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9月9日出生于英国伦敦。1950年，毕业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威尔逊CWoodraw Wilson)高级中学，同年考入哈佛大学。

大学期间，孔飞力被人类学家克拉克洪教授（Clyde Kluchholn)教授讲授的心理人类学深深吸引，曾经想投奔克拉克洪教授门下学习人类学。但当向克拉克洪教授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后，克拉克洪教授告诉他，要想学习研究人类学，最好先学习一些具体的学科，比如历史学或希腊—罗马经典著作。在这一引导下，孔飞力选择了欧洲历史作为自己的专业。虽然如此，但人类学的关怀一直留在他的历史研究之中。

大学期间，对孔飞力影响较大的还有社会学家诺曼包拔(Norman Birbaums)、政治学家塞缪尔·比尔(Samuel Beer)。受他们影响，孔飞力开始研究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当代西方最有影响的社会科学家之一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并对怎样应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去理解历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1954年，孔飞力从哈佛大学毕业，获得学士学位。毕业之后，到英国著名的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学习日语与日本历史。1955年夏，回美国，应征入伍，开始了为期三年的军旅生涯。他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Montery的军队语言学校学习中国语言文字，尽管难学，但他却逐渐着迷，如饥似渴。一年的中文学习经历对孔飞力的人生旅程产生了关键影响。偶然的契机让他开始注意到古老而陌生的中国文化与中国历史，并与之结下了终身不解之缘。

中文学校的学习结束之后，孔飞力转移到东海岸。在那里，继续服完了剩余的18个月兵役。与此同时，他在乔治城大学攻读研究生，1959年获得硕士学位。

　稍后，孔飞力考入哈佛大学，师从费正清教授(John Fairbank)、史华慈教授(Benjanmin Schwartz)学习中国历史，攻读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中国太平叛乱时期的民兵：团练的理论与实践》(Militia in China During Taiping Rebelli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uan-lien)， 1964年获得了哈佛大学历史与远东语言的博士学位。

1962年，孔飞力开始了在芝加哥大学15年的教师生涯，在历史系执教，一直到1978年离开，前往哈佛大学。

1965年孔飞力作为富布莱特(Fulbright)研究员前往日本京都大学从事研究，1966年回国。1970至1971年，担任ACSL中国文明研究员。从1971至1974年，孔飞力担任了芝加哥大学远东研究中心主任，1974年升任正教授。1975年至1977年，担任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文明系主任。由于史华慈教授的鼎力推荐，1978年秋，孔飞力回到母校哈佛大学任教，接替老师费正清教授，任希根森(Francis Lee Higginson's)历史讲座教授。1980年至1986年，担任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

学术研究

　学术背景：

50-60年代的有关学术思潮对孔飞力的学术成长具有深刻的影响。大学阶段，孔飞力就在哈佛大学接受了著名人类学家克拉克洪的指导，萌发了人类学的关怀。接着，诺曼·包拔　新的史学思潮主张人类社会彼此独立和多元的观点，促进美国中国史专家酝酿“中国中心观”，关注中国社会本身的“独特性”，并尝试从中国社会内部重新发现中国历史发展规律。年鉴派史学家还重视用长时段方法研究一个国家或民族的长远发展趋势，突破以往惯用的以“循环论”眼光认识中国历史的方法论。与此同时，年鉴派史学家对“总体史”的追求，综合研究倾向和“分解”研究倾向，都导致研究课题和研究领域不断扩展。孔飞力的学术研究明显表现出跨越社会科学、历史学、人类学的态势，将社会科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引入历史研究中。《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明显表现出他对于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成果和方法的利用;在《叫魂》中，又注意了人类学、社会心理学、民俗学、宗教学、政治学、社会学的综合利用。他关注对中国历史的横向研究，把中国分为省、地区、县乃至更小的地区单位。他对1796-1864年的军事化问题研究，就限定在中国中部和南部区域。他还考虑对中国历史的纵向探讨，着重“由下而上”地研究中国社会，将研究的重心转向基层社会，特别是绅士阶层与家族。他试图表明，中国社会也是充满着差异和变化的社会，中国社会是“停滞社会”的说法没有根据。他试图通过对中国的家族和绅士阶层的研究，进一步认识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特点。

孔飞力精于概念分析、重视运用中国原始档案，具有良好的中国语言基本功。孔飞力等第二代中国学家注意从新的理论视角解释过去被简单地理解为“西方冲击”下发生的重大事件如太平天国运动。80年代以后的中国改革开放，中美学术交流的正常化，使美国学者获得直接接触清宫档案的机会。这些都为孔飞力的中国学研究提供了历史机遇。

