日法（旧时以日、月、火、水、木、金、土合称七曜），源于古代犹太人。唐代，七曜历传入，但未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直到清代，情况才发生改变。1807年，英国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来华传布新教，同他的中国教徒们一起，在礼拜日进行传道祈祷，这是中国人对西方的星期日（当时多被称为“礼拜日”）休沐制度最初的认识。鸦片战争后，西方人大量进入并长期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他们按照本国习俗，在星期天休息娱乐，中国人始而好奇，后逐渐认同。1872年6月13日，上海《申报》发表社论称：西洋各国的星期日休息制度，于人生有益，中国应该仿行。1875 年出版的早期维新思想家王韬的《瀛堧杂志》（堧（ruán，城郭、宫殿旁的空地），1876年上海文人葛元煦撰写的《沪游杂记》等著作，都介绍了寓居上海的西方人士在星期六过周末的热闹场景。对于西方传来的良风美俗，经常接触就会产生认同心理，但改变自己的习俗还困难重重。当时，中国人只是从教会、洋行等外国在华机构的作息制度及外侨的日常生活中，知道星期天为国家规定的公休日，但是没有人出面倡导推行，星期日对民众的影响主要还停留在认识阶段。

   到了19世纪80年代，星期日休息制度从个别新式学堂开始，浸入中国古老的休假制度。这一制度的较早实行者是福州船政学堂，一所洋务运动中设立的著名学校。该校为了照顾外国教习的生活习惯，给部分师生放假过星期天。1882年船政学堂规定，在洋教习任教的一班，学生随同教习星期天休息，其余由中国教习任教的三个班，星期天不休息。同校而不同制，显然有校方的顾虑，避免被指责全校通行西俗，但毕竟体现了先行者的勇气。

   1895开始的戊戌维新是一场政治改革运动，也是一场自觉革新的社会风俗改良运动。对西学的推崇，使试行星期日休息制度被提上了日程。

   戊戌维新时期，大批新建立的新式学堂，在其制定的本学堂章程中大都明确规定了全校师生星期天休息的制度。当时还很少有“星期日”这个称呼，通常以房、虚、昴（mǎo）、星四字代替，这是根据中国的二十八宿值日法推算而出，以后的“星期日”名词即来源于此。1897年创办的江宁江南储材学堂规定：“每逢房、虚、昴、星日，照西例休息。”同年，浙江求是书院（今浙江大学前身）也定此规。宁波中西学堂校方规定：“凡遇礼拜日，则停止讲读。”但并非所有新式学堂都实行了星期日放假制度，这取决于学校当局的态度。武昌两湖书院是张之洞创办的一所著名的中西并重的学堂，张之洞喜谈新学，却深恶西俗。故戊戌维新时期，两湖书院仍旧例，“十日放旬假一日”。

   当时，维新派创立的社会团体大多实行星期日聚会或休息制度。1898年1月在京师创立的关西学会，其会章规定“每一星期聚会一次”。同年初创立的长沙南学会规定：会员每月四次聚会，请人讲论时务。时间安排为“房、虚、昴、星之日”。湖南的延年会，是一个以改革旧风俗为宗旨的社团，其会员每逢“房、虚、昴、星日为休息日。遇休息日，可请客，可游行”。法律学会也规定“以房、虚、昴、星日为休息日”。此外，当时的一些报纸，也采取星期日休息制度。维新志士唐才常、谭嗣同创办的《湘报》，每逢星期日，停止出报一期。

   经过多年的潜移默化，又经过戊戌维新风气的鼓荡，以星期为时间周期的观念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已被中国社会所接受。报刊广告与民众生活接触最直接。过去，报刊登载演出广告，开演时间往往使用农历，这时开始使用星期。1899年11月22日《中外日报》报道欧洲某魔术团在上海演出，广告刊登的开演日期为“礼拜二”。1900年3月10日该报刊登法国某戏班演出广告，标注其开演时间为“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即西历本月七号、八号、九号、十号”。同年5月13日，该报报道美国华伦马戏团在沪演出备受欢迎，应观众要求，“在上海再演三礼拜”（即加演三个星期）。1902年5月24日该报刊登英国自行车表演广告，其开演时间“择于五月二十五日礼拜准演”（即星期天）。同年6月8日，该报刊登英国德必士戏班演出广告，开演时间为“华五月初三日礼拜日下午三点开演”。当时不少外国来华戏班的短期演出，常安排在星期六和星期日，因为上海等地市民的生活节奏已将星期六晚上和星期日视为休闲时间。  

   由于社会的认同，鉴于教育部门的特殊需要，1902年8月15日清政府颁布的《钦定中学堂章程》、《钦定高等学堂章程》，首次由政府出面，规定全国中等、高等学堂一律实行星期日休息制度。从1906年起，清政府中央各部也相继在星期日放假公休，率先实行的是一些新设立的中央机构，如主管教育的学部（即教育部）、主管经济的农工商部、主管外交的外务部等。1907年秋，陆军部也开始休星期日。1911年夏，最守旧的吏部与礼部，也跟随潮流，实行了星期日公休制度。至此，清政府中央机构已一律实行了星期天公休制度。地方机构也闻风而动。在司法系统，1907年天津审判厅已实行星期日休息制度。1908年各地普设地方自治机构，成都自治局的办公条例规定：“年节照例放假……星期休息。”    

   星期日休息制度甚至进入了皇宫。1909年溥仪三岁登基，改元宣统。1911年7月，在毓庆宫为其举行隆重的典学仪式，由陆润庠、陈宝琛等人授读。帝师们为一事颇费踌躇，如果在星期日给小皇帝放假，有违祖制；不放假，则不合时宜，为此上报皇室裁决。皇室决定不拘泥祖制而迎合潮流，皇太后在与摄政王载沣商量后下懿旨：“皇上尚在冲龄，未便过于勤学，所请星期休息之处，著照所请，该大臣知道。”

   在清末最后几年间，星期已经约定俗成地成为都市生活的一种新的时间概念。当时，公共文化娱乐设施如公园、动物园、图书馆、博物馆等均以星期为固定的时间单位来安排对公众的开放日程。此时，对星期的称呼也已较为规范。最早的时候称星期为礼拜，称星期天为房日、虚日、昴日、星日，1906年起，正式场合较多使用“星期”一词，民间口头语多用“礼拜”一词。中国在正式用语中明确规定使用“星期”而不用“礼拜”，始于1907年清帝批准的一份奏折。当时，关于全国学堂是实行星期日休假还是放传统的旬假，产生了争论。侍读周爰诹（yuán  zōu）奏请整顿学务，以塞“新学流弊”，他的重要理由是：星期日放假是以“西法变中俗”，应予以取消。清最高权力机构之一的会议政务处在议复此奏时，坚持星期日公休为世界通例，中国不能独异；同时在名称上规定只能称“星期”，不能称“礼拜”。

   由此可知，每七天休息一天的作息制度，之所以采用“星期”这一名词，与中历每月房、虚、昴、星四星值宿之期有关，以此创造了“星期”和“星期日”这些新名词，而拒绝使用民间已经习用的“礼拜”或“礼拜日”，是为了避免基督教影响中国，防止西方人以夷变夏。

作者简介

   闵杰，1949年生，黑龙江省齐齐哈尔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著有《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2卷。论文《戊戌学会考》，获中国史学会第一届优秀论文奖，《论清末彩票》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成果三等奖。

（转引自《清史镜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