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中国学研究考察记

———访日本著名中国学家沟口雄三

何　培　忠

    我对沟口雄三先生的访问是在2003年年初,樱花绽开的时节进行的。

沟口雄三先生1932年出生于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 1956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专业,是日本著名的中国学家。他从20世纪50年代起一直从事中国文化、思想方面的研究,是一位不仅在日本学术界享有盛名,也对许多国家的

中国学研究有重大影响的学者。他发表过大量研究成果,其中有50余部(篇) 被译为英文、法文、韩文和中文。被译为中文的著作有《中国的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中国前近代思想之曲折与展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中华书局,1998) 、《新儒学史》(远方出版社,1998) 、《作为方法的中国》(台北“国立”编译馆,1999) 等,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学术界对沟口先生学术观点的重视。沟口先生于1993 年离开长期工作的东京大学,成为名誉教授之后,被大力开展中国学研究的大东文化大学聘为教授,同时在许多与中国学研究有关的机构中担任要职。他虽然已年逾古稀,但在学术领域中依然勤耕不辍,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问世。

日本学者的工作非常忙,2003年年初到日本后,经北海道大学高井洁司教授的热情介绍,我给沟口雄三先生发出了电子邮件,希望能拜访他。沟口先生不仅立即回了信,考虑到我在日本的行程比较紧,还让我选定见面的时间,他来相应调整

自己的工作计划,这实在令我感动不已。

沟口先生的家在东京都练马区。4月1日,我如约到达同沟口先生约定的石井公园站,沟口先生亲自驾车把我从车站接到一座独立的二层楼前,说这是他的书斋。上了二楼,我迅速打量了房间的布置。房间谈不上宽敞,房间内除了电脑、书桌、书架外,再也没有任何可以称为家具的东西了。书架上摆放着《鲁迅全集》、《竹内好全集》,中华书局出版的《明史》、《清史稿》等,显示出房间主人的读书爱好,书桌上摊放着一本本打开的书和一摞摞稿纸,表明沟口先生方才还在工作。

我首先介绍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的目的,然后请沟口先生介绍日本的中国学研究状况。

沟口先生对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大力称赞,说这对于加强国外学者与中国学术界的沟通和交流非常重要,显示出了中国学术界的开放姿态。

据沟口先生介绍,战后日本的中国学研究从宏观上看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之后,即从1946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

1946年中国研究所的成立是日本的中国学研究中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表明日本对中国的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在过去,尤其是战争时期,日本的中国学研究受到很大限制,甚至在有些方面不得不受军国主义的影响。战后重新开始的中国

学研究,不仅反省和纠正了在中国学研究问题上的偏颇,还受到了社会主义观点的影响,普遍用中国的观点研究中国问题。在冷战时期,西方国家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了封锁,地处中国近邻的韩国、日本等也拒不承认中国。为

了打破西方国家以及日本政府对中国的封锁,这一时期日本的中国学研究主要是侧重正面介绍新中国的情况。在介绍中国情况时,不仅采用中国的观点,还按照中国媒体的口径,就连使用的资料也基本上是《人民日报》等中国报刊上刊载的内

容。从积极的角度看,这样的研究方法对于让日本人了解中国革命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样做的负面影响是不能达到客观、全面了解中国的目的。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许多研究人员紧跟中国瞬息万变的形势发表言论,对中国事务

缺乏冷静、客观的态度。沟口先生认为,这种“风派”做法对于研究人员来说是不可取的。

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的中国学研究开始进入新的阶段。这是因为,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使中日两国有了频繁的人员往来和学术交流,日本学者获取中国资料的渠道大大拓宽。研究人员在总结经验教训的

基础上,抛开意识形态,开始客观和全面地观察、研究中国问题。

沟口先生坦言,在战后日本的中国学研究中,虽说有一个时期深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但坚持客观立场、深入进行学术研究的大有人在。他本人对中国的研究,就是从世界人类文明的角度加以比较分析。许多日本学者考察世界时首先把世界

分为东方和西方两大部分,认为西方文明优于东方文明。在对中日两国现代化进程的比较研究中,有些学者从西方文明优越的立场出发,认为日本先进,中国落后,甚至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行不通而采取的政策,因而坚持把

中国列入现代化后进的行列。沟口先生反对这种先进、后进的序列观点。他认为,中日两国的现代化都是在各自的“基体”上进行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传统的“共同性社会”的“基体”上展开,其结果是在大公无私的口号下完成了土地公有化和重工业化,这两点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是一笔莫大的财富。公有化的土地成为极大的社会资本,重工业成为市场经济的国内基础。由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有研究报告指出,21世纪将是东方文明复兴的世纪,沟口先生说,这无疑是个喜讯,因为它证明了长期以来流行的先进、后进序列说法的虚构性,使人们从自我束缚的咒语中解放出来。

我告诉沟口先生,3月20日我收到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滨下武志先生的邀请,参加了他在东京大学的退职演讲会。沟口先生说,滨下武志是他敬佩的学者之一,他提出的朝贡贸易研究是站在独特的视角上,对中国及亚洲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补充。

沟口先生又简要介绍了日本的中国学研究机构的情况。他指出,考察日本的中国学研究,要注意“东方学会”、“日本中国学会”、“中国社会文化学会”和“史学会”等几个学会的活动和作用。