　孔飞力著作不是很多，每一本书之间出版的间隔都很长，但每一本著作问世都引起轰动，是学术界名副其实的“十年磨一剑”。他的学术著作主要有：《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现代中国的起源》，《故乡：海外华人历史的思考》。他还参加过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和《剑桥中华民国史》若干章节的编撰。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1970）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是孔飞力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出版的著作，这是他的学术奠基之作，也是他对中国近代社会问题研究提出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的学术专著，在美国和国际中国学史上留下深刻影响。

　本书研究中国晚清时期的团练、地方武装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它利用了大量的地方志和其它中文资料，运用社会学的阶层理论和社会结构理论，以及政治学关于权力和政治结构的理论，从分析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及其制度入手，强调了中国地方名流的作用，论述了在其影响下的地方组建武装活动的形成和发展，并就此对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

　虽然，中国有“民兵”思想的悠久历史，但明、清时代的制度已基本上体现了士兵和平民的分离。孔飞力在他的著作中认为，1796年发生在湖北、陕西、四川交界地的白莲教“叛乱”，是清朝政府第一次以民兵为主力去镇压。为什么要动员民兵？孔飞力解释说，主要在于白莲教的特有特征，难以对付。这些“叛乱者”与人民之间有广泛联系，又有充足兵员，具高度流动性。不仅渗透到地方政府，而且某种程度上成为超越阶级的运动。相比之下，清朝军队则装备沉重，行动迟缓，缺乏地方支持，费很大劲才取得微小胜利。所以正规军无力镇压，官方不得不求助于地方团练。早期团练对国家政治的威胁并不大。至少在嘉庆时期，还没有突破国家的军事垄断，还是一种在国家监督下把自发的地方武装纳入全面的、官僚化的管理机构的方法。但对以后太平天国时期的地方军事化起着先导作用。

　19世纪中叶的中国社会处于大动乱之中，最重大的事件就是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在孔飞力的笔下，整个中国的各种势力，不论是正统的、还是异端的，都在紧锣密鼓地组建武装。他说：“当经济危机和剥削把穷人驱赶出已确立的秩序时，当匾乏使各种族和语言集团中的冲突尖锐起来时，异端的和正统的领导人员双方都越来越关心军队的组编。”

本书以主要篇幅讨论19世纪中叶起出现的各种类型和形式的地方武装问题，着重研究由正统的名流——绅士创办的各类团练的形式、规模、财政基础、同氏族的关系，尤其是同官方的官僚政治制度如保甲、里甲、地方治安和征税网络之间的关系问题，又以曾国藩等名流为对付太平天国和其它造反事件而创建各类地方武装为例，对上述这些问题作了详尽具体的分析。在这些正统的地方武力之外，本书还探讨了各种形式的异端地方武装、“股匪”、“堂匪”等到的兴起、同正统武装的异同、两者在一定条件下和在一定程度上的转化等问题，展示了晚清地方军事化的广泛普遍和复杂情景。

　孔飞力利用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把1796—1864年间中国社会的军事化的过程、组织结构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清朝衰落，民不聊生，太平天国运动试图为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寻找新的出路，当它危及现存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和正统文化意识时，清朝的统治政权无论是军事力量还是行政能力都无以应付社会大动荡的局面，危难之际，传统士大夫阶层纷纷利用他们的社会资源，组建武装，与清军合力镇压太平军。

面对这些历史事实，孔飞力研究的独到之处在于：

第一、以社会学与人类学结合研究的方法探讨历史。结合历史学的区域研究、个案研究方法，将军事化的各级组织(包括正统和异端)的内在结构、组织原则、规模、特征、历史演变、相互关系等因素加以联系的精细解剖。散见在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中的各种类型的军事化组织，被纳入“正统与异端”、“团练一勇一地方军”与“堂一股一武装村社”三级纵向等级组织的概念网络中考察，使社会结构的组织脉络变得清晰起来。

第二、敏锐地认识到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即对农村社会进行有效控制的问题。他认为这是政权得以巩固的基础。太平天国的问题在于势力无法渗透到农村，孤立在城市的围墙里，他们始终是一个外来者。而农村的名流深深扎根于地方社会，对地方实行有效控制，不断吸收人员和财富，他们是地方财富的拥有者、保护者和获取者。

第三、把军事化对地方政府的影响作为一个重要问题考虑，作为影响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初期行政制度变迁的重要因素考虑。突破了过去对军事化研究的固有视域，如对中国兵制的影响和地方主义的发展。孔飞力对于伴随着晚清时期帝国在农村中控制的崩溃而出现的军事化过程做出了出色的分析。

