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目录学(三)

吴杰 黄爱平

晚清时期，随着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中国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急剧变化。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使中华民族饱受欺凌蹂嗬之苦。同时，伴随坚船利炮而来的西方近代文明，又对传统的封建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造成了近代中国新与旧，中与西的激烈斗争。这一斗争反映在社会、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目录学这一专门学科也出现了新旧目录学并存的现象。传统目录学仍然存在并占据着统治地位，而新的目录学也逐渐开始发展起来。

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四库全书总目》是发展的一座高峰。从它问世之日起，就以其官修“钦定’的特殊身份，汇众书为一书的独特功用，集一代学术之精华的深厚功力，受到学者的普遍推崇，并对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传统目录学领域，《四库全书总目》更是处于高高在上的独尊地位，成为学者竟相效仿的鸽的。所谓“自汉以后，簿录之书，无论官撰私著，凡卷第之繁富，门类之允当，考证之精审，议论之公平，莫有过于是编失”。27很多目录学家都唯马首是瞻，特别在分类方面，大都随《四库全书总目》亦步亦趋。嘉庆年间范懋柱所编《天一阁书目》，四部之下分四十四子目，基本上是沿袭《总目》的体例。晚清时期，许多目录学家仍视《总目》为令甲，鲜有越出其范围者。如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分类几乎与《总目》完全相同，只把集部的“词曲”类改作“乐府”类；陆心源的《皕宋楼藏书志》，也仅仅在子部中少“法家”一类。至于瞿铺的《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丁丙的《善本书室藏书志》等，则无论分类还是编排，都与《总目》完全一致了。

晚清时期的传统目录学，除在《四库全书总目》的示范效应下涌现弃出一批目录著作而外，还在读书记和史志目录这两个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发展。

读书记与一般读书笔记不同，它是作者在阅读时就书籍本身及其有关问题所作的记载、叙述或评论。这种读书记，人们都是作为目录著作来看待的。与藏书目录相比，读书记所录之书大都是作者仔细阅读过的，因而对于书籍的品评，也就显得更为详细。晚清的读书记，以周中孚的《郑堂读书记》和李慈铭的《越缦堂读书记》最为著名。

周中孚，字信之，号郑堂。他热衷于考据之学，认为《四库全书总目》是“为学之涂径”，于是“遍求诸史艺文志，考自汉迄唐存佚各书”，29又广泛涉猎宋以后特别是当时学者的著述，仿照《总目》体例，写了大量的书目题解，汇成《郑堂读书记》，收书四千余种。30所作提要一部分取《总目》之成说，一部分为作者自己的心得，内容相当充实。由于《郑堂读书记》收入了许多《总目》以后新出之书，所以被学者称为“一定程度上起了《四库全书总目》续编的作用”。31

李慈铭，字悉伯，号莼客。他二十岁开始写日记，一直坚持到晚年，中间只有短期的停

辍。他的《越缦堂日记》中，有很多读书的心得，后人将这一部分辑出，成《越缦堂读书记》一书。《越漫堂读书记》与其它读书记的不同在于它是以日记的形式写的，所以缺乏系统和规范，有的篇章对某部书的作者、内容、优劣等情况都有记叙，有的则只述及某一方面。《汉书》的笔记是分三十次写的，字数达八、九千字，而《资治通鉴》的则只有数十字，差别很大。但李慈铭毕竞是一个有根抵的著名学者，对问题的分析往往是多方引证，触类旁通，颇有独特见解，因而有人认为是书的价值要比“同类著作如《郑堂读书记》为高”。32

我国古代的目录著作能够完整保存下来的数量很少，而史志目录作为史书的一部分，能够随着史书的流传而被保存下来，成为后人研究古籍的重要材料。但在二十四史中，只有《汉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明史》六史有《艺文(经籍)志》，而它们本身也有不少疏漏，因此，辑补、考证艺文(经籍)志，就引起了目录学家的兴趣。宋代王应麟著《汉书艺文志考证》，首开系统研究史志目录的先河。清初因纂修《明史》编订《明史·艺文志》，促使史志目录的增补活动逐渐兴起，乾嘉时期先后出现了钱大昕的《补元史艺文志》、钱大昭的《补续汉书艺文志》等一批史志目录。及至晚清，考订、增修史志目录达到高潮。《中国丛书综录》所收有关史志目录的著作计三十五种，其中有二十五种是晚清时期编纂的。这些著作可分为辑补和考订两类，前者是为没有艺文(经籍)志的史书补修艺文(经籍)志，或补充原有史志目录网略的书目，后者则主要考证修订原有史志目录的外误疏漏。目录学家在浩瀚的书海中辑古钩沉，将爬梳出来的有关材料加以考辨、排比、归类，以反映古代典籍存佚流传的情况。在这些学者中间，以姚振宗的成就最为显著。

