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铮

 一、“有胆有识”的皇帝

    继嘉庆登上帝位的是他的次子，大名旻宁，年号道光。此人在三十二岁那年(一八一三年)，曾指挥宫廷禁卫军击败了攻占紫禁城的天理教首领林清，大得其父赏识，誉之为“有胆有识，忠孝兼备”，从此奠定了接班人地位。他在危急中拯救了君父的住宅妻妾和财富，在皇帝老子眼里当然堪称“忠孝兼备”。但他真的“有胆有识”么？他登基时已年届“不惑”。孔子说“四十而不惑”，那意思是说自己到四十岁便能拿定主意而不再乱碰。他能拿定主意“自改革”么？

    于是我们又不得不看一看清帝国这名第六代君主的作风。此人在位三十年，活到六十九岁才寿终正寝。他的确大有父风，旧衣非洗过三次不更新——那时的人害怕洗澡换衣服，皇帝的礼服从新到旧只洗三次，可见他爱惜的程度，大约一年才舍得洗一次；相传他偶思某种美味，一问市价，便嫌昂贵而不再索求。本来、皇帝锦衣玉食，在那时代似乎理所当然，而道光却如此节衣缩食，活像家财巨万而用草绳当腰带的三晋土老财。不过，也许节俭与铿吝的界定太难，以俭德著称的君主在历史上尤其罕见，因而这个皇帝假如不是恰逢登基二十年之际，输掉了与“英夷”的那场战争，纵然不能进行“自改革”，单是“节俭”一点，便足以使他被看作堪与汉文帝媲美的“好皇帝”的。

    其实真要“自改革”的话，道光应该比嘉庆更有条件。他在位三十年，照习惯说法正好等于“一世”，时间比其父还多五年，够充裕的。这一世，照爱好高论者的说法，国际国内环境都是有利的。不是吗？滑铁卢战役之后的欧洲，并没有因为神圣同盟充当国际警察而结束多事局面，西方列强争夺的重点仍在西半球和中近东，即使英国在亚洲关注的，也首先是印度和阿富汗。由民族主义与重商主义相结合而形成的帝国主义，还没有把战略重心移向远东。国内呢？道光接掌政权，比乃父顺利得多，在朝没有碰到跋扈的权臣，在野也没有仍在造反的白莲教，尽管内地还有零星的民众暴动，边疆仍有局部的民族动乱，总的看来社会

尚处于相对的稳态。这样的环境条件，不正是“自改革”的良机么？

    不幸，“有胆有识”的道光皇帝，同样不是龚自珍期待的能够发奋“自改革”的君主。可能即位时已年届“不惑”的缘故吧，皇帝面对稳态中的不稳定因素，及其统治层面内在的自我否定因素、诸如贵族的贪婪愚昧，官吏的腐化无能，八旗绿营畏敌残民，各级政府

因循苟且等等，都似乎熟识无睹，但以维持现状为满足，如孔午称道的“仍旧贯”。

    所谓惺惺相惜吧，皇帝欣赏奖掖的政府大臣，也与他是同样货色。道光在位三十年，只信用过两名首席军机大臣，前十五年是安徽歙县人曹振墉，后十五年是满洲镶蓝旗人郭佳·穆彰阿。如所周知，清承明制，不设丞相，皇帝自兼行政首脑，集君权相权于一身，而设殿阁大学士，类似于国家元首的秘书长官，帮助他处理日常政务。雍正七年始设军机房，类似于国民军政首脑的侍从室，军机大臣即侍从长官，夺了内阁的主要职权。凡大学士不兼军机大臣，即形同虚设，不能参预密议。大学士本来己经位卑权重，军机大臣则位更卑而权更重。一名侍郎即部级副大臣，或许官不过三四品，如奉旨“在军机处行走”，即参加军机大臣会议，甚至只作为见习生列席会议.即“学习行走”，便意味爬进了帝国决策者的小圈子，登时令朝野侧目。无论内阁大学士，还是军机大臣，品职权责都不能与宋元前的宰相比拟，不过是皇帝的奴才总管而已。可是这帮人物却往往喜欢自高身价，比作汉唐的宰相。

二、盐枭首相曹振镛

    曹振镛便是个中典型。

    此人出身于盐商世家。清代依然实行古老的食盐专卖制度，由政府垄断这项人民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与销售，从中所得税收相当于田赋与其它国税的总和。所谓盐法，花样很多，主要是“宫督商销”，将生产与销售的权利，分地区包给场商和运商，或一并包给所谓总商。这班盐商，都是帝国政府给予执照的食盐专卖包税人。这类包税人的活动空间，在清代分为十一区，而以两淮区为首选，所谓两淮总商自然成为全国商人中的首富阶层。

    读过《儒林外史》的人，无不注意十八世纪中叶号称四民之首的“士”，尤其是长江三角洲的己有功名或博取功名的时文士，在财大气粗的两淮总商面前，是如何的战战兢兢，奉承拍马唯恐不至。他们敬重的不仅是金钱，还在于权钱结合或官商结合。

    曹振墉的家族世为两淮总商，作为皇家世袭包税人，家财巨万不成间题，天幸又出了父子两代进士。其父曹文埴在乾隆二十五年中传胪，改庶吉士即皇家研究生，三年散馆又授翰林院编修，一路升迁至侍读学士即皇家研究院副院长，而奉旨“在南书房行走”，即充当皇帝读书的顾问，夸张地说，就是帝师；此后一路升迁，历任刑兵工户四部侍郎即副部长，兼任过顺天府尹即北京市长，最后官至户部尚书；由于夹在首辅阿桂和次辅和坤中间左右为难，主动申请提前退休。这个投机商的行为，非但使他免受和坤案的牵连，还使他的儿子曹振镛，既受乾隆帝的眷顾，在翰林官考试中成绩劣等而竟获升迁，又受嘉庆帝的赏识，从少詹事一直做到内阁大学士。