　作者认为，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稳定延续的社会根源，在于王朝与地方名流——绅士间的协调，在于官僚和地方社会之间的利益冲突能够以最低限度的纠纷来解决。这样，名流——绅士凭借他们的社会影响、正统的学术传统以及伦理观念，使传统政权得以反复重建。但到了晚清动乱时期，情况有了不同。名流为着自己的利益，也为着王朝的利益，在镇压王朝内部敌人中起带头作用，使王朝得以度过危机而继续生存，但这一结果的代价是中央政府权力的缩小和名流势力的扩张，地方权力旁落到名流——绅士之手。作者认为，这标志着传统国家的崩溃，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再也不能按老的模式重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应该以旧秩序的衰落，传统国家制度的毁灭与地方军事化为着眼点，在西方大规模冲击中国前，中国社会内部已经出现危机，新的力量已经在开始削弱中国传统社会，如人口增长的过剧、通货膨胀、铸币发行大量增加以及农村社会日益剧烈的竞争等，他认为以地方军事化形成的1864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可能比1840年的鸦片战争更为合适。

《叫魂：1768年的中国妖术大恐慌》(1990)

1990年，孔飞力出版了他的又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这是他学术生涯的重要的学术代表作，也体现了他80年代的学术成果。该书一出版，即获当年的美国亚洲研究学会最高学术奖之一一“李文森”(Joseph K. levenson)奖，受到广泛的好评。该书共10章，从第一章“叫魂”案的缘起及基层官员对此案的处理到第十章从文化心理层面分析案件之所以发生以至席卷全国的原因，层层推进，剖析至深。

　《叫魂》一书中，孔飞力用了近一半的篇幅讲述了“叫魂”事件；又用一半篇幅，多视角地阐释了故事背后的种种问题，诸如社会、经济、民俗、宗教、心理和政治等，描绘了民众、官僚、君主面对一个亦真亦幻的妖术所表现出的态度和行为。

所谓“叫魂”，系流传于中国民间的黑巫术(妖术)，施术者通过削割他人的少量辫发，即可操纵其灵魂精气，并置人于死地。1768年初春，“叫魂”妖术恐慌从浙江省德清县开始蔓延。石匠吴东明率领一班人马为修复城门，奋力向河底打桩，农夫沈士良为着惩罚两个暴戾的侄儿，要求吴石匠将写有侄儿名字的纸片贴在木桩顶部敲打，据说这样会给大锤的撞击增添力量，人们称之为“叫魂”，而被敲打名字的人会因此被窃去精气，不是生病，便是死去。还有传说道，有人欲剪万人发辫，摄魂造桥，用纸剪成人马，粘入发辫，念咒点血，人马便能行走，可以取人财物。从春天到秋天的大半年时间里，整个帝国都被妖术恐惧动员起来。原本是毫无根据的无稽流言，却引起了时人极大恐慌，很快越过省界，影响到了十二个大省份的社会生活，“从农夫的茅舍到帝王的宫邸均受波及。”这是一场真正的群众性的歇斯底里，盲目迷信的大众们，将他们对妖术的恐惧转化为群体性暴力，发泄到那些假想的敌人身上，他们无一例外都是些“外来的陌生人”——乞丐、游方僧。孔飞力将这些人称作被生存竞争挤到边缘的可怜人。对于民众的这些骚动，各级官员一开始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瞒报态度，视之为无知妄动。当时，经过康熙、雍正治理，满清统治渐渐稳固，剃发留辫也为汉人接受。但割辫因动摇满清统治的名分，上下都极为关注。嫌疑者被下令围剿，以政治罪追究。于是整部国家机器都开动起来，从朝廷到省到府到县都在清查叫魂犯。对大小官僚来讲，清查叫魂犯并不只是保一方平安的事，而是对皇帝忠不忠的问题了。因为在地方上所谓叫魂案都是子无虚有的事，一时间密告诬陷盛行，社会弥漫恐慌。而社会的恐慌又加剧了弘历对“叫魂案”的清剿。一些通过道听途说、捕风捉影再屈打成招罗织成的所谓“叫魂案”纷纷出笼。集中到弘历那里，也成为皇上考察官员的主要途径。“叫魂案”的范围一波一波扩散，从江南波及华北、川陕。一大批乞丐、僧人等社会最底层的人受尽冤屈折磨。当然，其中不乏有个别愚昧、不法的流民，或信以为真、以身试法或利用叫魂作法骗钱。小民百姓忙着寻找对抗妖术、自我保护的方法，各级官员穷于追缉流窜各地频频作案的“妖人”，而身居庙堂的乾隆皇帝则寝食不安，力图弄清叫魂恐惧背后的凶险阴谋，并不断发出谕旨指挥全国的清剿。折腾到年底，在付出了许多无辜的性命和丢掉了许多乌纱帽后，案情真相终于大白，所谓的叫魂恐惧只是一场庸人自扰的丑恶闹剧：没有一个妖人被抓获（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子虚乌有），没有一件妖案能坐实，有的只是自扰扰人，造谣诬陷，屈打成招。沮丧失望之余，乾隆皇帝只得下旨“收兵”，停止清剿。这就是整个故事的梗概。

