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文华

   道光皇帝旻宁在位30年，在为政治国方面亮点不多，只能算是中庸守成之君，但在历代君王中崇尚节俭这一点上恐怕是举世公认的。

   清代笔记中对道光皇帝的节俭佚事多有记载。据说道光皇帝还是皇子的时候，就极其节俭，甚至晚上只买五个烧饼，他和福晋各吃两个，其余一个给大阿哥奕讳吃。贵为天璜贵胄，却自奉俭约到这样的地步，实在不能不令人啧啧称奇。

   道光皇帝登基后，很快就下令提倡节俭，自己还身体力行，衣服旧了舍不得扔，就是破了，也缝缝补补再穿几年，上行下效，甚至还因此引导服饰新潮。据《清稗类钞》记载，道光帝的套裤破了舍不得扔掉，就命人将膝盖处补一块圆绸补丁，即所谓打掌。因此大臣们也纷纷效仿，旧的自然补缀—下，即使是新套裤，也要缀一圆绸补丁，在朝见时特意穿着让皇上看到。有一天，道光帝例行召见军机大臣，军机领班、大学士曹振镛跪在御座旁，道光帝瞥见他的套裤有缀补痕迹，就问道：“你的套裤也打掌吗？”曹振镛回答：“改做太贵了，所以缀补下。”道光帝又问：“你的套裤打掌需要多少银子？”曹振镛老于官场，素以圆滑著称，这时也被问懵了。他深知内务府人员上下串通，有许多中饱私囊的猫腻，历蒙骗的只是皇帝，但明哲保身起见不愿戳穿骗局得罪这班皇帝的家奴，迟疑了很久，才说：“需三钱银子。”道光帝说：“你们外间的东西太便宜了，我内务府给套裤打下掌，需要五两银子（汝外间作物大便宜，吾内府乃须银五两）。”其实，给套裤打补丁用点绸布就可以了，不需要多少费用，曹振镛只是胡乱往大了报个数敷衍下皇帝，不料比起内务府的报价，还是低出许多。还有一次，道光帝想改做他的黑狐皮罩衫，叫内务府报需要多少银子，内务府狮子大开口，说要上千两银子，于是道光帝就作罢了。

   道光皇帝的节俭佚事还不止以上这些，其他诸如皇后生日以打卤面招待群臣、核减后宫脂粉钱、节俭嫁女、被官员节俭假象蒙骗等等，这里就不再详述了。

   有了以上这些“表现”，加上“本职工作——治理国家”干得不太好，偏偏又遇上“二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已进入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英国悍然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见识寡陋能力平庸的道光皇帝对此应变无方，惨败之后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于是人们对他的节俭表现也就不以为意，咸丰二年（1852年），也就是道光皇帝龙驭上宾仅仅两年之后，就有所谓“无识之徒”口无遮拦地说“乾隆年间，营缮多而财有余，道光年间，工程少而愈不足”。言语之中对他的节俭（工程少）也颇不致满意——节俭又怎么样？国家不照样财用匮乏！后世以其节俭为笑柄，视之为最抠门的皇帝，加以揶揄讥刺嘲讽的更不乏人。道光皇帝的抠门与昏庸，曹振镛之流的逢迎与圆滑，便成了戏说道光帝的固定“套路”。

   但是，不知有没有人追问过道光皇帝这么节俭是为了什么，有什么效果？力行节俭之下宫廷开支总得有所减少吧，那节俭所得有多少，又去了哪里？

   咸丰二年，时任太仆寺少卿的徐继畲，向咸丰皇帝上了《三渐宜防疏》。这位徐继畲，就是写了《瀛寰志略》，被视为与林则徐同是近代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先驱者。在这封奏折中，徐继畲提到：“宣宗成皇帝（道光皇帝庙号）风崇俭素，力矫浮华，仿神尧之筑土阶，法大禹之卑宫室，笃于孝思，暂停秋猕。热河一切工程，悉行报罢。惟于圆明园澄爽静穆，圣性所安，自正月至十月，恒驻于此。然三十年中，未尝增一堵一椽。其游观不及之地，坐落或报应修，辄令裁撤。以故内府之帑，前后发出外库者，凡一千数百万，此节省之明效也。”由此可知，道光帝之节俭，不修宫室，不轻巡游，当时即已公认。我们所关注的是“内府之帑，前后发出外库者，凡一千数百万”这句话，说的是道光皇帝从私人腰包里掏了一千数百万提供国家之用。清代道光年间，全国财政收入也就4000余万，真正起运北京归入国库（即户部银库）的也就1000余万，其余基本都在当地存留作为兵饷或协拨其他地方。这样看来，道光皇帝在位的30年间，他自掏腰包供给国家使用的银两超过国库一年的收入，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据。

