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级官员贪赃受贿、枉法营私；酷烈虐民、草菅人命，穷奢极欲，庸碌昏聩，尸位素餐等，是封建社会中官僚政治的通病顽疾，严重腐蚀着封建的国家机器。其中最使封建统治者忧愤焦虑的是，各级官员自上而下，自内而外、相率因循徽衍。遇事或相互推诱，不负贵任;或碌碌中庸，模棱取巧；或官官相护，消弭事端。正所谓：“以含容博宽大之誉，推诱邀安静之名，虚称办事，实则废弛”①。

    嘉庆十三年(1808)冬发生的查赈官被害案——李毓昌案，可窥嘉庆朝吏治腐败之一斑。

一 李毓昌被害案

    李毓昌，字皋言，山东即墨人，嘉庆十三年进士，以候补知县分发江苏。嘉庆十三年夏，江苏淮扬一带天降暴雨，一片泽国，庄稼被淹，人民流离失所。两江总督铁保、江宁布政使杨镬等报灾办赈。李毓昌受任为查赈委员。是年九月，李毓昌率家人李祥、顾祥、马连升等赶赴江苏山阳县(今江苏淮安县)各乡逐一查核被灾民户。十一月初七日，李毓昌在寓所突然“自缢”而亡。

    李毓昌的胞兄李泰清等赴山阳县迎丧，于其住所发现半页残稿，上有“山阳知县冒赈，以利啖毓昌，毓昌不敢受，恐负天子”②数语。李泰清当时即生疑窦，但因无确据而隐忍未发。灵柩运回即墨故乡后，李泰清与李毓昌之妻开箱检视衣物时，又发现其衣服上有多处血印、血痕，疑虑更深。经开棺验视，发现李毓昌浑身青黑色，他们怀疑李毓昌被毒而死。李泰清至京城控告伸冤。

    嘉庆十四年五月十二日，都察院将此事如实具奏。嘉庆帝认为，此案事关朝廷职官之死，“其中疑窦甚多，必有冤抑”③。命山东巡抚吉纶速将李毓昌尸棺提至省城，派委明白干练之详加检验，据实具奏。山东按察使朱锡爵验查李毓昌尸身发现“惟胸前骨如故，余尽黑。盖受毒未至死，乃以缢死也”，④同时命两江总督铁保等速将家人李祥、顾祥、马连升传集到案，秉公研审。经刑部数次追审，此案终于水落石出，大白于世。

    原来，山阳知县王伸汉平日贪赃枉法，不择手段。此次报灾办赈，其浮报本属受灾民户为1万余户，李毓昌办事认真，经其实地勘查，实际只有9千余户。据此一项，王伸汉即贪吞赈款3万余两。李毓昌开具清册，准备据实揭报于淮安知府王毅。王伸汉得知此事后，先派其家仆包祥向李毓昌“贿以重金”，遭到李毓昌正词拒绝，后又“谋窃其册，一不可得”，请托王毅代为疏通消饵，亦遭拒绝。王伸汉由此而怀恨大惧，遂贿买李样等人，密谋毒害李毓昌。

    嘉庆十三年十一月初六日晚，李祥在李毓昌的酒中下毒，因毒性不够，李毓昌并未很快毙命，不断挣扎。李祥、包祥等人恐其不死.，抱住其双臂，吊于房梁之上，速毙其命。王伸汉以李毓昌自缢报闻。忤作验尸后，以“尸口有血”⑥上报知府王毅。王毅因得王伸仅贿路银2千两，怒而杖责忤作，以自缢上报。

    至此，李毓统昌案真相大白。七月初九日，嘉庆帝亲制五言排律三十韵，“为李毓昌阐扬幽郁”，并命山东巡抚在李毓昌墓前建碑摹刻，“俾循吏清风，勒诸贞珉，用垂不朽”⑥。其御制诗云：

    “君以民为本，宅中抚万方，分劳资守牧，佐治倚贤良。切念同胞与，授时较歉康。罹灾逢水旱，发帑布钱粮，沟壑相连续，饥寒半散亡。昨秋泛淮泗，异涨并清黄。触目怜昏垫，含悲览奏章。恫穈原在抱，黎庶视如伤。救济苏穷姓，拯援及僻乡。国恩未周遍，吏习益荒唐。见利即昏智，图财岂顾殃。浊流溢盐渎，怨狱起山阳。施赈忍吞赈，义忘祸亦忘。随波等痪狗，持正犯贪狼。毒甚王伸汉，哀哉李毓昌。东莱初释褐，京邑始观光。筮仕临江省，察灾往县庄。欲为真杰士，肯逐赎琴堂，揭帖才书就，杀机已暗藏。善缘遭苦业，恶仆逞凶铓。不虑干刑典，惟知饱官囊。造谋始一令，助逆继三祥。义魄沉杯茗，旅魂绕屋梁。棺尸虽暂掩，袖血未能防。骨黑心终赤，诚求案尽详。孤忠天必鉴，五贼罪难偿。捧恶法应伤，族贤善表彰。除残替邪愚，示准作臣纲。爵锡亿龄焕，诗褒百代香。何年降申甫，辅弼协明扬。”

