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敏兰

   大约四、五年前，《启蒙运动的生意》（三联书店2005 年版，以下简称《生意》）一书在中国读书界引起关注，让不少中国学人记住了罗伯特•达恩顿这个名字。随后，达恩顿的其他文化史著作相继被引进中国。《生意》说的是一部书的历史，即《百科全书》出版史。另一本《屠猫记: 法国文化史钩沉》（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也阐述有关法国启蒙运动的书籍史，并从《百科全书》扩展到卢梭及大众阅读。而在新近翻译出版的《The Kiss of Lamourette》①（ 以下简称《之吻》）的第三部分和第五部分（全书共有五部分）中，达恩顿把研究从个案分析转向全面的考察，从微观上升到宏观，深入探讨书籍史的意义。

   书中介绍说: 书籍史是一门重要的新学科，是一种用社会史和文化史的方法研究人类如何沟通和交流的学问。当然，这里所说的沟通和交流是以印刷品为媒体的。即过去五百年里人们的想法和观念是怎样通过印刷品得到传播的，阅读又是怎样反过来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书籍史的迅猛发展充分表明这一学科的重要性: 在短短二十年里，书籍史研究已经成为丰富而又多产的学科领域。在人文领域里，很难见到一个学科如此蒸蒸日上、兴旺发达。

   书是文化传播的手段，又是文化产业的产物。它不仅是作者个人创造的产品，也是所有参与书籍制造的人们分工合作、集体劳动的成果。然而这项工作涉及范围十分广泛，包括图书馆史、出版史、造纸史、印刷制版史、阅读史等多方面的内容; 更具体的还有对某个作家手稿或稿费等问题的研究。对此很难从总体上作宏观把握。因而书籍史虽然发展迅速，但研究的题目却具体、丰富又杂乱无章，令人目不暇接。各种研究方法争奇斗艳，让人眼花缭乱。看来书籍史表面上的繁荣并不能掩盖研究的危机。那么如何能摆脱困境，真正发现书籍史的意义呢?

     达恩顿指出: 如果书籍史的研究要想避免陷于四分五裂、各不相干、马尾巴功能、各自为战的状态，就必须做高屋建瓴式的研究，把书籍作为一种人类沟通的手段来看待。为此他提出一个具有相对普遍意义的研究模式，也就是书籍传播的线路系统，或称“线路图”。印刷出版的书一般都经历类似的循环规律，这个循环就像一个传播线路系统，从作者到出版人（如果卖书的人没介入这个环节的话），再到印刷的人，再到运输的人，再到卖书的人，最后到读者。

   一般人或许以为，书作者应该是书籍史中的主角，但是达恩顿认为，从作家的手稿到读者手中的书，有一个复杂的生产流水线，一环接一环，每一个环节都不可或缺。在这里，他说的书籍史，其实是所有造书人的历史。他甚至认为读者的作用最重要: 读者是这个线路系统中最重要的环节，因为他对作者的影响既反映在写作之前，也反映在写作之后。作者们自己也是读者，通过阅读，也通过与读者和其他作者打交道，他们捉摸出文学写作是怎么回事。所以，这个线路板是循环的，它的职能是传递信息。

   达恩顿详细介绍书籍传播过程中每一个环节中各种角色的作用。

   首先是作者。《之吻》中说，过去作者们究竟是在什么情况下写作的，我们所知甚少。他们什么时候依赖豪门赞助或被国家雇用? 什么时候完全靠自己的笔耕生活? 写作生涯到底意味着什么? 他们又是怎样跟出版商、印刷商、书商、评论人以及其他作家打交道? 在这些问题得到回答之前，我们不可能完全理解文本的传播。作家左拉曾说，只有当一个作家能把作品卖出大价钱来才谈得上精神独立。书中举例说，伏尔泰能利用那些想印盗版书的书商，并把他们玩得团团转，那是因为他不靠写作为生。他的真正目的是扩大发行量，以传播启蒙思想，而不是赚钱。如果是为了赚钱，他就该把书稿卖给印刷商了。