   那道光帝是怎么节省下这么多银两的呢？且看档案中的记载。

   “内务府奏案”档案中有一件道光七年（1828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内务府的奏折，与此相关。内务府奏道：“查道光四年四月，臣衙门遵旨具奏广储司银库实存银两内、造办处库存银两内拨出银两另款封贮，统计每年筹款封贮银二三十万两，于四月、十二月两次查明具奏贮库等因，奏准在案。自道光四年四月至七年四月，节经臣衙门具奏广储司、造办处共封贮银一百十万两，道党四年十一月由内交出银五十万两，以上通共存银一百六十万两。内除遵旨拨交盛京丁亥年兵饷银五十万两，现在实存银一百十万两另款封贮。”由此看来，自道光四年(1825年)起，道光帝就命令每年两次（四月、十二月）由广储司银库、造办处库共拨出二三十万两白银另款封贮，到道光七年，仅仅3年7次拨款，已经存贮了110万两，不仅如此，道光帝还拨下50万的私房钱（“由内交出”），这样共储存了160万两。封贮银制度，历史上也有类似举措。北宋太祖赵匡胤即位后，就曾建封桩库，积攒金帛，为收复被辽国占领的燕云十六州作准备。道光帝的封贮银制度，虽无这么明确的目标，但也是积贮银两以备不时之需。道光帝攒下的这160万两，除了拨给盛京50万两作为当地丁亥年（即道光七年）兵饷银外，还剩110万两。

   内务府接着奏道：“臣等查得广储司结至目下现存银四十六万余两，内拟请拨出银五万两，另款封贮。其余银两以备各处领用，连前统计另款封贮银一百一十五万两，再请由造办处库存银两内酌量盈余可封贮若干拨交广储司贮库。”到了道光七年十二月，又到了拨款封

存的日子，内务府查得广储司银库当时存银为46万余两，请拨出5万封贮，加上造办处拨出之数，应该有10万两左右。

   不过，封贮银制度的实施并不是那么顺利的。道光九年(1830年)十二月，又到了拨款封贮的日子，内务府不仅一毛不拔，还向皇帝叫苦：“截至本年十二月底止，广储司实存银一千余两”，堂堂内务府广储司银库仅仅存银1000余两，在此之前恐怕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原因不外乎是两淮、长芦等处盐务积弊导致食盐滞销致使应缴银两（所谓“内帑”）交不上来，但是开销是刚性的，“现在各等处应领之项不敷发给”。于是内务府大臣们“盯”上了那数额巨大的封贮银：“臣等公同酌议请由银库现存封贮银一百三十万两内借拨银三十万两归入正项以备发放各项之需，仍行令两淮等处严催欠款，赶紧交纳，俟解到欠交银两时即将动拨封贮银两陆续归还原款”。皇帝也不能让手下人饿着肚子服务，只好同意从封贮银中暂时挪借30万两以解燃眉之急。当然，挪借以后还是要归还的，封贮银并没减少，这一事件只能算是一小段不“和谐”的插曲而已。

   就这样平均每年拨出二三十万两白银加以封贮，加上道光帝时不时拨出数十万不等的“梯己钱”，总计30年的积存之数，达到一千数百万两之巨。这些银两，除了直接拨给盛京作兵饷外，还拨给过户部银库，或拨作河工之用，或拨给前线作饷银。

   清帝自掏腰色给国家用，这并非没有先例。事实上，乾隆帝、嘉庆帝也经常将内务府的银两拨予外用。据“内务储奏案”档案记载，乾隆四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内务府奏道：“查向来广储司银库积存银两过多时，即行奏请酌拨户部。又乾隆三十五年二月十五日奉旨盛京户部库存内向止存贮银二十万两，为数似觉太少，著交内务府于库存多余银两内每年酌拨二三十万两解往备用，以足二百万两为率……臣衙门于三十三年起至四十年，节次奏明共拨交过户部银六百九十万两，又于三十五年至三十七年节次奏明共拨交过盛京户部七十万两，各在案……今查内库结至十月二十七日，实存银一百八十万一千四百余两……臣等酌拟于此内拨银五十万两交送盛京存贮，其余银一百三十四万一千四百余两尚足备各项支领之用，且向后亦尚有年例应交内库银两，不致缺用。”由此可知，仅乾隆三十三年至四十一年，由内务府拨交户部、盛京的银两已达740万两，而且又要马上再拨50万两，这样八九年间，乾隆皇帝就已拨交近800万两白银予国家使用，那整个乾隆年间，外拨银两为数更巨。又如嘉庆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皇帝下令由广储司银库拨银50万两，造办处拨银20万两，均交户部外库，此时广储司银库的存银为1128424两。从这一点上来说，道光帝是继承了乃祖乃父的—贯作风，并不是那么值得大说特说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乾隆时代理财有方、生财有道，内务府收入是源源不断，浩浩不竭，虽然乾隆向来大手笔，四处营造宫殿园囿之余，仍然剩有不少银两；嘉庆帝时，内务府经费体系还基本运转正常，收人大于支出，所以他们都有余力拨款以供国家使用。但是，道光时代则不然，原先的那一套内务府收人体系已慢慢崩塌，却又难以开辟新的财源，入不敷出的苗头已经出现，在这一背景之下，道光帝仍能节衣缩食省出1000多万银两并拨给国家使用，实属难得。

   诚然，道光帝为人节俭甚至可以说是吝啬，但他并非是为省钱而省钱、一毛不拔的守财奴，而是化私为公，甚至可以说是对个人“俭”，对国家“奢”。这让我们不由得想起了明代著名的财迷皇帝万历，他在位期间，不顾朝野内外的强烈反对，向全国各地派遣税监、矿监搜刮银两，攒下几百万两，堆放深官。当辽东战事爆发，需饷急如星火，户部银库空空如也，无力支撑时，他却一毛不拔，而是向全国加征“辽饷”，为明朝的灭亡埋下了伏笔。对衬之下，高下立判。

作者单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转引自《中国档案》201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