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大正

     乾隆三十六年（1771）夏秋之交，在伊犁河流域察林河畔和承德，发生了两件轰动一时且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大事：一是东归的土尔扈特人在伊犁河流域完成了艰难险阻的东归征程；另一件是在木兰围场，渥巴锡等土尔扈特东归首领觐见乾隆皇帝。 

     乾隆三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东归故土的土尔扈特蒙古前锋部队在策伯克多尔济率领下，于西陲边地的伊犁河流域察林河畔与前来相迎的清军相遇。六月初五日，清军总管伊昌阿、硕通在伊犁河畔会见了刚刚抵达的渥巴锡、舍楞，以及土尔扈特的东归主力部队和家属。这些土尔扈特人为了返回故土，经过长途跋涉，几乎丧失了所有的牲畜。很多人衣不遮体，靴鞋俱无。 

     但是，刚从异国他乡归来的土尔扈特首领与清朝官员初次会见时的情景是十分动人的。伊昌 阿和硕通在向清朝政府报告中描述了他们会见渥巴锡时的情况:“率领随从三十余人，前往渥巴锡住地观看。北面一个蒙古包，前面支起凉棚，渥巴锡坐在正中，巴木巴尔坐在一旁，我等到近前下马之后，渥巴锡、巴木巴尔同时离座而立，我等走进凉棚，伊等即跪下请大圣皇帝万安，继而便问将军大臣之安，我等走至跟前行抱见之礼，按其厄鲁特之例，坐于两边。”次日，渥巴锡即起程奔赴伊犁，十三日抵达伊犁并会见伊犁参赞大臣舒赫德。舒赫德向渥巴锡反复申述了乾隆的旨意：“遣大头人来京入觐，但念尔等均未出痘，京城暑热，甚不相宜，避暑山庄凉爽，如九月中旬可到彼处，即带领前来。”舒赫德还将专门从北京六百里加急驰递的《乾隆谕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舍楞敕书》交给渥巴锡等。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初八日傍晚，渥巴锡于当日抵承德后即赶赴木兰围场伊绵峪觐见乾隆帝，进献礼品，乾隆帝以蒙古语垂询渥巴锡，在蒙古包里以茶食招待了他们。次日，又在伊绵峪围猎营地设盛宴，参加筵宴的大臣权贵、内外蒙古王公和卫拉特诸部首领有86人。渥巴锡等东归首领还参加了规模盛大的一年一度的围猎。正好先期来归的杜尔伯特部车凌乌巴什以围班扈跸行围，舍楞与车凌乌巴什是老相识，二人在围场相见，“握手懽（huān同“欢”）语移时，誓世为天朝臣仆”。10天之后，乾隆帝又亲自接见渥巴锡一行，之后又两次单独召见渥巴锡并与之长谈，渥巴锡向乾隆面述了悲壮的东归征程和祖辈的光荣历史。 

     东归故土的土尔扈特蒙古，是我国蒙古族卫拉特四部之一。17世纪30年代，为开拓新的游牧地，在其首领和鄂尔勒克率领下远徙额济勒河(今伏尔加河)流域，经历了七世八代的汗王统治，1771年1月在渥巴锡领导下破釜沉舟、义无反顾举族东归，离开了生活了近一个半世纪的伏尔加河流域游牧地，历尽艰辛，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回到被他们称之为“太阳升起的地方”。 

     土尔扈特蒙古东归故土抉择的直接动因，当然是18世纪后半期俄国政府的高压统治和民族歧视政策。这一点，我们下面再谈。但其深层原因，却可从近一个半世纪土尔扈特蒙古与祖国的交往历程中得到更深刻的启示。 

     土尔扈特蒙古作为我国多民族国家的成员，与祖国中央政府的关系源远流长，长期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彼此的友好往来，日益形成了他们对祖国中央政府的亲和力和向心力。这种力量植根于土尔扈特人民心中，形成了他们热爱自己的家乡、民族和国家的思想感情。土尔扈特蒙古西迁到伏尔加河流域后，不仅依然与祖国各方面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且时时眷恋着祖国的故土与亲人。早在他们西迁后不久，就几次想重返故土，只是由于路途遥远，旅程艰辛，而未能如愿。康熙五十三年（1714），图理琛使团到土尔扈特探望时，阿玉奇汗就向来自祖国的亲人倾诉：“满洲、蒙古大率相类，想初必系同源”，蒙古“衣服帽式略与中国相同，其俄罗斯乃衣服、语言不同之国，难以相比”。据俄国档案记载，阿玉奇汗曾“两次蓄意出走去中国”，而他的后人也有此意图。所以，乾隆三十六年，渥巴锡率其所部离开伏尔加河流域重返祖国，正是土尔扈特人民为反抗沙俄民族压迫而采取的伟大的爱国主义行动。 