   作者的经济实力直接影响书的写作和出版，狄德罗的事例就充分说明这一问题。《生意》中说到，1746 年冬天，巴黎的一位大出版商勒布雷顿请33 岁的自由撰稿人狄德罗主编一套由他策划的《百科全书》。出版商选定《百科全书》这个题目，完全是出于盈利目的。不仅如此，出版商选定狄德罗来当“承包商”，也是出于生意经。当时的狄德罗是一个名不见经传、以卖文为生的年轻人，既适合担当这一长期、艰苦的任务，而且不必付予他过高的报酬。他乐于承包该项目，首先也是为了经济利益，因为这样大的项目可以保证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有稳定的收入，不至于像从前那样吃了上顿没下顿，正好以解燃眉之急。然而，《百科全书》畅销之后，狄德罗的声望日高，身价倍增。当新东家庞库克计划对《百科全书》修订时，狄德罗的要价奇高。庞库克痛骂他是“大坏蛋”，气愤之下，抛开狄德罗，另聘他人进行此项工作。

   另据《屠猫记》介绍，巴黎一位名叫艾梅里的书报检察官花5 年时间对五百余名作家（相当于当时法国作家总人数的1/3）进行调查后，写下了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发现在五百余名作家中，70%出自第三等级，其中资产阶级很少，卖文为生者居多。许多作家为了出人头地而寻求大人物的资助和庇护，永不休止地寻求保护伞，形成一种“羽翼原则”。像狄德罗那样由书商供养的仅是特例，这与《百科全书》体系的庞大和高利润有关。

   《之吻》概括作家地位的变迁说随着收入的增加，作家的身份地位也在上升。中世纪的时候，作家地位与宫廷小丑差不多，仰人鼻息，居无定所。文艺复兴时期，写作被看作是绅士们的一点雅兴。启蒙运动期间，作家们不过是上流社会沙龙里的点缀。而到了19 世纪，作家则受人尊重甚至敬仰。作家收入的提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1880 年，法国正式确立现代版权和稿费制度。从那时起，作家们可以通过写畅销书赚钱，可以从售书中提成，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只是在付印前拿到一笔稿费，有的甚至只是过后拿到一些样书了事。

   书作者将书稿交给出版商，就像接力赛一样，把接力棒传递到出版商手中。《之吻》介绍说，有关出版商的文献资料在书籍史研究方面最为丰富，但迄今为止尚未得到充分的利用。他提示说书商（ 即出版商） 们是如何跟作者签约? 怎样同书商们联盟? 怎么同政府方面斡旋? 又是怎样处理财务、货源、运输和市场宣传这类事情的?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会使图书史的研究同社会史、经济史、政治史挂上钩，同这些学科相得益彰。《生意》中详细介绍了出版商之间的激烈竞争与功利性的合作，重点描述巴黎大出版商庞库克，指出他凭借着从政府获得的特权，几乎垄断了布丰、伏尔泰和卢梭著作的出版业务，同时还控制着《百科全书》的独占权。在他身上具有“强盗资本家”的特征。不仅庞库克与法国著名哲学家建立稳定的联系，狄更斯和其他欧洲的一些著名作家也有较为固定的出版商。在当时，对于一般书籍来说，出版商所起的是“助产士”的作用，即帮助作者出版已完成的书稿，但《百科全书》是个例外，出版商不仅仅是助产士，他们和作者一起成为了书籍的父母。因为没有出版商的最初创意和随时提出修订意见以及冒险性的投机，就不会有这部巨作问世。更重要的是，如果不是出版商通过与政府的交涉，积极为《百科全书》保驾护航，这部巨作不可能平安诞生。无论如何，出版商对于图书的问世都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下一个环节就是印刷商了。印刷商有两个上家: 一是从出版商那里取得书稿，二是从供应商手中购买纸张、油墨、印刷机器和劳力。印刷商既要与出版商讨价还价，还与其他印刷商争夺有利可图的书稿。在选购原材料方面也得费尽心机，尽量购买质高、价廉的物品。有些印刷商亲自到产地去仔细检验原料的质量。在图书生产中成本最高的部分是纸张。由于直到19 世纪才出现机器造纸，在这之前的手工造纸质量难以保证，因此印刷商们在获取优质纸张方面投入最多。印刷商还要处理与工人的关系，工人若对其不满，就可能用各种手段进行报复。《生意》介绍，工人或支取下周的工资后不辞而别，或为老板的竞争对手及警察做密探; 或消极怠工、拖延工期; 或在印刷上做手脚，破坏产品质量，例如在《百科全书》中可看到不少地方页边歪斜、页码排错、间隔难看、排印错误、字迹模糊，甚至留下指印。这些都严重影响产品的销售。《屠猫记》讲述了一个印刷工人因不满恶劣生活状况而屠杀老板娘宠猫的故事，部分反映了劳资的矛盾。《之吻》也重复了这个故事。