作者以“剪辫”案为切入点，将一个不起眼小事如何演变为席卷数省，涉及整个帝国的大事，反映得淋漓尽致。该书采取一种“大叙事”的方式向我们展现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图景, 其中特别关涉到三种有代表性的社会层次或称之为社会力量, 他们分别为不同的利益、动机所驱使, 从各自不同的社会角色与经历出发, 对于“叫魂”事件采取了某种各取所需的解读与因应方式, 书写出所谓“叫魂”事件的三种版本：第一个版本关涉到百姓们对于某种未知力量的恐慌及由此所引发的骚动, 以及骚动的背后所隐涵的下层民众难以把握自身命运的危机感和对于社会权力的渴望；第二个版本关涉到立足于保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和维护社会生活的常规运作的官僚们, 在“暴民的狂怒易变和君主的反复无常”之间的穷于应付；第三个版本则关涉到弘历皇帝的人格特征, 中国传统专制及其表现形式, 满汉文化的冲突, 皇权与官僚体制的常规运作之间的张力, 等等。三个版本之间并不是相互孤立的, 它们从不同的侧面切入一个共同的主题, 这就是中国传统社会中权力的分配及其相互限制。

《叫魂》对社会经济、民间信仰、专制政治、官僚体系、社会结构、法律制度、意识形态、信息传播诸方面的深入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当时叫魂案何以从民间的心理恐惧到社会恐慌再发展成皇帝的精神恐惧的整个社会背景，将1768年发生在“太平盛世”的这段荒谬危机，从表层到深层、从历史到现实、从草民到君主官僚，进行了多视角的深刻剖析。

本书运用了大量的朱批奏折、档案材料，分析方法有社会心理的、区域经济的、文化心理的、民间习俗的等，多种方法的交叉灵活运用，使本书内容丰满，富有可读性。

　 《现代中国的起源》（2002）

作为一位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大家，孔飞力始终关注中国近代社会的一个大问题，即传统的政治体制如何变迁的问题。他认为，中国政治体制的变迁，不是对西方冲击的简单回应，中国历史是延续的，它本身的传统因素是无法回避的。但是，现代与西方又深深纠结在一起。

　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的《近代中国的起源》被认为是孔飞力有关中国近代政治变迁的大成之作，总结性地概括了他对于中国近代社会政治转型这一重大问题的看法。

在该书中，孔飞力提出了三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影响晚清中国和现代中国的相当紧要的问题:

政治参与的拓宽如何与增强国家权力和国家合法性相一致？政治竞争如何与某种公共利益相协调？国家的财政需求如何与地方社会的需要相一致？”

孔飞力认为，这些制度性的因素，把中华帝国晚期与现代中国联系起来。因此要理解现代中国，需要回到对于晚清社会政治变迁的历史研究中去。所谓现代性的制度性因素，并不是唯一地产生于外部危机之中，也产生于困扰晚清帝国的多方面的国内危机之中。

中国，如何嬗变为一个现代国家，无疑是一个令人瞩目的事件。孔飞力一直致力于研究晚清以来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的演变问题，他探索清末至50年代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历史走向，把中国现代政治制度面临的问题加以概括。他发现这些问题统统可以追溯到19世纪20年代改革派思想家魏源那里，于是，从魏源出发，经由冯桂芬、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一直到毛泽东，中国现代国家制度要解决的问题和答案，既在重复，又在深化。在孔飞力看来，现代中国的起源，需要从中国自己思想传统中寻找。

在这本短小精悍的著作中，孔飞力讨论了一个他长期以来一直感兴趣的主题——困扰晚清政治统治的若干短处及其与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他对此提出了新证据和新解释。传统的“西方冲击—中国回应”论认为，中国近代以来发生的革命和改革都是受到外部世界的影响。针对这样的观点，孔飞力在这本书中再一次重申他的“中国中心观”的立场:即“中国近代国家的特征是由它内部的历史潮流所塑造的”。此书是1994年在法兰西学院的讲演稿，1999年出版了法文版，2002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英文版。英文版全书包括一个新导言和四章(此四章为过去的讲演稿)。这四章的内容分别是:

