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 键

   清嘉庆十八年（癸酉，1813）九月十五日，天理教在京城聚众起事，教徒二百余人攻袭紫禁城，与宫内护军和京营官兵厮杀两天一夜，举朝惊悚。虽说这些教徒和内应最后全都被毙伤捕获，但带给嘉庆帝的震动是巨大的。深深被刺痛的他认为“变起一时，祸积有日”，在罪己诏中指出“因循怠玩”、“悠忽为政”为官场大弊，要求大小臣工“切勿尸禄保位”。这份诏书一改通常的官话套话，而是语出衷肠，直白痛切，“笔随泪洒”，有着强烈的感情色彩，也有着深切的反思和自省。

   因循怠玩，在后来又被嘉庆帝修订为“因循疲玩”，实乃国家承平既久之通病，乃长期执政之痼疾。整整二百年过去，此四字带给政体和百姓的危害可谓罄竹难书，而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仍然有警畏戒惧之必要。

一、疏于防备的紫禁城门

   血溅宫门的癸酉之变，策划组织者为天理教“天皇”林清。此时，曾经席卷数省的白莲教虽被扑灭多年，而山东、河南、河北交界之地，其余绪演化为另一种秘密宗教即天理教，在村庄和市井快速蔓延。林清等人主要活动于京郊一带，发展徒众，培植势力，触角渐渐伸向清廷的一些重要机构。依照与滑县李文成等拟定的攻打皇宫日期，林清精选悍勇教徒，由祝现、屈五、陈爽、李五等带领，提前一天便潜入京城，在正阳门外的庆隆戏院（该戏院老板亦天理教徒）聚集，看戏饮酒，养足精神。第二天领取兵器，伪装成小商小贩，络绎相随，朝着紫禁城进发。

   当时京师由外向内，分为外城（仅绕南城建成）、内城、皇城和紫禁城，警卫巡察层层布防，规制上极为周详严密：外城各门由巡捕营负责；内城设九门提督，有八旗兵分区驻防；皇城内既有满八旗步军营巡逻，又在紧要地点置重兵守卫；紫禁城外由下五旗护军沿城墙分段警卫，四座城门和内卫则属上三旗护军营。加上宽阔的护城河，朱车栅栏，可谓戒备森严。以一批武器简陋、毫无攻坚经历的蛮汉，想要打进紫禁城，应说是难上加难。

   当日午间，天理教徒分为两拨，各约一百人，分别攻打东华门和西华门。他们伪装成向宫内送东西的商贩挑夫，三三两两靠近城门。在东华门，教徒与运煤者因争道发生摩擦，推搡时露出藏掖的刀剑，被守门军士看见，慌忙呼喊关门，教徒除少数强行进入，余者被关在外面，只好逃散。冲入城门的十数人直奔协和门而来，负责警卫的护军副统领杨述曾还算忠勇，率身边仅有的几名护军向前截杀，双方互有死伤，教徒大部分被杀死。

   西华门一路教众则非常顺利，全部进入城门，大开杀戒，守门护军非死即逃，所执兵器也被缴获。教徒初战告捷，关上城门，杀向大内。就这样，看似固若金汤的紫禁城被轻易攻破，西华门是全夥进场，东华门也杀入了一小批。所谓体制完备的都城警卫、皇城护军乃至紫禁城郎卫，几乎形同虚设。

二、太监中的内应

   应该说，天理教徒不是杀入，而是混入了紫禁城。更准确说，是装扮为送货的接近城门，这才暴起用强，斩门而入。帮助他们伪装蒙骗的是一些宫内太监，是天理教在宫中的教徒。没有这些内监的引领接应，癸酉之变也不可能发生。

   参与起事、作为内应的太监（也有个别宫中小吏）多出于河间诸县。这个贫穷的地方，也是奋起抗争的一块热土，有全家入教、整村奉教者。影响所及，他们在京城和皇宫的子弟亲属也信了教，并为提供各种信息。这次天理教的攻袭行动，虽说早有策划，但皇帝去热河围猎，众皇子和内外大臣多跟随前往，皇城和紫禁城防御懈怠，当也是内应先期告知，促使林清最后下决心的主要原因。

   据事后的审讯得知，共查得七八名太监参与了这次事变。唯有茶房太监杨进忠职务稍高，态度也较坚决，先期就在宣武门外铁市打造了数百把钢刀，供起事时取用。其余大都从事低等杂役，平日里难免受人欺侮，心中愤懑，也是其积极入教的原因。正是这些身着内监服色、悬挂出入宫禁腰牌的内应在城门外迎接，麻痹了守门护卫，增加了夺门的突然性。