    道光帝刚即位，这个曹振镛更立即显示他的才干，用一道小报告攻倒了四名军机大臣，自己取而代之，成为首席军机大臣。他长于道光帝二十七岁，具有三朝元老资格，却在道光帝面前小心翼翼，善于揣摩君心，及时而秘密地替皇帝出主意。他最有名的建议，莫过于看透这名年届“不惑”的皇帝，既想乾纲独断，又厌烦天天批阅臣僚的众多奏章，因而教皇帝实行抽查法，即从大量待批文件中抽出数本，不必细阅内容，但看书法及错别字，捉到一

二例即用御批大加谴责。那意思就是表示如此小节，皇帝都能指出，足见皇帝洞察一切，谁还敢欺编皇帝么？道光帝龙心大悦，照计行事，而不悟恰好给这名首席军机大臣提供瞒上欺下的机会。既然皇帝不看内容而专挑书法笔划毛病，个中涵意不是只能由曹相随口解释么？

    相传曹振镛居官清廉，不像和坤、大肆贪污受贿，而且口风很紧，不肯轻易透露他向皇帝献可替否的内情，因而探得道光宠信。在他生前，皇帝已命在紫光阁陈设他的画像，亲笔题赞，称他是“心腹之臣、在他死后，皇帝更下诏称赞他“实心任事，外貌讷然，而献替不避嫌怨‘联深依朝，而人不知”这难道不是一个小服告专家的标准画像吗？那末，居官清廉，也不可肯定么？

谁都知道，在清代乾隆以后，京官一品岁棒不过银一百八十两、米九十石。都为双薪，即加上“恩俸”，一品大员年薪不过银三百六十两，米一百八十石。曹振镛身为首辅要养活大群的妻妾、子女、仆役，要接待更大群的族人、故吏、幕僚，还有官场必不可少的种种应酬，这点薪水够用吗？曹振镛居然能应付十倍于其年薪的花梢，而且还给自己博得居官清廉的名声，秘密在哪里？不消说，人们当然会推知他们父子两代虽然相继任帝国政府高官达半个世纪，在私人财政方面，仍然抑仗充当食盐专卖包税人的收人。这话有影踪吗？道光十年，两扛总资陶澍在户部尚书兼军机大臣王鼎的支持下改革盐法，主旨是把盐商的部分专卖权收归政府控制，以增加国税收人。有人向这拉食盐专卖包税人首领告状，说是这项改革使盐商受损，此人道：“焉有饿死之宰相家！”此话表明，他所以号称廉洁，无非固为他与其父虽做官，但维持宠大开支，仍然长期依赖充当官商的收人，而他们父子久任高官，单是以官护商，其包税收人也可免于下级盐政官吏侵蚀，而成倍增长，何况时间长达半世纪以上。因而在他窥知皇帝决意支持盐法改革浦存在将食盐专卖利润从包税商袋中挖出更多部分归入皇帝国库，那时他权衡利弊，以为商不如官，保住官位便可能继续权钱交易，所谓吃小亏占大便宜，他于吗不顺水推舟呢？

 三、世仆总管穆彰阿

    穆彰阿属于另一典型。

    他是旗人，但至死投有任何爵位，表明他出身于满洲世仆，属于清帝国的标准的奴才。

    此人在嘉庆中，也经历过进士出身，改庶吉士，散馆择翰林院检讨，而后逐级爬到侍郎、尚书的过程。他虽然缺乏在地方从政的经验，却在熹庆年间已做退六部堂官，而且不知怎么被道光认作理财好手，于道光初便充当内务府大臣，担任皇帝的家政总管，因而深谙宫廷及京朝官僚机构的游戏规则，并极其善于揣摩皇帝的心意。当他终于在道光七年(一八二七)奉旨“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次年又去掉“学习”二字，这时他已是权势炙手可热的重臣了。因而在道光十五年，八十一岁的曹振镛死去，他随即跃居资深重臣文孚、王鼎之上，做了首席军机大臣，便不令人奇怪。

    穆彰阿是怎样一个人？不妨看一看道光的接班人咸丰皇帝对他的评论：“穆彰阿身任大学士，受累朝知遇之恩，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主意；从前夷务之兴，倾排异己，殊堪痛恨。”据咸丰说，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的失败，全是此人的罪过。这是儿子替老子开脱，将道光帝应负的首恶责任，一古脑儿栽到其奴才总管头上，当然不公正。但他批评穆彰阿的为人，则可说刻划得人木三分。

    因此，《清史稿》作者讥刺道光所谓深信的两名重臣，都是“庸佞之辈”，说是“宣宗初政，一倚曹振镛，兢兢文法，及穆彰阿柄用，和战游移，遂成外患；一代安危，斯其关健已！”这话难道没有道理吗？高度的君主独裁，高度的中央集权，造成教亿人口的庞大帝国，事无巨细，稍涉变更陈规旧例，都必须听候皇帝个人裁决。他本人及其机要大臣的品格识见，对于帝国的一代命运，不是举足轻重吗？从洪亮吉到龚自珍，说到“自改草”，首先就提及君主“用人”问题，这正是现实政治所提出的尖锐问题。

    在十九世纪前四十年里，那样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状况，假如龙椅上坐的不是嘉庆、道光那样的庸主，假如枢密重地盘踞的不是曹振墉、穆彭阿这类佞臣，那末清帝国的命运是否真如龚自珍所说“自改革”而有所改变呢？这不是以简单的“必然”二字能够解释的。　

（曾培元摘自《音调未定的传统》）

转引自：领导文萃　199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