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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文教授的清史研究（上）
朱政惠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上海 200062)
摘要:柯文对历史科学和中国历史研究有执着的探索精神,坚持不懈,从善如流,顺应时势,知不足就调整;他的“中国中心观”的形成和发展和他及时、准确地观察和分析美国中国学发展状况和趋势有关,当然也和整个美国中国学与国际局势发展大背景有关;他由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到“中国中心观”,再到对人类文明共性问题的探索,这一历程与他受到史华兹的影响分不开;他不主张两种文化的一般比较,而主张一种文化在两个时间点内的研究,注重历史变迁中比较敏感问题的研究方法。这几点,不仅反映了柯文本人的清史研究特点,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当代美国清史和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特色和现状。
关键词:柯文;清史研究;中国中心观;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K097. 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79 (2004) 0620025207
Kewen Professor’s Studying of the Qing Dynasty History
ZHU Zhenghui
(Department of Histor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Kewen’s research to historic science and chinese history possesses the firm probing essence ,Kewen makes unremitting efforts ,accepts good advice ,conforms to current affairs ,and regulates the defect with2out delay ;lt is also related to Chinese culture in the entire America and the great backdrop of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development ;Form western heart dovtrine to“Chinese heart view”,to the probing of the problem of mankind civilization generality ,he doesn’t advocate general comparison between two kinds of culture ,and he maintains that a kind of culture should be studied in two different time ,he lays stress on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the problems which are more susceptible during the history chang. Several respects mentioned above not only make known the Qing Dynasty history research distinguishing feature of kewen himself ,but also make known the Qing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America and Chinese modern history research distinguishing feature and pr2
esent situation in some degress.
Key words :Kewen ;the Qing Dynasty histroy research ;Chinese heart view
在国内开始清史编纂的时候,我不禁想起柯文(Paul A.Cohen) 教授,他是美国著名的中国学家,实际上也是著名的清史专家。他的最有影响的代表作, 是《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y Writting on the Recent China Past) 。我是通过忻平教授认识他的。忻平教授是国内第一部王韬专著的撰写者,他在1996 年去美国访问时结识了柯文。是时,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刚好成立,忻平担任中心副主任。我们即邀请柯文教授访问华东师大。这样,我们有了第一次交流和接触。此后,2000 年,我有幸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到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和燕京学社访问,和柯文教授有了第二次比较多的接触。2004 年初,柯文教授再次访问我校,我得以再次和他相聚,听了他关于中国学研究的学术演讲。通过这三次比较紧密的交往,我们之间可以说是相当地熟悉了。回顾这三次交往,正好可以看出柯文教授的清史研究也即其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思想、方法和认识的发展历程。对他的这些研究进程的了解,也有助于我们对海外清史研究一般方法和情况的认识。
