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平

     燕山南北的长城一线，作为北方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接壤地带，既是北方民族南下逐鹿中原的必经之路，也是人口往来的重要通道。清王朝统一内外蒙古，烽烟不再，越过长城，出口谋生、经商、游历的人口数量渐增，形成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大规模移民活动——走西口。

     走西口，亦称“走口外”，指山西北部、陕甘北部等地的百姓前往长城以北的蒙古草原地区从事垦荒、经商的移民活动。所谓“口”，指长城沿线少数民族和内地汉人的贸易之处（互市）。西口，系与“东口”张家口相对而言，但西口的具体位置，有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包头、山西右玉杀虎口等说法。客观而言，以自发性移民为主体的走西口大多属于就近出口，归化土默特地区以山西人为主，五原、临河移民主要来自陕甘北部，这种情况说明移民不可能从一个确定的西口出关北上，“走西口”应当被视为与“洪洞大槐树”类似的文化象征符号。随着清末晋北、蒙古南部地区二人台曲目《走西口》的流行，这一笼统的称呼，才越来越普遍，并最终成为内地向长城以北地区移民的代名词。

     走西口移民以晋北、陕北的贫苦农民为主，其次是从事贸易的商人。晋西北的保德、河曲、偏关，雁北的朔县、平鲁、左云、右玉、山阴，陕北的府谷、神木、榆林、定边等地是主要的移民输出地。旅蒙商人则主要是来自晋中的平遥、太古、祁县等地。晋陕走西口移民一般出右玉县杀虎口前往土默特，另外一部分则走水路前往河套、后山地区，还有一些民人则由古城前往伊克昭盟。

     晋陕之所以成为主要的移民输出地，与当地的自然环境有密切关系。该地区沙侵地瘠，自然环境恶劣，出外佣工佃耕者甚众，当地流传着“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西口，女人挖野菜”的民谣。炊烟相望的蒙古地区则土地丰饶，蒙古牧民招揽汉人垦荒，无疑是极具吸引力的。因此，沿边很早就出现春种秋归的“雁行”人。晋中商人是自明初为边镇运输粮食而发迹的，他们拥有地利之便，由最初的贩运粮食、经营盐业，发展到垄断蒙古与内地的经贸往来。由晋商带来的“踩路效应”，吸引了很多人前往口外寻求发展机会，甚至河北、山东一带的贫民也闻风北上，赴口外谋生。

     秦汉以降，不断有内地汉人迁往口外的记载，但大多属于朝廷因战争而推行的移民实边，旋兴旋灭。元亡明兴，蒙古势力退居长城以北，依旧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不时挥兵南下，劫掠人口，明王朝遂在长城一线重兵驻守，严禁内地人口、物资出边。至嘉靖年间，蒙古鞑靼（dá dá，明朝指东蒙古人）部首领俺达汗“纳叛人赵全等据古丰州地，招亡命数万，屋居佃作，号曰‘板升’”（《明史》卷222，列传第110）。这类名为“板升”的居民点逐渐构成明蒙对峙下一种特殊的移民形态。隆庆六年（1572）和议，明朝开放长城沿线，与蒙古互市。神宗万历三年（1575），应蒙古之请，明廷赐俺达汗新建城池名为“归化城”，此后双方往来日渐频繁，为数不少的汉人前往蒙地垦种，甚至入赘定居。明末流寇四起，晋陕民众纷纷前往蒙古地方躲避战乱。

     清王朝早在入关之前就已经获得蒙古各部的臣服，并在乾隆年间最终解决漠西厄鲁特蒙古问题，蒙古各部编立扎萨克盟旗，长城一线关隘失去往日的战略价值，人民往来更加便利，“走西口”的移民热潮开始出现。随着官方政策的变化，清代“走西口”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从清初到乾隆十三年（1748），是“走西口”移民的起始阶段。顺治年间，清廷严禁兵民“往垦口外牧地”，并在晋陕北部与鄂尔多斯等地接壤处划设界地，蒙汉均不准越界放牧或垦种。康熙年间，清廷用兵西北，康熙帝下令在归化城周边设立皇庄13座，招民垦种，但严格控制出口人数，“每年由户部给予印票，逐年换给”。移民须持票出边，且不许携带家眷。出口垦种者，每年春种秋归，不得滞留蒙地过冬。雍正年间，清廷鉴于内地灾荒，提出“一地养两民”的政策，允许蒙民收租、汉民承佃，出关禁令有所松弛。总体来看，这一阶段的走西口移民仍旧延续着明末以来所谓“雁行”的垦种方式，出口者逐年增长，但定居者寥寥。