姚振宗，字海槎，家中富于藏书，精通目录之学，编有多种目录著作，其中史志目录计有《汉书艺文志拾补》、《汉书艺文志条理》、《后汉艺文志》、《三国艺文志》、《隋书经籍志考证》五种。姚氏不但潜心编目，而且长于考证，他认为：“目录之学，言其粗则胪列书名，略次时代，亦不失其体裁；言其精则六经传注之得失，诸史记载之异同，子集之支分派别各具渊源，版架之古刻今雕，显有美恶，与夫纸墨优劣，字画精粗，古之人亦不废抉奥提纲，溯源竟委，盖实有校勘之学寓乎其中，而考证之学，且递推递密至无穷无尽也”。33他在考证、编目实践中，始终贯穿这一思想，融考证于修志之中，所编艺文志收录宏富，内容精审，一直为后人所称道。

地方志中的艺文志，也是史志目录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的方志十分发达。康熙十一年(1671)诏令各州县编辑方志，雍正七年(1729)又让各省府州县分别撰写地方志书，并限期完成，同时还规定以后每隔六十年修撰一次。这些规定对推动地方志的编写起了重要的作用。当时各省、府、州、县几乎都有自己的方志，甚至一些镇也有了镇志。这些方志不少编有艺文志。《国立北平图书馆方志目录》和《国立北平图书馆方志目录二编》收入清代编修的方志约3，500种，其中近三分之一是有艺文志的。34方志艺文志专收一个地区所存书籍或一个地区历代人物的著述，其中常有为一般目录著作所不收者，是深入研究古代典籍的重要材料，值得引起重视，并予以充分发掘和利用。正当清代目录学在传统学术的范围内继续发展之时，历史的巨变也影响到这一专门领域。伴随着近代社会的变革和西方文化的传播，反映这一新的历史特征的目录学也开始出现了。

洋务运动开展之后，为了学习西方的工艺技术，译书之风逐渐兴起。1867年，上海江南制造局设立翻译馆，主要选译西方科技书籍。1880年，受聘于翻译馆的英国传教士傅雅兰编写了《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一书，对翻译馆的成立始末以及译书的益处、方法等作了详细介绍，该书之后附有译书及出版目录。1889年，王韬编著《泰西著述考》，著录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翻译的书籍二百余种。这些书目的影响虽然十分有限，尚未能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但它们的出现，无疑已经透露出近代学术变迁的信息。

戊戌维新时期，随着中国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的巨大变革，传统目录学领域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变化。甲午战争之后，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的危难，严峻的现实，使先进的思想家认识到中国和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思想、科技等各方面所存在的巨大差距。他们痛切地感到，只有使国人了解外国情况，学习西方长处，才能实现变法自强、富国富民的目的。为此，他们大量地向国内介绍外国书籍，从而为书籍的来源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与此相应，一批新的书目也相继问世，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也十分重视编纂书目。不过他们编目并不从学术着眼，而是要利用书目来宣扬变法，为自己的政治主张服务。康有为首撰《日本书目志》，介绍日本近代书籍。他认为：“泰西之强，不在军兵炮机之末，而在其士人学新法之书”；所以，“今日欲自强，惟有译书而已”。但当时兼通中西文字的人太少，无法直接从西方大量翻译著作，只有借用日本的成果，因为“泰西诸学之书，其精者日人已略译之矣”，而我国通日文的人又比较多，所以，康有为编撰此书，“是吾以泰西为牛，日本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费不千万金要书毕集矣”。35梁启超也编了《西学书目表》和《东籍月旦》等书，他的目的与康有为一样，也在于救国富民，所谓“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士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36尽管康有为和梁启超所编的书目，其着眼点在于宣传维新思想，促进社会变革，但它们仍然以全新的内容和全新的分类，显示出晚清目录学的重要变化。

清代末年，随着学术的发展和新学的兴起，许多新书、、译书相继出现，传统目录学的四部分类法已经无法适应学术发展的要求。洋务运动时期，张之洞在编纂指导学生读书的公书目答问》时，就曾针对清代大量丛书问世的现象，仿效明代祁承喋的作法，在_四：部之外别立“丛书”一部。当然，这一五部分类法尽管有所创新，但毕竟未能摆脱传统的分类框架，没有把新兴的学科内容包括进来。而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出现的《日本书目志》和《西学书目表沙等新的书目，则完全按照新的学科要求来收录书籍并加以分类。《西学书目表》分西学诸书、西政诸书和杂类三部。“西学诸书类”收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西政诸书”类收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而一些难于归类的书籍则全部列于“杂类”。《日本书目志》分生理、理学、宗教、图史、政治、法律、农业、工业、商业、教育、文学、文字语言、美术、小说、兵书十五类，这与现代的图书分类法已经相当接近了。其后徐惟则的《东西学书录》、沈兆伟的《新学书目提要》等书，基本上都是按新的学科分类编纂的，显然受到维新派的影响。