王韬研究和中国中心观的创建
1996 年,柯文教授应邀到我们学校访问。这正是他的学术声望如日中天之时。他对忻平教授说,我们是世界上很少的两位王韬研究者。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邀请他到王韬的家———一个江南小镇参观访问。我和忻平教授在陪伴他的
过程中,谈笑一路,对于他为什么走上中国学研究和清史研究的道路也有了新的了解。
1934 年6 月,柯文教授出生于美国纽约。1953 年入芝加哥大学接受本科教育, 毕业后进入哈佛大学, 师从费正清(John K. Fairbank) 教授和史华兹(Benjamin I. Schwartz) 教授,开始致力于中国思想史和中西关系史研究, 先后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1962 年至1965 年,先后在密歇根大学和安默斯特学院任教。1965 年到麻州韦尔斯利学院任亚洲研究和历史学教授, 兼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这年2 月2 日,史华兹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称赞了这位年轻博士。他说:“柯文确切地掌握了历史学和一些很困难领域的学术研究手段。他也始终注意关心一些总的问题,并很注意在必要的时候运用比较的方法。他的思路清晰,观察问题立意很高。他的所有这些素质可以见诸于其著作,并且也将
继续见诸于其未来著作。我完全相信他是一个高效的、有魅力的教师。” 史华兹在这里给了柯文很高评价。他所提到的柯文的这些学术品质,确实为日后的事实所充分证实。
在撰写王韬传之前,柯文教授有过一本专著《中国与基督教: 传教运动与中国排外主义的发展(1860 - 1870) 》(China and Christianity :The Missionary Movement and the Growth of Chinese Antiforeignism ,1860 - 1870) ,这实际上是他1963 年出版的博士论文。关于这本著作的撰写原因,柯文说,首先是便于利用资料来研究中国。因为传教士的资料是西文,又涉及中国,利用这样的研究机会可以比较快地进入对中国问题的探讨。这是柯文自己对早年研究经历的解说。当然,最主要的,他还是希望通过对传教士的研究认识近代中国,了解西方传教士究竟在中国起什么样的作用,有什么样的影响。柯文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正是从探讨传教士对中国的影响开始的。《中国与基督教》阐述了19 世纪60 年代至70 年代西方传教运动在中国发展的历史。正如史华兹所评价的,柯文教授观察问题的立意很高。他在他生平的第一部学术著作中就提出尖锐的问题。他认为当时研究中国的学者,往往过于重视西方冲击与中国回应的过程,而忽略其他。包括从另一方面,审视中国冲击———西方回应的过程。他说,传教士到达中国时,碰到不少沮丧的遭遇与仇恨的眼光“, 这是他们来中国之前难以想象的”,“他们警觉到这种蜕变,加上他们对中国的情况本来就不满意⋯⋯都深刻地影响着他们在中国的情景中怎样作出回应”。[1] (P264 - 265) 这是柯文在他这本著作的最后一章所提出的问题和想法。这一想法实际上也影响了他以后的治学道路。柯文说,正是从这样的思想出发,他酝酿研究西方冲击———东方回应问题。王韬研究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开始的。
《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 是一部关于王韬与晚清社会改革的评传,1974 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中,柯文主要讨论与王韬有关的几个变革问题,诸如改良与革命的关系、时代变迁与历史变迁的区别、以内部的变迁为基准量度社会变迁、“传统”与“现代”的复杂关系、器物之变与价值观念之变的对立、19 世纪与20 世纪中国的变迁的地域文化源流等。但根据后来柯文自己的反思,当时的这本著作,在分析西方冲击和中国回应问题上,还是比较多地重视西方影响的因素。他在1992 年元旦为这本书的中文本撰写的序中就这样写道:“此书的最大阙失在于它有这么一种倾向——把西方影响中国之制度和文人世界观的程度作为衡量晚清变革的决定性尺度,而且这种倾向贯穿了全书,并非仅见于最后一章。”[2 ] (P2) 他说,如果现在重新构思,他一定会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中国19 世纪后半叶出现的内倾性变革,如商业发展、城市化、地方精英的日益政治化等。柯文说,他还会花笔墨来说明,这种变革的合法化引起了哪些特殊问题,而这些问题又跟在合法化外来变革时所产生的问题有什么不同。他说,就王韬的情况言,他的改革方案很多是反映了西方的影响,所以其合法化的障碍本质上更多是文化和社会的。柯文在这篇中文版的序言中强调:更多地认识晚清的内在变化进程“, 自然会修正对西方作用的过分渲染”。[2 ] (P3)
