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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与西洋画家
来源: 作者: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4-06-30

吴伯娅

   乾隆帝具有多方面的爱好和才能,对绘画有着浓厚的兴趣,对来华的传教士画家颇为青睐。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潘廷璋、安德义、贺清泰都是他的御用画家。其中,郎世宁、王致诚与他的关系尤为密切。

   郎世宁,意大利人,康熙五十四年(1715)来华,从此留居北京51年,以绘画供职内廷,历仕康熙、雍正、乾隆三帝,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绚丽的一页。

   进入清廷,面对一个崭新而又陌生的环境,作为一个受过良好训练的西洋画师,郎世宁清楚地看到中西美术的不同之处。为了博得清朝皇帝的欢心,他注意学习中国画的表现方法,对自己所掌握的西方油画技巧进行调整,走中西融合的道路,以符合清朝皇帝的艺术趣味和中国传统的审美观。

   早在乾隆登基之前,郎世宁便与他有了联系。郎世宁所绘、至今仍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平安春信图》可以为证。图中画有梅、竹、湖石,长幼二人于竹下花前同赏手中之折枝梅。画上盖有“太上皇帝之宝”、“古稀天子”等印,并有乾隆帝的题诗:“写真世宁擅,绘我少年时。”  

   乾隆元年(1736),郎世宁为乾隆皇帝绘制了多幅精美的图画,题材有山水、花鸟、人物、年节画等等。其中最重要的一幅画,是他与唐岱、沈源合笔绘制的《圆明园图》。这幅画充分展示了圆明园的美丽景色,深得乾隆帝的欢心。为此,乾隆帝曾两次颁赏,赐郎世宁、唐岱等人人参、绸缎、貂皮等物。此外,郎世宁还在同年八月,乾隆帝25岁生日时为他绘制了半身肖像画。这幅画较欧洲肖像画法有了不少改变,但与中国传统肖像画的绘画技法又有不同,深得乾隆帝的喜爱。

   乾隆二年(1737),郎世宁继续为圆明园绘制室内装饰画。翌年年初,他身患疾病。乾隆帝极为关切,赏银一百两,供其养病之用。四月初,郎世宁病情好转,乾隆帝特许他在家作画,不必出门奔波。

   清朝皇帝对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的赏识与器重,引起了法国传教团的极大关注。法国传教团要求国内选派有才华的画家来华传教,用绘画获取中国皇帝的欢心,以便于法国传教士的在华传教活动,扩大法国在东方的势力和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法国耶稣会特派画家王致诚来华。

   王致诚,法国人,乾隆二年年底,从法国启程,航海东来,次年到达中国。随后以“技艺之人”,蒙召进京。抵京之后,他将自己的作品《三王朝拜耶稣图》进呈御览,博得了乾隆帝的欢心,命入内廷供奉,从此开始了他长达30年的宫廷画师生涯,也开始了他与郎世宁的长期合作。

   郎世宁来华之后,曾经历了一个逐步适应的过程。王致诚也不例外,而且有着比郎世宁更为强烈的感受。这些在他寄往欧洲的信中有着详尽叙述,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一个西方画家在进入清廷之后的艺术转变及其心路历程。例如,他在寄往欧洲的信中写道:“我一天接一天地作画,连星期天和节日都几乎没有时间祈祷上帝。……除了给皇帝的兄弟,他的妃子,其他皇子公主,亲信大臣们画像以外,我几乎没有按欧洲方式作过画。我必须忘掉我所学过的东西,用一种新的方式作画来适应中国人的趣味。”

   他还写道:“我们都是奉旨作画。我们先作草图,皇帝看后提出修改要求。不管他的要求是否合理,我们都得照办,不敢多说什么。”最后,他表明了自己的心迹:“要不是相信我的画笔对我们教会有用,能够使皇帝对我们传教士们施恩,如果看不到我委曲求全努力工作的前景,我真会马上回欧洲去。那前景是唯一能把我和其他为皇帝服务的欧洲人留在此地的原因。”

   正是出于对传教事业的执著追求,郎世宁、王致诚克服种种困难,长期为清廷服务,绘制了大量精美的作品。题材有人物画、风景画、花鸟画、年节画、扇画、珐琅画等等。其艺术水准正如史书所评:“凡名马、珍禽、奇花、异草,辄命图之,无不奕奕如生。”

   作为宫廷画家,郎世宁、王致诚不仅为乾隆帝绘制了赏心悦目的艺术精品,满足了他的闲情逸致,还充当了史官的角色,用绘画的方式记录了清廷的庆典、习俗以及重大的政治事件,为乾隆帝的文治武功留下了生动的形象资料。这些纪实画既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又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