第一章，“魏源思想中的参与和权力”(Participation and Authority in the Thought of Wei Yuan);第二章，“试验中的改良”(Reform on Trial);第三章，“毛主义的农业和旧政权”(Mao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ld Regime);第四章，“基本议程的转化”(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nstituional Agenda)。前三章，孔飞力运用了一些过去很少或根本没有用英文研究过的中文资料。第四章部分地是重复前三章的内容，部分是关于19世纪末两位被大量研究的国家主义者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新的看法。

在第一章，孔飞力首先分析了19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政治思想家”魏源(1794-1857 )的生平。孔飞力通过有关魏源的第二手资料(大部分为中文资料)和他本人对魏源的《诗书古微》的读解，对自己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解答。孔飞力认为，魏源借《诗经》撰“鹿鸣”一诗，是为了说明“正确的决策需要通过讨论才能获得，而不是由一个来源由上往下灌的。”魏源打破常规，没有把鹿鸣看成是对明君的企求，而是强调要在吃草的鹿群中沟通。但是，孔飞力又特别提醒人们，千万别把魏源视为一个自由民主主义者，他认为魏源只是把政策讨论的范围扩展到上层的士绅阶层，而且“魏源所谓的拓宽政治参与，并不是要限制国家权力，而是要加强国家权力。”

在第二章，孔飞力转而研究比魏源年轻的同时代人冯桂芬。孔飞力认为，冯桂芬基于魏源的一些抽象思想，提出了改革税收制度，因而也是改良北京与农村问题关系的专门建议。孔飞力认为冯桂芬关于国家和地方一级的民主改革建议有受西方影响的痕迹。1898年的改良者们对冯桂芬的这些改革建议“几乎都是敌视的。”他们担心如果创造一个美国式的政治制度，会给予小集团自由支配的空间，使私人利益高于公共利益。

　孔飞力认为，魏源追求的是一个更有效率和强大的中央政府，伴随的政治参与的拓宽是要加强国家权力而不是限制国家权力，而冯桂芬则主张低级精英参与政治，魏源反对冯桂芬的观点，认为低级精英的参与会否定私人利益，对公共利益有害。他主张加强官僚机构的控制。孔飞力认为，魏源这种将政治参与同强化国家权力有力地结合起来的观点，就是“现代中国的有特色的本土起源”。

　在第三章，孔飞力还研究了清朝政府保存的、湖南未阳县的1840年代农民造反的官方档案文件。农民的造反反映了北京政府对于收取充足的税收是无能为力的，它离不开养育腐败和强取豪夺的税收中间人。孔飞力认为，1950年代共产党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不只是一种跳跃式发动工业化的道路，也是为了解决几个世纪以来的中心一外围关系的老问题的一种努力。“旧政权对于锻造一种与农村的生产者之间没有居中斡旋的关系的关注，必定给集体主义者的运动提供了历史基础。”孔飞力认为，“将税收制度收回官僚体制的控制之下，是国家建设的一部分，大多牢牢地扎根于旧政权的议程之中。”在他看来，二十世纪的政权，无论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都继承了清朝帝王试图将非官方的中间人驱逐出税收系统的野心”。孔飞力认为，共产党的农业集体化就是要消灭过去农村的税收中间人，“土地革命是摧毁作为经济和政治势力的地方名流”，把他们作为革命的对象，农民的敌人，共产党用贫下中农来代替他们。但由于这些贫下中农缺乏进行有效农业生地、工具和牲口，新政权很快组织了“互助组”。在这里，孔飞力将革命的对象——地主，称为“农村的税收中间人”，以之为纽带，把农业集体化的历史与清朝政府如何与地方名流争夺税收和增加财政收入的历史挂起钩来。

在全书的结尾，孔飞力联想到后毛泽东时代即中国“改革”时代。他认为现代政治制度的议事日程重又成为活跃话题。中国的现代国家的特征是决定性地由它的内部历史塑造的。他指出，晚清时期的国内危机带来了某些关键性的困境，包括怎样面对权力的滥用、怎样控制民间民族精英的政治能量、怎样以一个小型的官僚机构治理一个庞大的社会。正是由于这些困境的存在，孔飞力认为，“即使外国的侵略尚未发生，中国内部就已经潜藏着一些基本的变化。”而为应对这些困难，一种“持续的国家宪政议事日程”就出现了，包括怎样协调官方与政治参与、公众和私人利益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关于“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制度走向，孔飞力也有基本的判断和预测。他认为向世界商业的开放，沿海省份的地方自治的大门也许会打开，至少在经济上。

孔飞力坚信: “中国的制度变迁的议程仍然是用中国自己的形式来处理的，而不是用我们的。”