从1964 年到1974 年,柯文此书的撰写历时10 年。10 年间,世事沧桑,发生过无数震撼人心的事件, 越南战争、柬埔寨问题、水门事件等, 强烈冲击了柯文的历史观。他酝酿改变过去以西方为标准的历史观念。不过他也认为自己这方面的改变不足,有“阙失”。尽管如此,柯文自己没有忽略这本著作的重要地位。他说,70 年代初期以王韬这位晚清改革家和先锋报人为主题的研究,已经“标志我渐渐向寻找中国内部的变革的动力的方向发展”。
柯文是1996 年6 月12 日来华东师大访问的。这正好是他《在中国发现历史》中文版发行不久并为学者关注的时候。 中国学术界对他的这本著作很感兴趣,所以他的访问备受关注。柯文教授应邀给学者和研究生开了讲座,介绍他1984 年出版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他把他的“中国中心观”这是我后来在哈佛大学档案馆发现的资料。参见哈佛档案馆文件,档案类:ACC # 14133 ,BOX3。归纳为四个方面: (1) 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的历史; (2) 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县、城市, 开展区域与地方史研究; (3) 把中国社会再“纵向”分为不同阶层, 推动下层社会历史的研究; (4) 运用历史学以外的诸学科的理论、方法与技巧, 并与传统的历史分析方法相结合。
他向学生具体解释了如何从这四方面看问题的方法。他说,首先,史学家要将考察近代中国历史的出发点,由“西方”转到“中国”。史学家必须设身处地置身于中国历史环境“, 移情”(empathy) 于中国历史,进入中国社会历史的内部,彻底超越来自西方学术规范的束缚。就是说,应该从中国自身的情况出发认识中国历史,而不是把中国历史看成是西方历史之实际或理论上的延续。其次, 将中国历史按“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加以分解, 并开展区域史或地方史的研究,把研究重心转到对基层民众的关注, 使历史研究精细化,以深入发掘中国历史本身。柯文认为, 通过对中国历史的“分解”,可以发现历史的多样性和社会内部的差异性。他还十分赞赏地提到布洛赫关于对历史进行多科性综合研究的倡议,强调多科性综合研究是历史研究的发展方向。他说,由于人类学家习惯于考察非西方社会,所以和大部分社会科学相比,人类学家对种族中心主义偏见或流弊更敏感。
柯文教授在讲座中提到很多美国中国学家和他们的著作,诸如张仲礼、何炳棣、魏菲德( Frederic Evans JR. Wake2man) 、施坚雅(William G. Skinne) 、史景迁(Jonathan D. Spen2ce) 、孔飞力(Philip A. Kuhn) 、罗斯基( Evelyn Rawski) 、韩书瑞(Susan Naqun) 、裴宜理(Elizabeth Perry) 等。在他看来,这些学者及其著作,是美国中国中心观形成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是这一历史观念发展总链中不可或缺的。笔者当时就有这样的想法,了解柯文的“中国中心观”形成过程,实际也是对美国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和清史研究历史的清理和回顾。细细品味他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可以发现很多值得深入思考的理论问题和沿革线索。
柯文教授对中国学者如何看待他的研究很重视。他很认真地询问了大陆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情况。他认为这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后来我知道,他在1997 年4 月8 日的英国阿伯丁大学召开的纪念理雅阁逝世100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谈到中国学者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反研究问题。他在题为《20 世纪晚期中西之间的知识交流》的演讲中,认为中国学者着眼于学习西方而研究西方,希望通过西方人的研究拓宽和深化关于中国自身的认识。他说20 世纪晚期,中国大陆出现了研究海外中国学的热情和兴趣。而在“文革”之前,中国大陆能见到的非中国学者对中国历史的解释,大部分限于苏联和东欧的著作。柯文介绍说,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为必须熟悉数量巨大的外国研究中国的著作,但与海外中国研究队伍的规模相比,中国学者的反研究又显得不够对称。柯文的这番话是对我们工作的批评和提醒。
当然没有想到柯文教授会对我们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有这样的兴趣和反馈。这和他的“移情”中国社会内部认识中国的思维和理念是一致的。他认为现在中国学者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与近一百年来中国有识之士的开放思想和开放心态是一致的。但今天的反研究和当年的“师夷之技以制夷”的动机还是有天壤之别。
