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晓翔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校区历史学系教授曼素恩，继其名著《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之后，[1][1]新近又推出她的力作《张家才女》。作者通过常州张氏家族三代女性的人生经历，试图揭示19世纪清帝国政治、常州地域文化、女性文学、精英阶层家庭模式、社会地位与性别角色关系等间题。独特的女性视角与情节化的写作模式是该书的两大特色。美国学者贺萧（Grail Hershatter)认为在晚清妇女史研究中，《张家才女》是“绝对独树一帜的”重要著作。新文化史家林·亨特(Lynn Hunt)也盛赞《张家才女》为“一部杰作”。[2][2]该书亦为2008年桐山环太平洋文学奖（Kiriyama Pacific Rim Book Prize)非小说类5部最终入围书作之一。

熟悉《缀珍录》的读者，能够明显感觉到两本书之间的联系。在《缀珍录》中，曼素恩就曾提出：“如果为盛清描绘的新景象使我们对中国厉史上的社会性别关系以及妇女在其中的地位有了更为复杂的理解，我们要间一个进一步的间题：接下来的那个世纪又如何呢？”（第279页）《张家才女》正是作者对这一间题的回应。该书将视线聚焦于常州张氏家族并非随意的选择。常州作为清代江南妇女文化中心的地位在《缀珍录》中已经得到论证。据曼素恩统计，江南女作家占清代女作家总数的70％以上，其中常州只钱塘一线又构成一个核心区域。常州张氏家族不仅才女辈出，而且留下了相当数量的诗词集，她们的名字在《缀珍录》中就被多次提及。然而在研究方法与写作模式上，二者之间又有着明显的区别。首先，新书借鉴了微观史学的史料分析与叙事方式，从女性诗词作品入手。再通过诗集中的序跋、批注以及文、表等内容，努力还原常州张氏家族三代女性的家庭关系、社交网络、人生经历甚至情感生活。其次，为整合零散史料并捕捉人物间的复杂关系，作者大胆运用历史学家的想像力，首次尝试“外史”式的情节化写作风格。而为保持各章叙事结构的完整性，作者又借鉴了《史记》中叙议分离的结构，将分析——“赞日”（The Historian Says)——留在各章的结尾和全书的最后。

接下来的三章分别讲述了张家三代女性的人生经历。第二章，“汤瑶卿，闺秀(1763-1831)”，主角汤瑶卿出身常州名门，15岁时许配给张家次子张琦，27岁嫁入张家。张琦50岁中举，60岁始授山东邹平知县，并于一年之后迁任馆陶。奔波操劳了一生的汤瑶卿最后逝于馆陶。第三章，“张    英，诗歌(1792-1863后）”，以张    英为主线讲述了张家第二代女性的命运。张琦和汤瑶卿共生有二子四女。长子孙少年早逝，在汤瑶卿的教育下，张家四女皆富才情。长女张爹级婚后长溯住在娘家；次女出阁不久染病身亡；三女张纶英与四女张纨英的丈夫——孙颉与王曦——都是张家赘婿。随着次子张曜孙迎娶了包孟仪（张琦故交包世臣的女儿），张家成为一个特殊的联合大家庭。在张曜孙的努力下，张氏姐妹的诗作陆续结集出版。第四章，“王采苹(1826-1893），塾师”，讲述张纨英与王曦的女儿——王采苹——的一生。王采苹生长在一个动荡的年代，除了唐诗宋词、书画女红外，她开始听说“红毛荷兰诸国”、英吉利、鸦片走私、海外贸易，并阅读李兆洛的《海国纪闻》。在姨妈张   英的影响下，王采苹开始以诗词表达对时局的理解和关心。王采苹出嫁后前往河南禹州。此时太平军的势力逐步扩大，张家成员的生活都受到冲击。至于王采苹在1858年后的经历，作者认为她以塾师的身份辗转各地，最后的雇主是许振柿，即王采苹诗集赎迭楼初稿》的序作者。至此，与第一章的内容相呼应，张家才女的故事画上句号。

在以上三章的“赞曰”部分中，作者或对叙事中出现的特殊概念，如文人、书法、儒医等，作进一步的阐释，或对一些关键间题，如家庭收入渠道、诗与词在女性文学中的不同地位等，进行分析探讨。而所有关于该书主题——女性视角中的19世纪——的思考又最终汇集于“跋：赞曰……”中，其中三个问题值得特别关注。