海外华人移民史

　从90年代中期开始，孔飞力把海外华人移民史作为自己的研究新重点。海外移民史的研究，使他得以把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考察融为一体，在更开阔的视野下审视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探讨海外华人与祖国、与住在国的复杂关系及其身份认同、历史与现实遭际、华人社会的社会结构与文化心态等问题。他认为海外华人史是中国近代史的一部分，研究海外华人，可以了解中国人移民海外的过程，他们为什么会离开国家去移民，他们在海外的经历怎样、怎么发财？或者成功，或者失败。还有，别的民族为什么有的时候会欺负华人，有什么历史缘故？海外华人和当地的居民、政府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些关系又怎么影响到他们的前途？内容很多，它涉及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宗教学以及民族学和国际关系等等，所有这些学科都构成海外华人研究的一部分。

1993-1994年，孔飞力在哈佛开设海外华人课程的。孔飞力认为中国文化使中国移民形成几个很有价值的特点，一个是家庭制度，一个是商业化，中国早期商业化的历史和移民的历史关系很密切。还有一个特点是在海外维持中国文化，这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中国移民在海外，它的融合过程，事实上很慢。中国人在泰国融合得比较成功，可是很多泰国的华人家庭仍然维持他们原来的中国姓，他们的个人行为和信仰都是非常中国化的，具有很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

孔飞力对海外华人移民史的研究，从学术角度，主要缘于这样三个因素：

首先，回应所谓的“中国的冲击”言论。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移民，包括国内移民和海外移民两个部分。自15-16世纪起，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海外移民的进程大大加快，到了17 世纪后期，侨居东南亚的华人已有相当大的数量，在不少国家已经出现了数量众多的华侨聚居区。其足迹从东南亚扩展到各大洲。 至20世纪末，华侨的总数大约3200万，遍居于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的海外移民成为国际移民中引人注目的人群，在社会各领域日益显露影响力。面对海外华人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孔飞力指出：“‘西方的冲击’已经成为历史学家的一个常识，但‘中国的冲击’却少有论及。自十七世纪以来，我们观察到的世界范围内的海外华人群体，对我们来说如果不是‘中国的冲击’，又是别的什么呢？”孔飞力的所谓“中国的冲击”，主要是指华人在海外定居、发展甚至主宰某些地区经济的一种强大能力。“中国的冲击”，是使孔飞力把研究领域从近代中国的社会史、政治史拓展到海外华人移民史的客观历史条件。

其次，超越“中国中心观”的局限。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年轻一辈学者对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冲击—回应”中国近代史研究模式及其衍生的“传统—近代”、“帝国主义”模式提出了批判，形成了一股要求从中国社会内部研究中国历史的学术思潮，即“中国中心观”。但近年来，“中国中心观”又在美国中国学领域引起了一股批评和反思的思潮。 将中国研究置于世界历史的宽阔背景之下，这就很难以“中国中心观”概括。在这股反思浪潮中，海外华人移民史研究构成对“中国中心观”最直接的冲击。华人在海外定居，不论暂时还是永久，即使中国的社会和历史陈述对他们来说仍然根深蒂固，他们也会被整合到当地的历史中去。在孔飞力看来，这个过程很难用单一的民族或文化视角来掌握。

第三，延伸其重视人口问题的学术思路。在以往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人口问题始终是孔飞力立论的重要依据。在孔飞力的历史观中，人口流动因素占据重要位置。

孔飞力关于海外华人移民史的研究，正式发表的论文虽然不多，但其中一些观点是值得关注的。

首先，是对“祖国”概念的辨析。他认为，使用“祖国”概念，要力戒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所谓“种族本质论”，以为海外华人具有先天的不可更改的种族特性，它使海外华人具有文化特殊性，妨碍他们融进所移居的社会；另一种是所谓“大中国”观，认为海外华人通过建立在种族基础上的经济网络，将祖国扩张到张到世界舞台上。孔飞力认为这种观念最可怕的是导致“黄祸论”。“大中国”观的假设，常使海外华人华裔对移居国的忠诚性受到怀疑，从而陷于危险的境地。

在近现代史上，每当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不景气，“黄祸论”便会沉渣泛起华人经济的成功，及其与祖国的天然联系，被借题发挥为种族主义的错误观点似乎中国在借海外华人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孔飞力根本不认同这种观点，他认为“祖国”这一概念是复杂而变动的。从客观方面讲，“祖国”对海外移民有双重的影响：“移民在祖国获得的历史经验教会了移民在海外生存的有用技能；但是从19世纪晚期开始，一个逐步实行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在中国的出现，以各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对海外移民构成了某种影响。从主观方面看，“祖国”又是心存于海外华人心中的各种主观想象。

