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剑平

   鄂尔泰在雍正朝就已担任军机大臣。乾隆帝即位之初曾得到他鼎力相助，故此一度对他青睐有加。那个时候，乾隆帝信不过宗室，信不过亲兄弟，却信得过他。乾隆帝重设军机处，允禄、允礼两位皇叔都被排除在军机处之外，而鄂尔泰却可以稳稳地做着军机大臣，而且是首席。当然，一段时间之后，尤其是当乾隆帝对朝政有了足够的掌控力之后，这位首席军机大臣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微臣发迹

   鄂尔泰（1677-1745年），满洲镶蓝旗人，西林觉罗氏，字毅庵。他出生在一个贫寒之家，20岁中了举人，自此步人仕途。但他的官场之路显然不是非常顺畅。康熙六十年（1721年），鄂尔泰已经42岁，仍然看不出有什么升迁机会，所以曾作诗自叹：“揽镜人将老，开门草未生。”在另外一首诗中，他也是显露出一派悲观惆怅之气：“看来四十犹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很显然，这个时候的鄂尔泰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有出将人相的机会。

   据说鄂尔泰的发迹与他的一次“不识抬举”有关。当时，尚是皇子的胤禛（后来的雍正帝）曾向鄂尔泰索取财物，没想到的是，他只是得到了鄂尔泰大义凛然的回绝。那是个特殊的年代，皇子之间的残酷倾轧．令康熙帝不得不对皇子们施以严密的监控，同时也严防朝臣围绕皇子营私结党。鄂尔泰为什么会拒绝胤禛，料想是出于避祸的本能。有意思的是，胤禛就此记住了鄂尔泰，认为他是不徇私情、刚正不阿的好官。是故，当雍正帝即位之后，鄂尔泰很快就被提拔为江苏布政使，三年后又升任云贵总督。

   鄂尔泰比许多汉族文士还要善于吟诗，只是他的诗歌不会用来书写什么文人气节。除了抒发一失意情怀之外，他最擅长的就是运用诗歌来拍马屁。有意思的是，在云贵总督任上政绩平平的鄂尔泰，正是这样获得了升迁的机会。雍正六年（1728年），正当各地都在传说雍正帝依靠不法手段夺取皇位并质疑皇帝执政的合法性时，鄂尔泰及时上报祥瑞之征，奏称云南出现祥云，并借机献诗颂扬雍正帝的德政。此举不禁令雍正帝龙颜大悦，鄂尔泰也自此成为雍正帝的重要心腹和股肱之臣，并最终成为首席军机大臣。

   鄂尔泰对待属下一贯颇有长者之风，更以“知人善任，赏罚明肃”而著称。手下臣僚凡有擅长之技，他都能过目不忘，并及时地给予奖励和提拔。因为这个缘故，不仅仅满人愿意前来依附，汉官如张广泗等人也都乐意为其所用。到了雍正朝后期，雍正帝对鄂尔泰的特别宠信和重用也给了朝臣以结党营私的方向。受到鄂尔泰赏识的官员，提升速度也会飞快。比如说张广泗就是因为辅佐鄂尔泰征讨苗乱有功，被超擢为云贵总督。鄂尔泰的周围，很自然地聚集起一帮趋炎附势之人。鄂尔泰所到之处，官员都需要出城很远前来迎接。鄂尔泰的整个家族也随着皇帝的恩宠而越来越具势力，渐渐形成为满门贵胄的大家族。甚至连鄂尔泰的弟弟鄂尔奇也被任命为工部侍郎，其他一些亲属也都得到或高或低的提拔。这不兔让人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感觉。

   我们不妨看看鄂尔泰这个显赫家族的为官情况：弟弟鄂尔奇官居户部尚书、步军统领，长子鄂容安曾任军机章京，后升任河南巡抚、两江总督，次子鄂实也曾担任参赞大臣，三子、四子也都是巡抚一级的大官，五子鄂忻则是庄亲王允禄的女婿。可以说，这鄂氏一族已经满门都是高官厚禄，权势逼人，何况还有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席军机大臣鄂尔泰。

宦海风云

   乾隆帝即位之时，朝臣眼看新皇帝地位尚且不够稳固，鄂尔泰、张廷玉是有拥戴之功的前朝老臣，便就此开始公开攀援。于是，在这之后，鄂、张两党“分朋引类，阴为角斗”的趋势越发明显。