   值得清廷庆幸的，是这次攻袭行动极不慎重周密。教首林清把宝主要押在几个小太监身上，这些太监则迷信教徒有大法力。庞大的皇宫千门万户，教徒进入后难免有些发懵，一切仰仗内监引领，而几个小太监脑子里想的，首先是要报素日之仇。东华门一路由内监刘得财带领，当本来就不多的教徒攻打协和门时，他却选了两个强手一直向北，经景运门，穿过苍震门，要去杀负责宫内警卫的太监督领侍常永贵，以解往日之恨。哪知常总管身边有几位大内高手，一番血战，他们的短刀不及侍卫手中长棍，三人被打翻拿下，捆得像粽子一般。东路的进攻也就此消解。

   西华门一路顺利进入，且杀死杀伤守门护军，初战告捷，士气正旺，接应的杨进忠却把他们引到偏在一隅的尚衣监，要将里面的人杀掉。原因在于他有一次补衣服不想付钱，遭到拒绝，一直怀恨在心。小小私仇导致了一场无情杀戮，却失去了宝贵战机，待他们一番折腾后赶到隆宗门外，大门早已关上，里面也有了预备。

三、中看不中用的大内侍卫

   隆宗门之内是乾清门广场，大清军机处在焉；进入乾清门便是大内，首先是乾清宫，以及南书房和皇子读书的上书房等；而就在隆宗门北面，便是嘉庆帝常时临御的养心殿。该门设印务参赞、护军参领，有军校三十余人，另有内务府值班人员，却无人敢抵抗，只是将大门紧闭。围垣不算太高，贴墙又有低矮值房可供蹬踏攀援，情况很是危急。

   此时嘉庆帝尚在返回京师的途中，护军精锐多跟从随扈，大内空虚。所幸当年的“木兰秋狝”为暴雨所阻，皇次子绵宁等已先行还京，正在上书房读书。早班侍读的礼部侍郎宝兴退值出宫时，望见东华门有变，虽不敢上前指挥拦截，倒也踉跄奔回，命侍卫关上景运门，自己跑去向绵宁告急，一脸惶惧之色。时嘉庆帝长子已死，刚过而立的绵宁颇有大气象，闻变从容布置，传令四门戒严，召官兵围捕，并命侍者取来鸟枪和子弹，与刚刚18岁的皇三子绵恺、贝勒绵志赶到养心殿御敌。此时已有五六名教徒跃上西大墙，沿着墙脊两边游动，一旦大批教徒跃入，后果真不堪设想。绵宁自幼随父祖行围，见多了危险局面，夷然自若，举枪将一名执小白旗的教徒击落墙外，接着又轰毙另一名踏墙飞身向北者。这位未来的道光皇帝枪法精准，吓阻了教徒的攻势，也带给身边随从极大鼓舞，棍打刀砍，墙上来敌赶紧退缩。嘉庆帝闻知且喜且惧：“若依期行围出哨，又迟十余日，皇子等不能还京。若尚未还京，则踰垣二贼直犯宫庭，孰能击退？”

事实上的确如此，入宫教徒不敢再行翻越，由盛气强攻内宫转为骚扰宫禁，而在京几位王公提兵赶来后，教徒们便只有奔窜躲藏和消极抵抗了。绵宁既果决出手，扭转危局，又临事镇定，指挥部署对进入大内者格杀搜捕，成为敉（mǐ，安定）平变乱的核心人物。

   至于本应承担守卫职责的护军和侍卫，其表现大多一塌糊涂：宫内各门守军十分懈怠，如苍震门只有一人在岗，其余的都去逍遥玩耍；至为紧要的景运门和隆宗门，兵卫无人敢挺身杀敌，只是仓皇把大门紧闭；护军所持刀剑多华而不实，有的锈迹斑斑，有的连刃都未开。皇宫中护军和侍卫远多于来犯之敌，然多数人怯懦避战。记载说明珠后裔那伦闻变赶来参战，有的竟劝他慢慢走，然后看着他被围杀于熙和门，无人上前解救。最过分的是值卫午门的统领策凌，居然率兵逃跑，令此一紧要门户无人守护，若非绵宁派人巡察时发现，要是天理教在外面伏有援军，那可就是另一番景象了。

四、有多少疑点曾被忽略

   就在不久前，天理教已在山东金乡、曹县，河南滑县等多地举事，夺城劫狱，冲州撞府，声势浩大。清廷不得不多方调集兵力镇压，却没有想到京师会出事，在皇帝出猎期间更是一味松懈。