   运输商：把从印刷厂印出来的书送到书店，其间要经过很多环节。这些环节是一本书从作者到读者的过程中最复杂的阶段。运输方式有多种: 旱路车、水路船、商路、邮路加铁路。在偏远地区，运输工具往往会决定书籍发行的状况。气候、时节和交通条件更是直接影响书籍传播。例如，在欧洲很多地区，农忙季节赶车拉套的人都去忙农活，印刷商根本无法把书送到各地书店去。严冬冰天雪地、雨季路途泥泞都严重阻碍运输; 战争、政治局势动荡，甚至保险费都可能导致运输线路关闭。具体的事例能进一步说明问题的复杂性。例如，一家瑞士印刷厂要把书送到订购该书的法国南部一位书商手中，可以有两条路径: 一条路径是经过四个城市（ 有些不是法国的领土） 。这条路径的好处是可以绕开法国，避免让货物被没收，但太绕远，花费大。包装好的货箱要翻过阿尔卑斯山，经过不计其数的中间人，包括负责办理货运的、撑船的、赶车的、看仓库的、跑码头的，最后才能到书店里。另一条直接、便捷的线路风险大，要接受政府官员的多次检查。而且政府征收的关税太高，只好仍走绕远的路。

   书商（即销售商）: 《之吻》着重介绍法国南部一个中等城市的书商利高德，并通过他反映书商的一般情况。利高德的书店主要出售医学方面的书籍，因为当地有一个很著名的医学院，专业书籍能卖得很好。不过因为当时启蒙思想家的书十分畅销（顾客都对伏尔泰、卢梭的著作如饥似渴），利高德也投机性地经营这方面的书籍。利高德经营有方，他读得很多，勤于征求读者意见，长于从商务通讯中把握市场脉搏，充分利用印刷坊和其他供应商寄给他的出版目录，在做了调查之后才挑选预订之书。每本书都不多订，如果卖得好就续定，以节省开支，减低风险，并且可以使自己的存书多样化，使读者得到更多的满足。限制书订量的另一目的是保证总数的重量刚好在运货商所要求的最低重量限度之内，这样可以享受比较便宜的运费。利高德的营销还靠心狠手辣，把竞争对手逼到绝路。在当时大鱼吃小鱼、弱肉强食，乃势所必然。在那个三万多人口的城市有7 个专业书店，利高德的书店是其中最大的，顾客所需要的书他几乎都有。但是其他几家书店都风雨飘摇，濒于破产。售书业在其他省城里的情况大致差不多，多是由一两个书店处在核心地位，试图垄断市场，围绕着它们有一些小书商在边缘上挣扎。小书商的强项是卖小册子和旧书。不过，利高德好景不长，最终因法国政府实行图书贸易改革（ 增加关税和打击盗版书、禁书） 而与其他不少书商们一道破产。

   读者及阅读:《之吻》说: 读者们怎样吸收一本书是一个讲不清的问题。阅读是书籍传播过程中最难研究的一个课题。但是阅读又是很重要的。什么人阅读，读的是什么，阅读是在什么时候和什么情况下发生的，阅读的效果又是怎样的，这类问题把阅读研究跟社会学联系来了。

   达恩顿进一步阐述了研究阅读史更广泛的社会意义，他认为历史上不乏因为阅读或通过阅读而导致改变世界的例子。像马丁•路德对圣徒鲍尔的阅读、马克思对黑格尔的阅读、毛泽东对马克思的阅读。这些人所熟知的例子说明了一个深刻和普遍的道理，人类总是不断地在生活中寻找意义，并了解自己。如果我们能弄明白人们是怎样阅读的，我们就能懂得他们是怎样理解世界的。在这样一个历史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也会同时满足自己对意义的追求。