   鄂尔泰身为首席军机大臣，自然会有满人依附，张廷玉身居次席，汉官也多来攀援。所以，鄂、张党争更像是一场满汉之争。从康熙朝开始，为了皇权的集中，皇帝便有意重用汉官来打压满族贵族，汉官势力就此抬头，这种情形甚至就此一直延续到清末。包括乾隆帝，在处理满汉党争之时，虽说会在一定程度上偏向满人，却仍然会对汉党采取一定的宽容之势。

   由于秘密建储的特殊规定所限，乾隆帝从父亲手中接过皇位之时，并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心腹大臣。相比之下，在身选老臣中，数来数去，也就数鄂、张更为亲近。所以，当他们二人各树门户、相互倾轧的行为没有威胁到皇权稳定之时，乾隆帝顶多只会给予适当的告诫，表现出优容包涵的态度，而不会施以重拳严厉打击。鄂尔泰和张廷玉倒也非常识趣，虽则在军机处互相内斗，但对于乾隆帝推行新政还是能够保持目标一致，给予足够支持。

   在没有培植起亲信股肱之前，乾隆帝也只能表现出安于现状的架势，乐得周旋于两党之间，倚仗他们二人帮助自己处理国政，至少是使得国家机器能够正常运转下去。同是军机大臣，同是满门贵胄，对于鄂、张之间的矛盾，如果处置不当，一定会带来一些难以预料的局面出现。对此，乾隆帝不得不多加一份小心。打击鄂尔泰、张廷玉的计划，只能等待更好的时机出现。

   鄂尔泰早期曾任云贵总督，多次奏请雍正帝推行“改土归流”，得到皇帝的支持。但鄂尔泰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却由于选派官员失当，加之官军扰民太甚，引发雍正帝怪罪。鄂尔泰自觉理亏，便请求罢官离职，回家养病，得到雍正帝的允准，鄂党也就此一度失势。

   鄂党失势，便意味着张党得势，属于张党的刑部尚书张照被任命为新的苗疆大臣。他一到贵州，便设法给鄂尔泰罗织罪状，陈说“改土归流”本属倒行逆施、祸国殃民之策，建议皇帝尽快废除。没想到的是，恰好就在这个时候，雍正帝去世，乾隆帝即位。随着皇帝的改变，围绕苗疆的人事发生了改变，政策发生了改变，甚至所有的一切，都由此而发生了改变。

   乾隆帝在即位之前曾奉父皇之命督理苗疆，所以对苗疆的情况非常清楚。他一直非常赞成鄂尔泰的改土归流之策，对父亲放弃苗疆的做法也不能认同。所以，当看到张照为迎合父皇呈上的主张放弃苗疆的奏折之后，乾隆帝不由得勃然大怒。他认为，正是张照出任苗疆大臣以来心机不纯，用兵不力，才致使整个苗疆地区局势越发糟糕。对于张照因门户之见借机整人的做法，乾隆帝更是感到非常不满，由此而严厉斥责张照，很快便下令将张照革职下狱。鄂尔泰的心腹张广泗则被派往贵州，继续处理苗疆事务。

帝王心术

   其实，就在雍正帝临终之茼，鄂尔泰处理苗疆的失误已经得到雍正帝谅解。鄂尔泰仍是以大学士的身份辅佐新皇帝。只是张照当时并不知道雍正帝突然驾崩，更不知道鄂尔泰的重新得势，冒冒失失的行动便只能换来结结实实的一跤。而鄂党眼见形势转好，便开始展开全面反攻。鄂党心腹张广泗到达贵州之后，决心以牙还牙，罗织罪名，报复张照。

   张广泗此前曾长期在苗疆任职，非常熟悉当地情况。到达贵州之后，很快改变了局面，由此而得到乾隆帝的称许和嘉奖。春风得意的张广泗当然不会忘记抓住时机对张照进行还击。乾隆元年（1736年）正月，张广泗便向皇帝奏称张照此前曾任意挥霍军饷。乾隆帝本来就对张照非常不满，立即下令户部严查，并责成张照赔偿。鄂尔泰趁机出击，试图将张照置于死地。没想到的是，乾隆帝在关键时候完全否定了鄂尔泰的意见，不但没有处置张照，反而是主动释放，并恢复其官职。乾隆帝说：“鄂尔泰欲置伊（指张照）于死地。朕若听其言，张照岂获生全。”

   乾隆帝深知自己刚刚即位不久，手下并无可用之人，也只得在鄂党和张党中选拔人才。但他又不想让任何的一方太过强势，所以便借助打压张照而打压张党，借助打压张广泗而打击鄂党。在对张照的关押和释放过程中，乾隆帝显示了良好的权衡之术。在他看来，势均力敌的两党最终只得等待自己的裁决，便正好可以从容驾驭，把握好平衡，不容其中任何一派压倒另外一派。乾隆帝通过这种平衡和打击，可以让两党一直形成互相牵制之势，从而为己所用，直到培植出自己的心腹大臣。