     土尔扈特蒙古之所以能保持经常与祖国联系乃至最后重返祖国，同清政府的民族统治政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清朝作为统一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其对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统治，主要采取“恩威并施”、“剿抚并用”的方针，特别是对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竭力施以怀柔、拉拢措施。这个方针和措施可以说是在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时代就已经确定下来。到乾隆时，乾隆帝把这个政策说得非常明白：“天朝之于外藩，恭顺则爱育之，鸱（chī，鹞鹰）张则剿灭之。”清政府正是利用这一民族统治政策，解决了与其北部和西部蒙古族的关系问题，并最终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平定了阿睦尔撒纳叛乱，安定了西北边陲的政局，完成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尽管清统治者执行这一政策时，带有明显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性质，但从当时国家日益走向统一的历史趋势来说，这一政策无疑是符合时宜的，并取得了成功。应该看到，清政府在对远离祖国的土尔扈特蒙古关系的处理上，正是其民族统治政策中的“恩”和“抚”方面的具体体现。渥巴锡率部返回祖国正是这一政策的收效。 

     与之相反，俄国沙皇政府对土尔扈特蒙古一直采取的民族压迫与政府政策，则从反面加深了土尔扈特蒙古力图摆脱沙俄控制与依恋故土亲人的感情，日益形成维护其民族独立的民族意识与向往祖国的爱国主义思想。 

   土尔扈特蒙古迁牧于伏尔加河下游的一个多世纪，始终保持着自己民族固有的政治体制，固有的经济、文化、语言、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这些势必与俄国沙皇政府力图控制和奴役土尔扈特的图谋发生越来越尖锐的冲突。在阿玉奇汗统治时期，俄国土尔扈特的控制与反控制、奴役与反奴役的斗争始终贯穿于双方关系全局之中。1673年至1710年，俄国与阿玉奇汗连续订立了六个条约，力图迫使土尔扈特蒙古就范。但阿玉奇汗明确向俄国政府宣告，土尔扈特蒙古只是他们的同盟者，而不是臣属，并“公开声称厌恶俄国”。 

     阿玉奇汗逝世后，俄国沙皇政府通过承认车凌端布多，取得了任命汗的权利。自此以后，土尔扈特每次汗权的更迭，都要征得俄国沙皇政府的确认。敦罗布喇什继位后，俄国沙皇政府更蛮横地迫使他交出第二子萨赖以充人质，并决定以后的汗都要遵守此制度。萨赖于乾隆九年（1744）死于阿斯特拉罕的幽禁之中。萨赖的悲惨遭遇，更成为土尔扈特与俄国关系的难以愈合的伤疤。20年后，当俄国沙皇当局要求萨赖之弟渥巴锡交出一个儿子作为人质，同时还决定把他们最高门第的300个青年带走时，新仇旧恨使渥巴锡再也无法忍受，遂决定率部武装反抗，彻底摆脱沙俄控制，重新返回祖国。 

     土尔扈特重返祖国的伟大的爱国主义壮举，乃是我国各民族之间长期形成的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体现，也是这种凝聚力和向心力作用的必然结果。通过对清朝前期土尔扈特蒙古与祖国关系的全面阐述，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华民族构成紧密的整体与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各民族之间的关系经过长期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作者简介 

     马大正，男，1938年生于上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主要著作有：《边疆与民族——历史断面研考》、《中国边疆研究论稿》、《马大正文集》、《新疆史鉴》（合著）、《漂落异域的民族——17至18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合著）等；并主编《中国边疆经略史》、《中亚五国史纲》、《卫拉特蒙古史纲》等30余种著作。 

（转引自中华文史网，《清史镜鉴》第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