   有人要进攻并夺取紫禁城，其实早有风声。闻听者怕是误传，怕担信谣传谣之责，皆隐匿不报。按说，作为秘密宗教的天理教不太注意保密，居住南郊的教首林清交结官府，呼朋引类，平日很是张扬。他们两年前就确定了行动日期，弄得不少教徒都知道。事变前一年的夏天，远在台湾淡水的一个天理教徒被抓获，竟交待出该教次年要攻打紫禁城，时间和首领名字都很准确。淡水同知急忙上报，台湾知府却认为这种话属于胡说八道，将之一刀了账，根本就没有奏报朝廷。

   事变前数月，祝现的弟弟祝富庆向豫亲王裕丰举报乃兄谋反之事，裕丰开始时打算上奏，后来想到祝现为自家王府中管事庄头，经其介绍，自己去年还在林清家中住过，思来想去，只有隐匿不报。

   事变前数日，早有所闻的步军统领吉伦在西山喝酒吟诗后，以前往白涧迎驾为名，率大队部伍离开京城。属下左营参将拉住马缰，诉说京师潜伏乱党，苦劝他留下来。吉伦佯装大怒，厉声说：“近日太平如此，尔乃作此疯语乎？”接着将他推开，领兵浩浩荡荡而去。

   事变的前一天，卢沟桥巡检已飞报顺天府尹，说祝现奉林清之命，定于次日午时攻打皇宫，现在党徒已经进入城内。府尹将他好一通训斥，警告他不得冒昧乱讲，也不作任何预备。待到真的出了事，府尹大人手足无措，没有任何应变能力。

五、因循疲玩，明朝清朝都由此衰亡

   风起于青萍之末。然所有相关线索，有的被忽视，有的被惧祸闪避，有的被故意隐藏，最后酿成大变。三年后记述天理教案的《钦定平定教匪纪略》编成，嘉庆帝专为写作《因循疲玩论》，开篇便说：“癸酉之变，因循疲玩酿成也。”这是他经过深长反省后的结论，也是他在诏敕批谕中反复申说、严厉告诫的一个关键词。

   “因循疲玩”四字，在此前尚未见语例，或出于嘉庆帝痛愤至极时所创用。因循者，保守、疏懒、闲散、拖延之义也。其是一个形容秕政的百搭词，在《清实录》中，就有因循敷衍、因循推诿、因循悠忽、因循怠玩、因循苟且、积习因循、玩愒因循等，多见于历代皇帝责斥臣下的谕旨。这里拈用一个“疲”字，不独指懈怠玩忽，也将社会衰败凋敝，百姓困苦穷乏的境况凸显出来。

   究竟为什么引发宫变？究竟是什么使得百姓群起造反？“罪至于谋叛，刑至于凌迟，无可再加，而民不畏者”，到底是什么原因？嘉庆帝反躬自问，进而指出“百姓困穷为致变之源”，指出州县官员的悠忽度日，不加体恤，“横征暴敛”，是激变之因，要求诸臣知廉耻，有操守，“以实心行实政，以实力保国家”。客观论列，这位天子一向勤勉认真，其反省并无文过饰非，所做结论也有几分深切清醒，但实际效果有限。清王朝经康雍乾三代治理，国家强盛繁荣，至嘉庆则已是盛极而衰，乱象丛杂。癸酉之变四天后，嘉庆帝缓辔入宫，颁《遇变罪己诏》，“众王公大臣集乾清门跪听，皆不禁呜咽失声”，听到皇帝切切自责，又是“众皆呜咽痛哭，叩首请罪”。就中当也有真正愧疚之人，但大多数应属表演，是在演戏给皇上看。这不也是一种“疲玩”形态吗？此类制度性疲玩滋生百弊，也最擅长举重若轻，避重就轻，遇难呈祥，对什么压力都能从容化解。

   宫变平复后，对失职官员的清算即告开始。清廷在问责上一向严苛，王公勋旧概莫能外，却也难以改变官场积习。道光帝继位，将他老爹说了几百遍的这四个字接着宣讲，作用也不大。林则徐和薛福成等富有进取心的官员，在奏折中也对疲玩积习表达了愤慨和无奈。鸦片传入中国，因循疲玩再加上吸食鸦片带来的沉迷飘忽，国事愈益不堪。 再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雨飘摇，清帝国的大厦轰然倒塌。

   中晚期的大清一如前明，引用《红楼梦》中一句话形容，都是“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外面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曹雪芹说的是一个家庭，写照的则是整个社会，是对因循疲玩的鲜活注解，也是对所有执政者的形象提示。

（转引自中华文史网，《清史镜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