其次孔飞力认为，要理解海外移民史，必须将中国漫长的国内移民史作为基本的背景，海外移民史只不过是整个移民进程的一个特例。孔飞力十分强调将海外华人移民史与中国历史本身联系起来考虑，海外移民史的根在中国。这是孔飞力研究海外华人移民史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和立场。

孔飞力形象地将中国比作一所海外移民的学校。他所谓的“移民学校”，是指中国东南沿海的一些著名商业城市，如厦门、广州等。孔飞力认为它们是向海外移民的“中转站”。海外移民在国内这所“移民学校”获得的是“历史资本”，即一个特定历史时期获得的历史经验，而不是“文化资本”。

最后，是对海外移民精英的身份认证和泛华运动的理解问题。

孔飞力在中国社会史、政治史的研究中，历来十分注重研究绅士——社会精英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在海外移民史问题上，他仍然关注社会精英这一群体的作用。当然，在海外华人社会这一特殊群体中，社会精英不再是拥有功名的文人绅士，而是来自各个方言集团和区域集团的华商。孔飞力认为主要有两种方式，使海外华人精英获得其领袖地位的认同。一是，通过强调“祖国”意识来超越方言的、区域集团的界限。二是，通过捐款给慈善事业和教育。获得当局向他们颁发各种头衔。海外华人社会精英追求身份认证的结果，就是泛华运动(pan-Chinese movement)的兴起。

孔飞力认为，泛华运动和泛华意识的形成，首先是受到中国国内发生的革命和改良运动的影响。其次，在与欧洲经济的竞争中，由于华侨分割成不同的方言集团，导致他们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这种现实也刺激着一些有识之士倡导泛华运动，他们呼吁建立整个南洋的华商总会，摈弃方言、区域、职业的界限，联合起来与外族竞争。再次，华人精英们坚定地捍卫华文教育，是因为“他们将华文学校的存在看作是华人社会和他们个体身份认同的基础。”

孔飞力深刻总结了泛华运动的双重后果。从积极方面讲，泛华运动造就了一批杰出的具有社团甚至地区影响力的华人领袖，如陈嘉庚。但从消极方面看，泛华运动又付出了痛苦的代价，“祖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而不是社会—文化认同的象征符号，使得华人在新加坡这个被其领导人称为多元种族的国家里以及其他南洋国家中倍受排挤。在东南亚，“华侨”一词至今仍具敏感性，他们与祖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常为排华运动之口实。

学术评价

有学者认为，孔飞力关注的核心命题，就是中国近代社会如何“脱胎换骨”。为了解答这个问题，孔飞力用了近四十年的时间，他的视野纵横晚清、民国、共和国初期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其间，美国的学术思潮演变、中国和美国以及整个世界的多维变化，无疑为他的思考提供了宏阔的思维空间背景和丰富的思想养料。他的学术发展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博士论文开始，直到80年代中期，研究1796-1864年的地方军事化、清王朝衰落及太平天国运动、清末及民国时期的地方自治等问题，是谓中国近代社会的近代“胚胎”滋长和“胎动期”。孔飞力分析了中国社会自身动荡不安的社会历史环境，传统国家权威的衰落和神权的扩张，国家与社会的均势向士绅代表的地方社会一端倾斜，孕育着近代的因素。

从80年代中期至1990年，孔飞力通过对清宫档案的解读，出版《叫魂》。此书是解剖1768年发生在乾隆朝的一桩“叫魂”妖术案件，意在透视“母体”。孔飞力认为近代脱胎于传统，那么传统究竟为何？需要走近细看。孔飞力问道：“时处十八世纪，倚仗武力而来的西方人尚未出现，生活于那个时代的人们是否已在为中国近代社会创造着条件？”

90年代以来，孔飞力分析“现代国家的起源”，此为“脱胎换骨”问题的长时段、宏观的考察，从魏源到毛泽东，孔飞力围绕着三个基本的需要解决的课题(即扩大的政治参与如何与增强国家的权力和合法性相一致？政治竞争如何与公共利益的概念相一致？国家的财政需求如何与地方社会的需要相一致？)，总括性地讨论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脱胎换骨”的“换骨”问题。

90年代中期以来，海外华人移民史研究。孔飞力认为，海外移民史脱于国内移民史之“胎”，海外移民史与近代以来的商业化、城市化相关，大规模的海外移民史发生在近代以后，本身就是近代因素发展的结果。而这种对海外移民史的研究，内在的出发点，是在考量和评估变化后的中国的海内外形象。