     二、从乾隆十三年至清末，是“走西口”移民的调整阶段。乾隆十三年，清廷以口外垦种致使蒙古丧失本业为由，勒令蒙古赎回土地，禁止典当。三十七年（1772），清廷再次重申禁止内地民人出边垦种。然而，内地人地矛盾尖锐，走西口移民难以禁绝。不久，禁令废止，口外移民逐渐回升，“秦、晋沿边州县移垦之民遂日众”。嘉庆初年，清廷废止出关查验制度，内地民人“走西口”蔚然成风。这一时期走西口的显著特征是大量移民从“雁行”逐渐转为定居，并开始在一些定居点取得人口优势，如归化城汉人“渐由客籍而成土著……而民人生齿之繁，遂远非蒙族所可及”（绥远通志馆编《绥远通志稿》卷73）。

     三、清末十年是“走西口”移民的高峰时期。晚清时期，边疆地区危机四伏，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廷任命贻谷为督办蒙旗垦务大臣，在乌兰察布、伊克昭二盟和察哈尔八旗等游牧地丈量蒙地，办理开垦。清廷还颁布了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内地兵民迁往口外。口外移民获得合法身份，蒙地垦荒也由“私招私垦”变为公开招垦，迁往口外的人口数量激增，有力推动了农耕区的向北拓展，但也引发了蒙汉之间的利益冲突，大规模招垦曾一度陷入停顿。

     有清一代走西口移民数量相当庞大。以归化厅为例，雍正初年，散居土默特的就有2000多家，归化城外另有500多个汉人村庄。至嘉庆朝，归化六厅大约有三四十万人。光绪末年，归化诸厅人口已经超过100万。如果加上没有入籍的雁行人、流动商贩，以及远赴新疆、东蒙乃至辽东的人口，走西口移民的规模十分可观。

     清亡后，民国政府继续推行放垦政策，前往蒙地谋生者有增无减。新中国成立初期，仍有不少走西口的内地人，但走西口移民潮已近尾声。

     走西口不仅仅是内地向边疆地区的移民，同时也深刻记录了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进退消长、互相交融的历程。外来移民的到来，成为蒙汉交流的重要纽带，北上汉人带去先进的耕作方式，使得千里大漠变成了“塞上粮仓”。围绕晋商聚居点，逐渐形成了塞外重要的商品集散中心，包头就因为与晋商的密切关联，而流传着“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说法。随着定居移民的增加，蒙地行政设置也逐步完善，对巩固边疆防务起到积极的作用。蒙汉之间的频繁交流开始改变各自的社会风俗，晋陕北部、内蒙地区流传很广的二人台更是双方文化交融的结果。

     然而，走西口作为民间自发性的移民浪潮，本身也存在很多负面因素。首先是马匪活动的猖獗，在当时官方统治薄弱的情况下，生活无着者很容易落草为寇，致使该地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游离于正常秩序之外。其次是鸦片的普遍种植，民人吸食鸦片者甚众。再就是不合理开发导致生态危害。移民的盲目开垦，破坏了草场原有的生态系统，从而引起草场萎缩、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等不良结果，晚近肆虐的沙尘暴就与该地不合理的开发有关。

     总体而言，走西口无论在时间跨度还是从人口规模上，都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人口大迁徙，反映了王朝政治与民间社会的双重互动，其诸多方面仍然有待探讨。

作者简介

     刘平，1962年生，苏州人，历史学博士，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秘密社会史、中国近现代社会史、民间文化与民间信仰；主要著作有《文化与叛乱——以清代秘密社会为视角》、《被遗忘的战争——咸丰同治年间广东土客大械斗研究》等。

（转引自中华文史网，《清史镜鉴》第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