中国学在美国的发展趋势
2000 年,我应邀到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和燕京学社访问。这时,柯文教授的新著《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History in Three Keys : The Boxers as Event , Experience , and Myth) 已经在1997 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2000 年来到哈佛大学以后,我在大学的书店里看到这本书,便经常思考他为什么撰写这本著作的问题。这本书里,他将历史分为三类:一是人们经历的历史,二是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三是神话化的历史。柯文以义和团为例,指出第一类就是根据历史事实的叙述;第二类是考察直接参加义和团的人的各种认识和感受;第三种是被神话的义和团,有特殊的解读。柯文教授希望用义和团这样的例子,让人们易于理解对历史研究的这种新解读。
到哈佛大学以后,我对柯文的工作背景也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柯文教授的工作室在库里吉大楼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办公机构里。在这个楼面,除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还有亚洲中心、韩国研究中心、日本研究中心,以及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编辑部。费正清中心当然是这层楼面的主要机构。这个楼面有办公房的学者不是很多,柯文教授、戈德曼(Mer2le Goldman) 教授、傅高义( Ezra F. Vogel) 教授、柯伟林(William Kirby) 教授、裴宜理教授等拥有。柯文教授的书房也不能说太大,两侧墙壁布满书架,书架上摆满了他收藏的著作。安放工作电脑的书桌居中。
柯文教授每天到这里上班。他显然对这里的每本书都熟悉。书桌的两侧是他的文件柜,谈到某个问题时,他会迅速打开文件柜,从里面抽出所谈论问题的有关文章。记得有一次,柯文说他正在研究清末民初“国耻”思想。随着,很快拉开他的文件柜,拿出关于“国耻”问题的资料。这是他亲自采集的有关“国耻”问题的各种漫画和议论文章。这些当然是复印件了。但看得出,柯文教授在上面做了很细致的批阅。他对中国人民在近代历史进程中所表现的卧薪尝胆,湔雪国耻的精神表示钦佩。他说他也注意到戴逸先生有过研究文章。当然他感兴趣的问题还在于——中国人怎样根据现实的需要纪念历史。他后来在费正清中心的一次学术报告会上谈了这方面的研究。会上,他将所搜集到的资料制成幻灯片,一枚枚地放映,很引起与会者的兴趣。
中国国内的学术讨论会,参加的人以学生居多;哈佛则不然,学生固然不少,但有趣的是老学者踊跃参加。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场景,在关于中国问题的学术会上,孔飞力、麦可法夸尔等老教授都会出席,而且发言热烈。柯文教授可以说是大都参加的。后来我发现,他们实际上希望从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演讲报告中,了解最新的研究信息和动态。在美国,退休后的教授很容易被人遗忘,新人取而代之。但在哈佛不完全这样。柯文教授对我说,自己比以前忙多了。
在这段时间里,我也经常向他请教问题。他对我提了两个要求,一个是,希望今后在撰写关于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文章时,在提到海外专家的名字时,不要忘了说明他们的外文原名。他说,你们的研究不应该只是给国内学者看,如果这样,一定要考虑外国人的理解问题。只写中文,国外学者一头雾水,有何用? 还有一个就是资料问题,他说,你们研究海外对中国的研究,包括清史的研究,最重要的信息和成果,《亚洲研究杂志》上反映比较多,应该关心这本杂志。我还向他请教了80 年代以来美国的中国学特别是以清史研究为主的中国学研究动向。柯文教授说,他在我国《历史研究》1996年6 期发表过相关文章。这些年对这方面问题的看法,都在其中。
《〈在中国发现历史〉新序》主要是他对批评“中国中心观”的回应和对当时美国清史和中国近代史研究动态的看法。当时,盖世德(Michael Gasster) 撰文批评柯文的“中国中心观”,认为柯文的思想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19 - 20世纪,正是中国史无前例地与外部世界广泛接触的年代,而中国中心观过分夸大了中国历史的独立性;其二,中国中心观过分强调对地方和底层历史的研究,有丧失全国性视野的危险。[3]柯文回应了这一批评。他认为,他不反对通论性的研究,但现在对中国中心观的批评还为时过早。从事这类小规模的研究还刚刚开始,而在此之前的通论性的研究已经够多。他认为不管怎么样,80 年代中期以后,还是出了一批“优秀”的专题性文章。这些都是主张中国中心观的,“它们都涉及中国在列强出现前就已经出现的,或与西方冲击无关的一些重大变化;但与早期的中国中心论著作相比,他们更具整合性,涉及到许多有关帝制晚期以及民国史的重要研究课题”。