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李治亭

清朝是满族贵族创建的一代封建王朝，从1644年入关，定鼎北京，迄至1911年逊国，统治中国长达268年。一个崛起于穷乡僻壤的少数民族，其文化积累远不如汉族那么深厚，却维系统治如此之久，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与清朝官员有着良好的素养不无关系。受文字限制，本文仅就清朝官员的读书与著书立说，略作议论。

    纵观清代历朝官员，以文官论，皆有深厚的文化素养。他们自幼入学，熟读经史，诗词文赋皆作；既明做人之理，又通历代治乱兴衰之道。经长年的严格训育，再通过层层严格考试，由乡试而会试，先中秀才，再中举人，会试毕，再进入最高级别的考试———殿试，由皇帝出考题，亦由皇帝分等录取，统称为“进士”。这一漫长过程，充满了竞争，优胜劣汰，最后被选中者，堪称人才中的佼佼者和精英。用今天的话说，他们都是真正的高学历，各有真才实学的饱学之士。在步入仕途，出任中央或地方各级官职后，应付自如，出口成章，下笔成文，举凡奏疏，皆出自手笔，即使有书吏或幕僚代笔，也必亲自改过多遍之后定稿。现存清代大臣大量奏章，可以说，差不多篇篇都是范文，亦不乏名篇精品之作。高学历，达到高素养，因而保证了为政的高质量。

    从康熙帝到李鸿章，喜读书蔚然成风

    在清代，无论盛时、衰落，从皇帝到诸官喜读书蔚然成风。雍正帝曾说：“读书养气”，可以“变化气质”。就是说，读书能提高人的素养。康熙帝就是一个酷爱读书的典范。且不说他在宫中手不释卷，每逢外出巡视，必携带大量书籍，总是读书到深夜。一次，他在回忆往事时说，他自五岁读书，数十年如一日，“乐此不疲”。

    皇帝倡导并带头读书，为百官及士子树立了榜样。诸臣于公事之余，一边读书，一边研究学术，著书立说；或进行文学艺术创作，写下了大量诗词、文论。其中，有不少人既是一代名臣，又是著名的学者、诗人、作家、评论家。诸如张佰行、李光地、刘统勋等，皆是高官，穷究理学、经学，身体力行，被誉为理学名臣，其学问高深，学风纯正，为官皆以廉洁著称。上述人物中，如张佰行，官至巡抚、礼部尚书等职，以宋明理学为指归，刻苦读书为自省，贯彻于他的实践中。其著述繁富，自编个人著作达60余种，取名《正谊堂全书》，内容大多论说伦理道法与相关的哲学问题。

    又如晚清之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亦为一代名臣，姑且不论其政治立场，亦不论其是非评价，即以其读书之多，且术业有专攻，文论之精妙，值得称誉。特别是曾国藩，其文属清代著名的桐城学派，以严谨、深邃、政用而独树一帜，为渐衰的桐城学派注入了新的活力。所遗奏稿、文论及书信等，达千百万字！李鸿章所遗同类文字，又远远超过了曾国藩。

    以这些人物为代表，可以归为一种类型，即身居国家政权的高层，实操国家部门或地方的军政大权，是名实相符的国家行政大员。他们读书为政，经世致用，身体力行，凡议论问题，制定方针政策，必引经据典，总结前人为政得失，用以指导实践活动。故其为官与处世，皆依理学而行；其奏疏与著述，无不是精妙之作，无不是他们治国、治军及治家的经验总结。

从纪晓岚到林则徐；官员著书立说成传统。

在清代官员中，有专门任职编修的官员，主要负责编纂各类典籍。他们便获得读书与研究典籍的更多机会，历经刻苦，造就了一代著名学者。如，纪晓岚被任命为《四库全书》的总纂官，以10余年之功，终将此巨著完成。纪晓岚功不可没，乾隆帝赞赏他的才干，屡屡提升他，一直升到尚书，至嘉庆帝时再擢为协办大学士。纪晓岚的名字与《四库全书》连在一起，使他成为影响巨大的学者。留有《纪文达公遗集》，内收其散文与诗作，他个人编有10余种著作的文选《镜烟堂十种》等。

    更为著名的学者，当推戴震。他以卓越的学识而被任命为《四库全书》的纂修官，正式官职为翰林院庶吉士。当《四库全书》告成之日，他已是名满天下的大学者。他一生著述繁富，达50种，其学术价值与理论创新，走在了所处时代的前列。尤其是在哲学领域的建树，更是同时代学者所不能企及！其他同在四库馆任职的官员，亦各有成就。至于在国史馆、方略馆、明史馆、实录馆等机构中参与编纂各类官书的，也是既当官，又当学者。

    在从政的官员中，通过实践，也有很多官员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靳辅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他在康熙时期长期担任河道总督，主持治理黄河、淮河﹑运河。他根据自己的实践，经过实地调查，总结治河的经验，不断提出有关治河的原则与具体方略，使黄河﹑运河出现了几十年较稳定的局面。这些内容，分别汇集在他的《治河奏绩书》等书中。靳辅也成为清朝著名的治河大臣、治河专家！