   那么，应如何研究阅读史呢? 《之吻》指出: 阅读是有历史的，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有不同的呈现方式。我们可能以为阅读是个简单的从书页中攫取信息的过程。但是仔细想想就会发现，信息需要经过筛选、分类和解释。这样一个过程是受制于一定的文化范式的，而文化范式则在历史上经历了很多变化。因为我们的先人们的精神世界跟我们的很不一样，他们的阅读方式也肯定跟我们不一样。所以，阅读的历史跟思想的历史一样复杂。

   另据《屠猫记》介绍卢梭作品在法国的反应: 在一位名叫让•兰森的法国商人向瑞士纳沙泰尔印刷公司购书的单据上，卢梭的作品多达四种，共55 册，是购书单上所有作家中作品数目最多的。兰森对其他书的阅读也深受卢梭的影响，偏重教育和道德修养方面。从众多读者给出版公司、亲友以及卢梭的信件中发现，卢梭的作品在法国掀起了一股阅读热潮，这些读者中就有《启蒙运动的生意》中的主角———大出版商庞库克。卢梭作品对读者的影响大大超过了其他启蒙思想家。他的小说感人肺腑，许多人———无论男女———在信中描述他们在阅读时哭得死去活来的情景。卢梭成为广大读者的精神导师和挚友，教人们如何爱亲人、爱家庭，如何更好地生活。

   达恩顿的路线图不仅描述书籍生产全过程的横向联系（ 接力棒的传递） ，也注重各部分内部的纵向关系（ 例如劳资关系） ，还涉及图书生产系统之外的社会力量，包括政府、教会、民间团体等，形成一个网络系统。他说我不是说图书史的写法都得符合我的模式，但是，我的研究方法的好处是，可以把本来互不相干的细节贯穿起来，成为一体。不管大家怎样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要把事情讲透，都非得把文本传播过程中那些分散脱离的部分作为一个统一整体来研究。这种“总体史”的研究方法，对于克服历史学、尤其是文化史的“碎片化”倾向是大有裨益的。

   除了介绍“主角”外，达恩顿对广大劳动者、“群众演员”、“无名英雄”给予极大的关注，甚至捡破烂的人也在书籍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在《生意》中已经说到捡破烂的人索价高，导致纸张价格上涨的事情。《之吻》说，以往文学史研究多只重视文学巨匠和佳篇杰作，并把研究局限于形诸文字的东西，忽视了一些同样重要的人物———捡破烂人、造纸人、排版人、赶车人、卖书人，甚至读者。形诸文字的文学作品只是书籍制作和发行系统中的一部分，然而，使这个系统得以运转的大部分人在传统文学史中却毫无踪影。这些中间人被大作家们从文学史中被挤出去了。一旦从这些中间人的角度来审视文学史，那我们将会看到完全不同的另一番景象。

   《之吻》中介绍了几个“中间人”的具体做为: 一个造纸人为了推销产品使尽了各种手段，包括天花乱坠的广告词和暗中使坏。还有一个被书商雇佣的推销员骑着马跑遍了法国中部和南部几乎所有像模像样的城镇，6个月里，为了鼓吹《百科全书》和印刷坊出版的其他书籍，他喊破嗓子说破嘴。这可不是好玩的事，一路上灾难不断，险些遭遇劫匪，多次患病，遭受持续大雨，以致人畜都被浸泡得骨头都要发霉了; 最后坐骑筋疲力竭，不能继续行走，只得卖掉它，另买一头新的。总之是艰难重重，难以言说。《之吻》希望研究者应该关注启蒙运动中那些不朽杰作后面的芸芸众生: 《百科全书》凝聚了无数人的血汗，它不只是狄德罗这样的哲学家的作品，也是像邦尼曼（ 一位印刷工人） 这样的工人的劳动结晶。总之，了解了这些幕后的人和事，才能真正懂得什么是“书籍史”。

①罗伯特•达恩顿: 《拉莫莱特之吻: 有关文化史的思考》，萧知纬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

（作者黄敏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邮编: 100006）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2 年第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