柯文认为,曾小平(Madeleine Zelin)《县官的故事:18世纪清朝合理化的财政改革》(1984) 、罗威廉(William T.Rowe)《汉口: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 - 1889》(1984) 、黄宗智(Philip Huang)《华北的社会变迁和农民经济》(1985) 、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 - 1942 的华北农村》、波哈特( Kathryn Bernhardt)《租金、税和农民的反抗:1840 - 1850 的长江下游地区》(1992) 等著作,都是体现中国中心观的著作。柯文指出,尽管上述这些著作所描述的范围有明确的空间界限,但不影响它们讨论全国性的问题;同样,这些著作不仅不否认外来因素在中国历史中的作用,而且,“它们所采用的方法更有效地分析了外来因素在中国的特殊表现”。柯文还特地引用中国学者汪熙教授的话,强调他的中国中心观内涵:“若要对中国近代史有完整的、准确的理
解,就必须把这段历史看成是内外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产物。”[4]
柯文认为,中国中心观带来了史学研究的发展,但也伴随令人不安的问题。他认为,美国的中国历史研究,从对英雄个人和重要历史事件的研究转向对长期历史过程和社会群体的研究过程中,成绩相当大,但对一些重大历史时间、任务和社会群体的研究还欠深入。另一个问题就是,在克服了一种视中国无力自我转变而要靠西方引进现代化的偏见之后,无意中又对中国历史形成另一种偏见,即中国历史中只有那些符合西方现代化定义的发展轨迹才值得研究的偏向。谈及这个问题时,柯文明确批评罗威廉等学者的关于“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问题的探讨,认为他们套用了欧洲史上的一些概念。柯文写道:“关键在于我们是应该使用一些全新的词汇来讨论这些新趋势,还是继续加工修饰一下欧洲史
的概念来描述中国历史。”
作为美国中国学的重要学术引路人之一,柯文还指出80 年代以后出现的两个令人关注的问题。首先,关于民间文化和大众传播的研究的进展,代表作是罗斯基等学者编撰的《帝制晚期的中国民间文化》。还有就是人类学对中国学研究的深刻影响“, 这种影响在过去十年中变得更加重要”。柯文着重介绍了何维亚(James Hevia) 的著作,尤其是关于马嘎尔尼使团的研究。他认为何维亚研究的可贵,在于“努力避免使用现代派对典礼和礼仪的解释”“, 试图从当时中国的满族人与英国人是怎么看待礼仪的角度来理解这一事件”。他认为何维亚注意发掘尚未被非当事人为了“再现”历史而不可避免地有所扭曲的那种“原始”意义,所以,可以把他的著作看作是最纯正的“中国中心”式的研究。在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上,柯文表现出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关注和欣赏。
柯文是费正清和史华兹的学生。看得出,他对两位前辈都非常尊重。当时,我恰好有机会查阅史华兹的学术档案,所以很多问题也及时向他请教。他对我能够看到史华兹的学术档案非常高兴,期待我能写出学术专著。我说,想先按照中国传统编一个史华兹学谱,然后撰写史华兹评传。他觉得很新鲜。他说他和戈德曼教授在1990 年主编过《穿越文化的思想》( Ideas Across Cultures : Essays on Chinese Thought in Honour of Benjamin I. Schwartz) ,论文集,作者全是史华兹的学生,如张灏、田尔曼、李欧梵、墨子刻等。柯文和默尔·戈德曼撰写的引言说,作为学者和思想家的史华兹,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及其目标,是关于人类发展问题。这是跨越时空和文化藩篱的大问题,也是20 世纪人们所不断关注者。引言还写道,史华兹认为中国问题研究的价值就在于,它是人类可选择的探讨自身问题的智库和博大实验室;研究中国或其他社会和文化的原因,有助于丰富和深化对人类发展经验的认识。
1993 年1 月8 日柯文曾致信哈佛大学出版社。这是他关于史华兹专著《中国及其他》的信件。他在这封信中写道,史华兹作为中国学和其他领域卓越的学者和思想家,其思维惊人地活跃于中国和西方的传统之间。虽然他是地区研究的坚决主张者,但是他的首要的、最主要的兴趣还是倾注全部精力于对人类情况的深入和全面的认识。这是柯文对史华兹一生学术发展和学术思想的非常重要的评述。
史华兹对西方中心主义思想的批评是一贯的,晚年更倾向对人类文明的总体研究。杜维明教授说,史华兹是当今美国少见的一、两位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懂得基督教文明、印度文明、儒家文明、犹太文明、伊斯兰文明,他考虑问题往往是对全球文明的综合思考。史华兹晚年对人类文明的研究和认识,很深地影响着柯文教授。柯文中国中心观的创立与他老师一贯的思想有关;当史华兹关注人类文明总体趋势的时候,柯文的著作也开始有了回应。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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