    在清朝高层官吏中，如上述靳辅，是通过自己的治河实践，加以科学地总结，使自己成为这方面的专家。更多的官吏边从政，边读书，边研究，因而成为某一领域的著名学者。阮元就是个典型之一。他由进士而仕官，累迁至湖南、浙江、江西等省巡抚，再加太子太保，荣归故里。这样一位朝廷重臣、封疆大吏，仕宦生涯50余年，在繁忙的政务活动中，却从事学术研究，不间断地读书、写书、编书，著述不辍。他博学融通，凡经史、小学、历算、舆地、金石、校勘等无不涉及，尤以治经名重后世，编著书籍达千卷以上。在广州任官，组织编纂《皇清经解》1400卷，为清代名著之一。一个高官自写与编纂那么多书，数量之巨，今人为之兴叹！

    清代官员人人能诗，读诗作诗，已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他们中涌现出许多知名的诗人。沈德潜便是其中之一。沈大器晚成，迟至66岁时中举，其后成进士。他以诗才受知于乾隆帝，命为文学侍从之臣。沈氏历官不高，但其诗作大放光彩。他创立的诗歌“格调说”，独树一帜，为清代一大诗派。沈德潜的诗文创作活动及其成就，使他跻身于清代著名的诗人行列。比沈德潜更为著名的诗人，便是满族人纳兰性德。他被公认为清代伟大的诗人之一，性德才华横溢，以词作惊世骇俗，被誉为“直追五代词风”。

    纳兰性德、沈德潜等，为有清一代中佼佼者，至于不是诗人，又不愧称为诗人，比比皆是。林则徐是近代或称晚清最有名的人物之一，他因禁烟而名垂青史！他身为巡抚、总督之任，奔波于外，又以钦差大臣之身份，前往广州禁烟，其劳累可知。但他仍然进行诗歌创作，写下了大量诗词，后来都收入《云左山房诗钞》与《云左山房文钞》两部集子里。在流放新疆期间，还写下了数十首竹枝词。像林则徐这样高级别的官员，乃至中层官员，大多都有个人的诗文集传世。

    清代官吏能做到，吾辈又何须稍差！

    在清朝各级官员中，还有哲学家、史学家、音乐家、翻译家、书画家、评论家、数学家、天文学家等等。清朝官员是一个庞大的官僚群体，却有那么多文化、艺术各领域里的专家、学者，实在是一大文化景观！似乎可以说，越是高层官员，其学术与艺术的成就越大；反过来说，越是学术与艺术的成就越大，必在中央与地方的大吏中。总之，无论在中央，还是在地方，各级官吏的文化素养极高，其学术与艺术创作都达到了高水平。若与明代官吏相比较，其素养与学识又以清代为盛。当然，明代的中高级官吏也都是经科举考试录取的，但却少见进入学术研究与艺术创作的领域，故成为学者亦少。明末，竟有“目不识丁”的魏忠贤之流执掌朝政。因为宦官者不准读书，只有个别在宫中自学，略通文墨。试想：让一群近乎文盲的宦官掌权，岂不坏了国家大事！故论明亡，有“明亡于宦官”之说。以此而论，明官吏素养与清代比，有天壤之别！

    应当指出，清代的官员兼学者、诗人、书法、绘画等，并非先以成名成家，再去当官。实际情况正好相反，他们都是在当官之后才逐步进入学术领域及艺术的殿堂，经历年的艰苦探索，终于成为一代学者或艺术家，即使成不了家，成不了名，也以艺术如作诗词、练书画以及探索学术，作为生活的不可缺少的内容。因此，清代官员大多身兼某一领域的专业。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往往文史兼通，乃至艺术兼备，负有两种或多种专业，成为多能而高产的人才。最难得的是，他们日理庶政、平息诉讼、已够忙累，却仍能挤时间读书、创作，著书立说，数量之巨，直叫当代从事专业的学者和文艺家们汗颜，拼其一生之努力，未必及于一半，却有更多的学者们大率十不及一！

    比之当代，历经20余年改革，始见较高学历的学子或个别已成专家的人步入仕途。此后专意做官，何来时间读书？至于研究、著书立说、创作，统统被视为专业人员的事，与本职无关！即使如官场讲话，做报告，向上级打报告等，举凡文墨的事还不是靠秘书班子去做！遍阅当今各级官吏，少有人当官后成为某一领域的知名专家或学者！

读书明理，研究出真知；实践书画陶冶情怀，创作文艺培育审美意识，适足以使人文明高雅，为政勤勉而廉洁。清代官吏能做到，吾辈又何须稍差！　　　　　　　　　　　　　　　　　　　　　　　　　　　　　　　　　　　　　　　　　　　转引自：《人民论坛》2006·04/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