张之洞和康有为、梁启超的目录著作，反映了当时在目录学这一专门领域所存在的新学与旧学分立的倾向。《书目答问》专收传统书籍，因此可以遵循四部之法而略作调整；《日本书目志》和《西学书目表》只收外国书籍，所以能够置四部于不顾而设立全新的类目。但是这种彼此分立的著录方式和分类方法，并不能反映近代图书流传贮藏的全貌，这样，就需要一种能够把中外书籍合编为一的书目代之而起。徐树兰的《古越楼藏书记》在这方面作了尝试。是书把中外书籍集为一编，统一加以分类。全书分学部和政部两大类，下设48个子目，然后将中外书籍分别归于各类之下。如学部纵横学类，下分历朝纵横学派和东西洋纵横学派；法学类下分历朝法学派和东西洋法学派等等。凡标“历朝”者收中国书籍；而标“东西洋”者收日本和西方书籍。尽管这种分类法有把中外书籍简单加以类此之弊，并且用中国传统学术的概念来套用外国书籍，也难免会有牵强附会之处，然而它毕竟能够趋时而进，应需而变，融合中外，并存新旧，这在目录学的发展史上无疑有其积极意义。此外，黄庆澄的《普通学书目录》、杨复等人的《浙江藏书楼书目》诸书，把新旧之书分而为二，合于一编，先旧后新，互不相混，这也是为使目录学能反映现实的学术状况而作的探索。

清朝的灭亡，结束了封建的专制统治制度。政治、社会的急剧变化，又推进了学术的加速演变。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近代学术在我国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学木研究的内容、目的、方法都较以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与此相应，作为传统学术领域的一个专门学科，古典目录学也失去了昔日的风采，面对相继出现的新学科和不断涌来的新书籍，它已经无能为力，难以适从了。新的目录学理论及其分类体系、编目方法逐渐占据上风，成为主体，从而使目录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①江藩。《经解入门》卷五。

②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一。

③参见汪辟彊：《目录学研究》。不过这一统计数字没有包括金石目录在内，实际上并不完全。

④按：这里的统计数字，主要依据官修《四库全书总目》、孙殿起《贩书偶记》和《贩书偶记续编》的材料。其中《贩书偶记》所收部分民国年间的目录著作不包括在内。此外，这一统计数字也未计金石目录，仅供参考。

⑤《观堂遗目》卷上《沈乙庵尚书七十寿言》。

⑥《清代学术概论》第二节。

⑦钱谦益：《赖古堂文选序》。

⑧全祖望：《鲒崎亭集 梨州先生神道碑文》卷十一。

⑨谢国祯，《明末清初的学风》第41页。

⑩如祁承烘的《澹生堂藏书目》新增‘丛书’一类，并在图书著录中采用“互见”之法。

11 13 28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三十二。

12《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五。

14朱葬尊《曝书亭集》卷三十三，《寄礼部韩尚书书》。

15 16见毛奇盼和陈廷敬分别撰写的《经义考序》。

17叶德辉：《郁园先生全书 藏书十约》。

18《四库提要辨证 序录》。

19关于《四库全书总目》的目录学成就与不足，详见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第十三章。

20周积明：《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第26、27页。

21 24《校雠通义 崇刘》。

22《校雄通义。自序》。

25《论修史籍考要略》。

2628《校雄通义·互著》。

27按：有的学者将乾嘉目录学者分为“义例’和‘考据‘两派，而以章学诚、全祖望为‘义例”派的代表。参见李国新《论乾嘉目录学》，载《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

29戴望：《外王父周先生述》，载《郑堂读书记》卷首。

30按：周中孚主要生活在乾、嘉、道时期。《郑堂读书记》则编定于道光年间，故而放在这一时期加以论述。

31来新夏：《古典目录学》第291页。

32《越缦堂读书记》卷首，《出版说明》。

33《师石山房书录 序》。

34按：方志中的艺文志，名目很不相同。有的称“艺文”，有的称“典籍“，有的称”经籍“，有的称”著述“，还有的仅有”金石“(或称“碑褐”)类，可视之为史志专科目录。以上各种，均作史志目录计。

35《日本书目志 序》。

36《西学书目表 序例》。

摘自《清史研究》1992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