   在调停两党的同时，乾隆帝不时地对大小臣僚发出警告，严令禁止他们朋比结党。他对臣僚们说：如果你们一定要依附和逢迎鄂尔泰、张廷玉，迟早会对你们造成危害啊。与此同时，他也不失时机地告诫鄂、张二人：你们两人应该体谅我的心思，必须要非常小心谨慎才是。乾隆帝的这些警告并非完全没有效果，不少官员就是选择了避开，但仍然不少官员还是会出于个人利益需要前去攀附，毕竟鄂张二人对他们的升迁等等，都有很重要的影响。

   乾隆帝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满汉一家的帝国，但他在骨子里还是会对于满人更多一重倚重和重视，而对汉人则更多一层防备和歧视。此故，鄂张两党的争斗中，鄂党一直是处于上风。但他时刻注意着鄂党的抬头之势，不能不时刻保持警惕，适时采取警告和控制措施，防止其势力极度膨胀。

   与张廷玉的谨慎相比，权倾朝野的鄂尔泰更容易给人以傲慢的感觉。如果稍有不慎，自然会就此得罪皇帝。雍正帝生前曾有意将他担任雍亲王时所居住的藩邸改建为庙宇，没想到雍正帝死后，鄂尔泰为博弘昼欢心，主张将该王府赐给弘昼。这种肆意插手皇室内部事务并且无视父皇遗愿的做法，让乾隆帝感到极为不满。乾隆帝不仅断然拒绝了鄂尔泰的建议，还就此将该王府改为礼佛的喇嘛庙，称“雍和宫”。乾隆三年（1738年），廷议设立“三老五更”之事，效仿古代帝王礼敬老者。其时大概只有鄂尔泰和张廷玉可以担当三老之位，但张廷玉不愿招摇惹事，故此一直谦让，甚至是坚决反对举行此礼。没想到的是，鄂尔泰却表现出非常积极的态度，希望由此博取美名，这也引起了乾隆帝的极度反感。乾隆帝认为鄂尔泰是居功自傲，贪慕虚荣。至于官员的升迁，鄂尔泰总是不失时机地展示一下他的存在感，更是让乾隆帝内心燃起杀气。鄂尔泰有意无意中一点点突破着他本不该去触碰的防线，乾隆帝则一直在这条防线的另外一端冷眼打量着。

鄂党失势

   乾隆帝开始以一种高压和威严之势公开点名批评鄂尔泰，甚至是借机表扬了张廷玉，一抑一扬之间，令鄂尔泰更受刺激。鄂尔泰明白自己在与张廷玉的较量中已经处于下风，甚至已然失宠，不得不自此多加小心。但是，面对一个集权思想越来越成熟的皇帝，鄂尔泰即便是再谨小慎微，也会在不经意中开罪乾隆帝。不久之后，鄂尔泰又一次惹恼了乾隆帝。因为一次奏折处理不当，乾隆帝对其进行了严行申饬。鄂尔泰如同被人猛击一掌，总算从迷梦之中彻底清醒过来，只能就此变得老实而又本分。

   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正当鄂尔泰准备收心做他的太平宰相之时，依附在他周围的党徒却又制造出风浪，把这位已经处在风口浪尖的权臣进一步推向危险的漩涡之中。

   原来，鄂党干将仲永檀官至左副都御史之后，不免有些得意忘形，并四处留下逆迹。就在这年年底，仲永檀与鄂尔泰长子鄂容安串通密谋对付张廷玉一事败露。根据一份供词显示，他们二人在未上密折之前先行商议，既奏之后，又互通情报反复商议。这种行为既无视密折制度，又纯属结党营私，尤其令乾隆帝感到愤怒。一个是儿子，另一个是门徒，鄂尔泰自然难逃干系。乾隆帝对鄂尔泰的不满，也由此到达顶点。他严厉斥责鄂尔泰既不善选择门生，又不能教训儿子，而且犯有营私结党之过。