    嘉庆帝令将王伸汉的家人包祥，先刑夹一次，然后处斩。李毓昌的家人李祥、顾祥、马连升等，出卖主人，尤其可恶，皆凌迟处死。其中尤以李祥为首犯，命将其解至李毓昌墓前先刑夹一次，然后处死，并摘心致奠。

    此案的主要犯罪官山阳知县王伸汉，贪冒赈银，“法无可贷”，谋害职官，“贪黩残忍”，处以斩立决，知府王榖“知情受贿，同恶相济……罪亦无可逭”，处以绞立决。以为贪墨玩法者戒。

二 嘉庆帝整饰吏治的努力与失败

    “前所未有”之“奇冤”⑦—李毓昌案发生后，嘉庆帝颇为震惊愤怒。他多次颁谕称：凡各地偶有偏灾，朝廷皆不惜帑金，以救济穷黎灾民。但近来多有不肖州县，捏开户口，侵冒肥私。查赈委员亦多有与之通同作弊，从中分肥者，“是直向垂毙之饥民，夺其口食”，实属“毫无人心”。查赈委员李毓昌秉持公正，被人谋害，地方大员竟形同木偶，毫无闻见。更使嘉庆帝不能容忍的是，“试思职官身死不明，显有疑窦，该地方官尚相率朦混，不为穷办。若无告穷民衔冤负屈，又岂肯尽心推鞫，为之伸理?其草菅人命之事，不知凡几矣”.⑧“江南有此奇案，可见吏治败坏已极”⑨。

    贪吞赈款之事，决非江苏山阳县一处。同年，直隶省宝坻县办理赈务，共领赈银4万余两，而宝坻知县单幅昌竟侵蚀赈银2万余两，“侵蚀之数，至于过半”。对此，嘉庆帝还算头脑清醒，谕称：宝坻的待赈灾民近在畿辅，尚不能仰邀抚恤，“其余各州县亦殊不可信”⑩。故《清史稿·循吏》曰：“当时吏治积弊，有南漕北赈之说。”11

    嘉庆帝决定重惩相关的失职封疆大吏，以挽官场颓败之风。七月十四日，嘉庆帝以两江总督铁保从前在司员及侍郎任内“曾经屡获愆尤”，虽经弃瑕隶用，而未能敬慎办公，于李毓昌案又是“昏愦糊涂已极……于案情关健，亦全然不知”，不但不胜封疆重任，亦不堪忝列朝绅，将其革职，发往乌鲁木齐效力；以汪日章身为江苏巡抚，“于所属有此等巨案，全无察觉，如同聋聩，将其革职回籍；江宁布政使杨护、按察使胡克家等亦被革职，留河工效力。”

    嘉庆帝虽下定决心，依恃君主的无上权威，大力整饬吏治。但面对清廷各级官吏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皆已为腐败的吏治官风所浸染的严酷现实，却亦深感左右碰壁，顾此而失彼，回天乏术，致使其慨然喟叹：“当今大弊，在因循怠玩四字……朕虽再三告诫，舌敝唇焦，奈诸臣未能领会，悠忽为政。”13

    山阳县、宝抵县知县贪冒赈款案被揭发后，御史周钺曾上折奏请变改办赈章程，其主要办法是，各地有灾，由地方官查明被灾户口后，“另委道府承办”，以防不肖州县借机僵肥入己。对此，嘉庆帝却不无优虑地说：“试思道府中又岂尽属监能?现在宝坻一军，该管东路同知归恩燕，即曾需索银三千两，山阳一案，该管知府王榖，亦曾收受银二千两。设遇此等道府，令其领放赈银，又岂可信?”况且，各道府对各州县村庄并不亲自踏勘，仍需派委查服之员。如此，“州县之费用更广，于赈务无益而有损”。嘉庆帝无法超越封建官僚政治的局限，拿不出任何行之有效的新办法和防范措施，只好再次重申，“国家办赈章程，良法具在”，今后办理赈务，“如前一律办理”。

    七月二十一日，御史陈中孚鉴于“侵蚀赈银之革员单幅昌、谋毒职官之革员王伸汉及已革知府王毅，皆由捐纳佐杂出身，递邀荐拔。该员等不识诗书，罔知大义……以削夺民膏，钻营上官为事”的弊端，奏请嘉庆帝对于滥行保荐此等人员的上司大员，“照寻常滥保例，加倍严议”。嘉庆帝览奏后，深不以为然。他认为:“由捐纳出身者，固有不肖之徒，即正途出身者，其簠簋不饬，逢迎大吏者，亦不能保其必无。”亦只是再次要求各督抚大员等，嗣后“于举荐各员，惟当备加慎重，以保荐王伸汉等劣员为戒”15而已。