“东方学会”历史比较久远,其前身是成立于20 世纪初的“日华学会”,由外务省管理,属于政府管理下的民间学术团体,宗旨是发展日本的东方学研究,积极开展国际间学术研究与交流,推动东方各国的文化事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整顿、重组学术机构团体时,日本外务省先于1947年成立了“东方学术协会”,替代了日华学会,后来又于1948年将“东方学术协会”更名为“东方学会”。当时会员人数为409人,分两个支部,东京支部260人,京都支部149 人。经过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现在东方学会有会员1560人,由研究中国问题、朝鲜问题、蒙古问题、印度以及东南亚问题、中亚问题、西亚问题、日本问题的学者组成,其中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占多数。研究领域包括历史、社会、经济、民族、民俗、思想、哲学、宗教、文学、语言、艺术、考古等,涵盖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

1951年,东方学会创办了学术刊物《东方学》(半年刊) ,1954年在外务省资助下出版了《东方学论集》(1955年度第3 辑停刊) ,1957年出版了《国际东方学者会议纪要》,1967年在日本文部省赞助下出版发行《东方学论著目录》,1980年山本理事长接待了以宦乡为团长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访日代表团。

《东方学》至今已发行了100多期。在第100期中,研究东方各国历史、文学、思想、考古等学科的学者纷纷撰文,论述日本东方学的发展状况,其中包括岸本美绪、池田温、滨下武志、山田辰雄、小南一郎、丸山升、沟口雄三等著名中国问题学者的文章。

“日本中国学会”成立于1949年,是日本全国性综合研究学会。目前有会员2000 多人,主要从事中国哲学、中国文学、汉语方面的研究。参加该学会的不仅有大学的研究人员,还有高中的老师,他们在汉语教学与研究方面非常活跃。日本中国学会的会刊是《日本中国学会报》,每年发行一次。学会还设有“日本中国学会奖”,每年评选出两名获奖者,一名是发表哲学方面优秀成果的研究人员,另一名是发表文学、语言学方面优秀成果的研究人员。

“日本中国社会文化学会”的历史较短,其前身是“东京大学中国哲学文学会”,简称“东大中哲会”。1985年6月“, 东大中哲会”改名为“东大中国学会”,1993年1月1日改为“中国社会文化学会”。该学会虽成立时间较晚,但很有时代特色。学会不仅吸收文学、哲学、历史等人文科学以及法律、经济等社会科学专业的人员,还吸收了天文学等自然科学和医学方面的专业人员。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都可以加入该学会,这成为该学会的一大特色。而且,会员并不局限于日本学者,还包括中国、韩国、美国、欧洲、澳大利亚等地的相关学者,使该学会发展成为具有国际特色的学术组织。因此,在不长的时间内,该学会已有1200余名会员,其发行的机关刊物《中国———社会与文化》也颇具影响力。

“史学会”成立于1889年,是代表日本史学界的学会组织。参加该学会的主要是历史学方面的学者,研究对象包括朝鲜、中国、印度、日本等,机关刊物是《史学杂志》,在学术界影响很大。

沟口先生指出,除了上述学会组织,日本的亚洲政经学会、日本现代中国学会的活动也很活跃,此外还有许多研究中国问题的学会组织都在活跃地开展工作。但值得注意的是,政治学家同中国学家是不一样的。日本有过汉学时代,后来思想界、学术界对日本的汉学展开过批判,推动了研究的发展。无论是汉学研究时代还是中国学研究时代,都应注重学术方面的研究,不能与政治连在一起。例如日本有关“满铁”的研究,就同政治关系密切,与汉学研究关系不大。日本有关现代中国问题的研究深受美国影响,站在政府立场上发表议论,这不能算是真正的学术研究。

沟口先生认为,各国现在都在开展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我们应当认识到中国学研究的深刻意义。纵观世界局势,从正确处理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开展中国学研究也有重要意义。人类历史上出现过许多文明,从世界文明的角度来看,中

华文明是最稳定、最长久的文明。汉字几千年延续使用,儒教一直流传至今,这都是中华文明稳定长久的证明。

听到沟口先生的宏论,我立刻想到“中国威胁论”问题。随着中国的强大,国外不断有人散布这种观点,成为国外中国学研究中一个不协调的声音。日本也有一些人持这种观点,对中国的所谓民族主义动向极为敏感。

沟口先生指出,从历史发展上看,中国文化绝不是排外文化,中国近代史上出现的排外现象是对外来压迫的反抗。同中国的民族主义相比,日本的民族主义更值得警惕。因为中国的民族主义不会导致国家主义,日本的民族主义才会导致国

家主义。“天下为公”在中国是人类的最高理想,而“公”在日本却是指天皇。

日本发动过中日战争、太平洋战争、大东亚战争,参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些战争的性质各有不同。中日战争是侵略战争,是百分之百的错误战争。对于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日本首先应有一个正确的历史观。

沟口先生的这番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想,正是由于沟口先生对历史、对科学的严谨态度,使他成为受人尊敬的学者。而日本的中国学研究,也正是由于有这样一批学者,才得以不断发展,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丰硕成果。

后记:

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聘请了一批国外著名中国学家担任名誉理事。鉴于沟口雄三先生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崇高威望,在确定人选时,自然名列其中。我把消息告诉沟口先生,征求他的意见,他立即回信表示同意。2003 年12 月10 日,我利用再次访问日本的机会,将聘书亲手交给了沟口先生。沟口先生对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的工作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

( 本文作者:男,1952 年生,学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研究,100732)

(责任编辑:若　水)

资料来源：何培忠：《日本中国学研究考察记(二) ——访日本著名中国学家沟口雄三》，《国外社会科学》二○○四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