孔飞力是一个饮誉国际中国学界的著名大家。从20世纪60年代起，孔飞力开始致力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以其新颖的视角、精当的方法、独到的见解，在美国中国学界奠定了学术地位。他关于太平天国时期的社会史研究，关于“叫魂”案的社会心理学、人类学、政治学研究，关于现代中国政治体制的观念形态研究，都成为美国大学中国近代史专业研究人才的必读书。被公认为是费正清之后，引领美国近代中国史研究前沿走向的重要学者。

活动年表

1933年9月9日，生于英国伦敦。

1950年，毕业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威尔逊( Woodraw Wilson )高级中学，同年考入哈佛大学。

　　1954年，从哈佛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

　　1954-1955年，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学习日语与日本历史。

　　1955年夏一1958年夏，在美国本土服役。先是在加利福尼亚州蒙特利(Montery)的军队语言学校，开始学习中国语言文字。1957年春，转移到美国东部继续服役18个月。

　　1958-1959年，在乔治城大学攻读研究生，获硕士学位。

　　1958-1962年，担任福特基金外国研究员。

　　1959-1964年，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费正清、史华慈教授学习中国近代史，1964年获哈佛大学历史与远东语言博士学位。

　　1962年，与Sally Cheng结婚，1963年儿子Anthony出生。

　　1963年，开始任芝加哥大学历史系讲师。

　　1965-1966年，作为富布莱特(Fulbright)研究员前往日本京都大学从事研究。

　　1970-1971年，担任ACSL中国文明研究员。

　　1971-1974年，担任了芝加哥大学远东研究中心主任。

　　1971-1976年，担任当代中国联合会委员会委员。

　　1974年，升任芝加哥大学正教授。

　　1975-1978年，担任美国历史评论编辑委员会委员。

　　1975-1977年，担任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文明系主任。

　　1977年一，担任美国艺术与科学院研究员。

　　1978年秋，回到哈佛大学，接替费正清担任希根森(Francis Lee Higginson )历史讲座教授至今。

　　1979年6月一7月，随美国明清史专家代表团访华，参观了中国六所著名大学的历史系、图书馆，以及中国第一、第二历史档案馆。

　　1980-1986年，担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

　　1984年，担任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研究员。

　　1984年，受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资助，到北京的第一历史档案馆从事研究工作，接触到1768年乾隆年间发生的“叫魂”案清宫档案。

　　1984年8月13日一14日，由中国人民大学韦庆远教授和辽宁省档案局领导陪同，参观抚顺市档案馆业务建设。孔飞力教授回国后，于9月14日致函市档案馆表示满意和感谢。

　　1990年8月31日至9月3日，孔飞力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举办的“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会议上，作题为《西方对近代中国政治参与及政治体制的影响》的学术演讲。

　　1994年1月，在法国巴黎法兰西学院讲学。

　　1994年6月28日，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庆祝建所四十周年及纪念创所人郭廷以院士举办的“纪念郭廷以先生史学讲座”上发表“魏源(1794--1857)政治思想中的参与与权威”演讲。

　　1995年，参加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召开的亚洲研究协会的年会，担任“中国和中亚”分会第84讨论小组“Humor in Republican China"的主席。

　　1996年3月1日，在美国康乃尔大学为学生做了题为“为什么中国学家应当研究海外中国”( Why Should Sinologists Study Overseas China？)的演讲。

　　1999年3月11-14日，参加在美国波士顿召开的亚洲研究协会的年会，担任“中国和中亚”分会第142小组“海外华人和身份与文化在中国南方的变化，1900-1949" ("Chinese Overseas and Transformations of Identity and Culture in Southern China， 1900-1949")的讨论。

　　1999年11月2日，在美国“国际移民大学委员会”高级系列学术讲座上做，“当代中国移民”("Contemporary Chinese Emigration") 演讲。

　　2002年10月3日，孔飞力在Lake Forest College的东亚研究讲座上做了题为“A Stateless Expansion： Five Centuries of Chinese Emigration.”的演讲。

　　2003年4月10日，孔飞力在美国Swarthmore College的吉纳维芙·李青雯(译音)亚裔美国人问题96纪念系列讲座(The Genevieve Ching-wen Lee'96 Memorial Lectures on Asian-American Issues)上发表了“中国家庭怎样创造历史： 四个世纪的移民”的演讲(How Chinese Family Made History： Four Centuries of Emigration)。

　　2003年11月3日，在香港中文大学做题为Chinese Emigration： Themes for a Global History的演讲。

　　2003年7月24日，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做题为“农村社会与海外移民”的讲演。

　　2003年7月25日，在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所做题为“华人的社会经验中一些适应于移民活动的特点”的演讲。

　　2003年11月7日，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作“中国移民：一部世界史的诸多方面”(Chinese Emigration： Aspects of a World History)的主题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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