    在李敏昌案中，两江总督铁保失察获咎，被嘉庆帝革职，看似偶然，似乎铁保成了清王朝吏治腐败的替罪羊。其实不然。铁保正是清王朝高级封疆大吏徽衍、因循疲玩的典型代表。

    两年前的嘉庆十二年，铁保在两江总督任内，即曾因失察命案，而受到革职留任的处分。嘉庆九年，安徽寿州武举张大有因奸毒毙其族侄张纶等人三命，按察使鄂云布等讯得实情定案。后因讼师刘儒恒具呈控告，特旨交铁保复审。铁保委派时任按察使遇昌、苏州府知府周锷审办。周锷等人竟“听受请托，颠倒狱情，甚至向忤作教供”16，遂以张纶等猝中蛇毒定罪。.事后，铁保以承审各员平反此案有功，请将有关人员议叙。旋因有人上控，嘉庆帝命安徽巡抚初彭龄复审，勘问得实，张大有受死。嘉庆十二年四月，嘉庆帝以铁保“以特旨交审之案，即与钦差无异，乃并不亲提严讯，率据承审属员照拟定案，复失察周锷等循情混之弊，转以平反得实，代请议叙，实属错谬”17，将其革职留用。事后，嘉庆帝对铁保百般敦劝抚尉，要其于地方政务“实心体会，不可恃才自用”，并特别告诫说：“人情诈伪百出，岂可以浮光掠影处之，必为所误矣！勉力作贴题文章，切勿慕虚忘实。”18

    然而清廷的吏治腐败至深，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事隔两年，铁保在李毓昌案中仍是昏聩糊涂，懈怠疲玩，形同木偶。封建专制的帝王，面对自上而下，由内到外的腐败吏治官风，亦权威尽失，竟致使嘉庆帝“笔随泪洒”地通谕清廷官员：“诸臣若愿为大清国之忠良，则当赤心为国，竭力尽心……若自甘卑鄙，则当挂冠致仕，了此一身，切勿尸禄保位，益增联罪。”清廷各级官吏的因循敷衍，终于“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19，即天理教教徒在清宫太监的内应配合下攻打紫禁城事件。

    其实，天理教攻打紫禁城事件前，嘉庆帝对加强宫廷门禁和严禁教门等事皆有训诫。清廷规定，清廷大小官员无事无宣不得进入紫禁城。但是，日久生玩，值日官兵并不训认真稽查，“以致闲杂人等，任意阑入”。嘉庆十五年春，太监于进忠之侄擅入紫禁城，在外膳房居住长达两个月之久而不为清廷所知，后因其投井而死乃事发。六月一十八日，嘉庆帝降旨严申门禁，命各门值守官兵及该管大臣随时随地稽查，不可如从前泄泄视之，尤不可“专务一时之严紧，日久又复懈弛”20。3年后天理教攻打紫禁城事件证明，嘉庆帝不幸而言中了。

    嘉庆十七年五月，嘉庆帝又以直隶滦州民人董太、董怀信父子传习金丹教、八卦教40余年，发展信徒5千余人，对失察此案的历年有关官员分别予以降级处分。事后嘉庆帝谕称：此案之初，不过三五莠民邪说煽惑而已，如地方官能留心查拿必能立时剪除净尽。无奈各级官员相率因循姑息，漫无察觉，方使其渐传渐广。要求各级官员从此激发天良，以视国事如

家事，随时查禁邪教。六月十二日嘉庆帝通谕各省督抚：“各就该省情形，叙次简明告示，通行晓谕，使乡曲小民，群知三纲五常之外，别无所谓教。天理王法之外，他无可求福。从正则吉，从邪则凶。”希望从今以后，“即间有一二莠民设法煽惑，而附合无人，奇邪自以渐熄灭”21。

    但是，各级官员依然我行我素，“依违迁就，习与性成’，“小事吹毛以求疵，大事养虎而遗患”。对于各地的秘密会党教门，“事前则漫无觉察，临事则张皇失措”22。山东、直隶一带的天理教队伍日益扩大，于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五日，在清宫太监的配合下，分别从东华门和西华门攻打紫禁城，正所谓“变起一时，积祸有日“23。事后嘉庆帝惊呼：“从来未有事，竞出大清朝。”24

二 余论

吏治败坏，是封建官僚政治的通病顽疾，是封建社会中存在的普遍现象，是封建主义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产物。各朝各代的明君贤相，虽对此深恶痛绝，并制定了诸多防范措施，但却收效甚微。嘉庆帝严惩贪墨官员，并深究其上级主管大吏相关联带责任的做法，虽可在一定程度上延缓其吏治的腐败进程，但却不能从根本上杜绝此弊。如何才能真正从制度层面，特别是行之有效的制约机制方面遏止腐败，实现大法小廉，弊绝风清，不仅是历史的同时也是现今我们应该继续探索的政治课题。

    注：①13 19 20 21 22 23《清实录》，《仁宗睿皇帝实录》第四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723、108—109、489、758、723页。

        ②④⑤ 11《清史稿》(第四十三册)，循史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040.、13040、 13039、13039页。

        ③⑥⑦⑧⑨ 10 12 14 16 17 18 《清实录》，《仁宗睿皇帝实录》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36，889，889，876，877 ，893，882，883，896，901一902，903，286，329，376页。

        24《清仁宗御制诗文集》卷十六，《有感五首》。

 (作者 王开玺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