   乾隆十八年(1753),厄鲁特蒙古杜尔伯特部首领车凌、车凌乌巴什、车凌孟克带领属下3千多户1万余人离开原牧地,到达清朝定边左副将军的驻地乌里雅苏台,归附清朝。乾隆帝对三车凌的归附极为重视,妥善安排了他们的生活。乾隆十九年(1754)五月,在热河避暑山庄隆重接待三车凌,封王晋爵,赏赐金帛,并连续多日在万树园为三车凌举行盛大宴会,欢庆活动达10日之久。

   为了用图画记录下这一历史事件,王致诚奉命赶往避暑山庄进行创作。他被告之“要一点不漏地把庆典场面都画进图里,才能取得皇上的欢心”。为此,王致诚自始自终出席了庆典,他仔细观察,认真构思,绘出草图。随即他又奉命为三车凌等12位厄鲁特首领画像。他先画出一幅,进呈御览。乾隆帝很满意,要求他加快进度,在6天内画完其余11幅肖像。

   继三车凌之后,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也率众归附。乾隆帝决定以接待三车凌的规格接待阿睦尔撒纳。乾隆十九年九月二十三日,他命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共赴热河避暑山庄,用画笔记录庆典活动。十一月,乾隆帝在避暑山庄接见阿睦尔撒纳。郎世宁奉命为阿睦尔撒纳等10位辉特部首领画像。

   从热河返京之后,郎世宁、王致诚便开始绘制反映乾隆帝接见三车凌和阿睦尔撒纳的历史事件的重要作品。乾隆二十年(1755),他们完成了两幅大画。一为《万树园赐宴图》,描绘了乾隆帝在避暑山庄万树园设宴招待杜尔伯特部首领的情景。一为《马术图》,描绘了乾隆帝率文武官员和辉特部首领在避暑山庄观看马术表演的场面。这两幅画分别由王致诚、郎世宁设计并主绘,中外画家合笔完成。它们至今仍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既是清代民族关系的真实写照,也是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三车凌和阿睦尔撒纳的归附,增强了乾隆帝的平准决心。乾隆二十年,清廷派两路大军进征准噶尔。为了表彰阿玉锡的战功,郎世宁遵旨绘制了《阿玉锡持矛荡寇图》。这是一件肖像式的作品。郎世宁以他擅长的写真技法,精细、真实地刻画了一个蒙古族勇士的形象。

   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廷平准平回,统一了新疆。这一胜利将郎世宁、王致诚等人的纪实画创作推向了高潮。这一年,郎世宁绘制了《玛瑺斫(zhuó,用刀斧砍)阵图》一卷,刻画了在平定准部的战斗中,带伤奋战的勇士玛瑺的英姿。此后,他与王致诚、艾启蒙、安德义共同绘制了一套《乾隆平准平回战图》,亦称《得胜图》。这套图共有16幅,宣扬了清廷在军事上的辉煌胜利,深得乾隆帝的欢心。乾隆帝决定将这套图送往法国制成精美的铜版画。二十九年(1764)十一月五日,传旨“将郎世宁所起平定伊犁等处得胜图稿16张,陆续交粤海关监督转交法国,着好手人照稿刻做铜版。其如何做法,即著郎世宁写明一并发去”。  

   郎世宁、王致诚数十年如一日,以精湛的画技为清廷服务。为此,乾隆帝多次对他们进行嘉奖赏赐,在郎世宁70岁时,还特意为他庆寿。乾隆三十一年(1766)六月十日,郎世宁病逝。乾隆帝特赐他侍郎衔,并赏银300两为他料理丧事,将他的遗体安葬在北京阜成门外外国传教士的墓地内。墓碑上写着:“乾隆三十一年六月初十日奉旨:西洋人郎世宁自康熙年间入值内廷,颇著勤慎,曾赏给三品顶戴。今患病溘逝,念其行走年久,齿近八旬,著照戴进贤之例,加恩给予侍郎衔,并赏给内府银三百两料理丧事,以示优恤。”乾隆三十三年(1768)十月三十日,王致诚也病逝于北京。

作者简介

   吴伯娅,1955年生,湖北武汉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著作有:《康雍乾三帝与西学东渐》、《圆明园史话》;合著有:《清代全史》、《中国史稿》(清代卷)、《清代人物传稿》等,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转引自中华文史网,《清史镜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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