   见此情形，张党开始跃跃欲试，企图落井下石，图谋报复。他们要求严惩仲永檀和鄂容安之余，也对鄂尔泰予以严密审查。没想到张党的这些激烈行为反倒促使乾隆帝对鄂党产生同情之心。他忽然下令从宽结案，除了将仲永檀革职下狱之外，对于鄂容安，乾隆帝只是给予薄惩。在乾隆帝的内心深处，暂时不想造成一党独大的局面，所以他必须努力维持两党之间的均势。当然，他也不忘趁机给予鄂尔泰严厉告诫：如果日后胆敢再犯，绝对不会宽恕。经过这番折腾之后，鄂尔泰威风扫地，颜面尽失，鄂党也不能再持续当初的那种强势。乾隆九年（1744年）冬，鄂尔泰患病卧床，手脚不能动弹，疑似得了中风。在与病魔艰难抗争一段时间之后，他最终还是在第二年春天病故。得知鄂尔泰去世的消息之后，乾隆帝还是按照父亲当年的遗诏，特别颁旨准许鄂尔泰配享太庙。鄂尔泰的去世给鄂党带来沉重打击，群龙无首的鄂党在朝廷中的势力已经大不如前。乾隆十一年（1746年）九月，鄂尔泰的弟弟，户部尚书鄂尔奇因多项罪名遭到弹劾，被革职罢官。两年之后，鄂尔奇带着一种郁闷心情在狱中死去。

   乾隆二十年（1755年），鄂尔泰的门生胡中藻所著《坚磨生诗抄》遭到查抄，卷进一场文字狱中。在胡氏所著诗集中，官员很快就查出其中含有攻讦张廷玉和张照的句子。其实，此时的张廷玉既无法构成对乾隆皇帝的任何威胁，更不是皇帝所宠幸的权臣，至于张党也已经遭到乾隆帝的多次打压，如同惊弓之鸟。这样说来，胡中藻含沙射影攻击张廷玉，似不能构成什么大罪，但乾隆帝却据此咬定胡中藻有结党营私之举，并不愿将他轻易放过。不仅鄂党分子胡中藻遭到处决，还牵连到了鄂尔泰侄子甘肃巡抚鄂昌，甚至进一步牵连到鄂尔泰的其他子侄。

   乾隆帝查出鄂昌与胡氏唱和的诗篇《塞上吟》中有“奈何奈何”这样的感叹，认为鄂昌破坏了“遇有行师，必踊跃争先”的满洲旧俗，是破坏满族勇敢尚武风气的败类，属于大逆不道之举。在另外一首诗中，乾隆帝发现鄂昌将蒙古称为“胡儿”，就此表现出更加强烈的不满。他认为蒙古与满洲本属一体，既然鄂昌视蒙古为胡儿，那就等于是自加诋毁，把满族也视同胡儿。愤怒的乾隆帝丝毫没有顾及鄂尔泰的任何情面，竟然就此下令让鄂昌自尽。

   胡中藻被处决，鄂昌被赐死，这当然对鄂党造成了很大打击。但这还不是乾隆帝对于鄂党的最后一击。同样受到胡案牵连的鄂容安和鄂实，在此之后被勒令前往边疆履职。这多少是因为鄂昌几句“奈何”的连累，乾隆帝逼迫鄂家子弟找回尚武精神。而这在边境动荡的岁月，无疑等于是让他们送死。果然，就在鄂容安抵达西疆后不久，他就遇到准噶尔部叛变。在一场战斗中，鄂容安和另外一位战将班第被贼兵一路追赶，在耗尽所有气力之后，被迫双双拔剑自刎。鄂实也是在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战死在叶尔羌城东黑水河畔。除了他们二位之外，鄂尔泰另外一个儿子鄂乐舜曾经因为在浙江任上索贿遭到弹劾和逮捕，乾隆帝丝毫不讲情面，同样给予严厉惩罚，逼迫其自杀。

   曾经满门荣贵的鄂家，因为胡中藻一案的牵连，竟然遭到乾隆帝如此严厉的打击，显然与当初鄂党势力过于强盛有着直接的因果联系。乾隆帝一直平衡鄂张两党实力，还不惜借助抬高张党的力量对其进行了有效打压，但还是对满族贵族组成的鄂党保持了足够的戒备之心。但是，当魁首已死，乾隆帝干脆抓住机会来个釜底抽薪式的打击，其实是一直在担心鄂党会在某个时候重新抬头。在威严的乾隆帝面前，无论鄂尔泰和鄂党分子如何强势，终究只是在如来佛祖手心蹦踺的猴子，永远逃不出乾隆帝的手掌心。看到乾隆帝铲除鄂党的意愿如此坚决，鄂党分子纷纷偃旗息鼓，曾经不可一世的百足之虫，也只能就此销声匿迹。

作者单位：南京国际关系学院

（转引自《文史天地》，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