首先是作者对史料解读的反思。妇女史专家对女性诗词在主体性表达上的作用一直持肯定态度。曼素恩在《缀珍录》中也指出，“教育使女性发出令人羡慕的审美上自由阐释的声音”。（第262页）然而在对张家才女的诗词作品进行全面解读后，作者却不再强调其“自由阐释”的性质，而用很大篇幅讨论“沉默与女性的声音”。（第165页）“祝默”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女性诗集的编辑、校对、序跋作者多为男性。这表明女性诗作的出版必须依靠家族男性成员或赞助人，仅有才情是远远不够的。支持这种合作的是亲情、情感以及家族的野心，而女性在写作时亦会刻意迎合男性的品位，有很强的自我审察意识。因此，妇女诗歌作品的存在并不代表女性文学的出现。同时，书中的男性通常对生活的压力保持“沉默”。汤瑶卿的父亲汤修业一生未曾中举，丈夫张琦经历了11次乡试失利。张萝级的丈夫吴赞也在科举之路上奋斗了十几年。而纶英的丈夫孙领与纨英的丈夫王曦在举业上均无所作为。张家的男人要维持家族的社会地位和与之相符的生活，但面对生存压力，他们无法做出自由的表述。此外，尽管生活艰辛，张家的男性和女性都对关于金钱的话题保持“沉默”，这表明清代文人对涉足商业活动仍然有很强的禁忌。

该书引出的第二个大问题是常州特殊的家庭结构与婚姻策略。在《缀珍录》中，曼素恩对士大夫阶层的家庭与婚姻模式的阐释仍沿用了传统理念，指出“在上层社会的大家庭中，儿女们大多早婚，并且在育龄期始终保持着对男方父母乃至祖父母的依赖”。（第12页）张家的故事却展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模式：女性初婚的年龄大多在20岁以后，汤瑶卿更是在27岁才成婚。而女性出嫁后不离开娘家的情况也很平常，这在张熠英这一辈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作者认为，常州盛行的招赘风俗使大家庭中成年女性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而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女性更懂得利用娘家的社会关系。张家的男性经常接受来自妻子娘家或姐妹夫家成员的各种帮助。与之成对比的是，王采苹从未去过父亲王曦的老家太仓，张纹英和儿子也只是在王曦死后才与夫家亲戚有短暂的接触。作者指出，张家的故事表明中国家庭结构的可变性与复杂性，传统模式或观念在地方习俗、经济需求、感情、社会危机等因素面前可能做出极大的妥协。

最后，作者指出19世纪早期，常州出现了一批具有大都会性质的精英女性。她们的社交圈突破了地域甚至国家界限，例如张熠英与张纶英都通过张嗜孙结识了高丽文人李尚进。（第92页）她们广泛涉猎历史典籍与名家著作，有传承家学的自我意识，对章学诚的复古思想已不屑一顾，这也反映了同时代长江下游地区的文化特色。

回到该书第一章提出的间题：20世纪初的“新女性”究竟“新”在何处？作者指出，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对“女学”的讨论，以及此后康同薇对闺秀的批判都是十分片面的。张家三代女性的经历表明，19世纪的精英妇女不仅一直以修养和学间来确保她们在家庭、社会中的地位，其中一部分还表现出对国家政治的强烈关怀，女性文化从未脱离过她们的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说，20世纪的“新女性”与19世纪的“闺秀”之间更多体现了历史的传承而非断裂。

总体而言，该书在对清代受过教育的精英妇女——住秀——如何利用教育和写作来完善从女儿到母亲的人生使命、维护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和权威、寻求精神寄托，甚至表达对政治的关怀等问题的分析并没有突破前一部书中的论点，但其微观视角能对作者之前提出的一些假设与推论进行充分论证，并对一些过于简单化的概括进行修正，如上文提到的常州精英家庭的婚姻模式。作者对女性利用嫁妆或私房钱帮助婆家和娘家亲戚的讨论，（第59-61页）是对白凯（Kathryn Bernhardt)等对女性财产权研究的充实。[3][3]张家的故事让读者看到处于精英阶层边缘的男女的真实生活。在《缀珍录》中，曼素恩写道：“这个时代的中国女作家都来自于社会顶端的精英阶层”……她们许多人过着一种我们几乎无法想像的特权生活，闲适与饱学将她们与帝国晚期99. 9％的妇女隔绝开来。”（第4页）然而张家才女的生活几乎与“特权”或“闲适”无关，相反，她们的经历也许是让我们了解那99. 9％的妇女生活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