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坚雅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述评

龙　登　高

　  　提　要　施坚雅以区域系统分析为基石, 建构了传统中国的经济等级结构与城市贸易体系,形成别具一格的理论框架, 在国内外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界影响至深, 惟其如此, 全面反思这一理论以进一步推动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 就显得日益迫切和重要。

主题词　中国社会经济史　施坚雅理论

美国著名汉学家施坚雅(G1W. Sk inner)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已在国际上引领风骚数十年, 可以说其成就代表了一个历史性的学术高度。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发展, 显然要由此寻找突破口。本文试图追踪施坚雅的治学思路, 全面评述其理论与方法, 以推动这一日趋紧迫的学术反思。

一、学术起点: 集市贸易体系

1949年, 年方24岁的施坚雅从美国康奈尔大学来到成都郊区进行田野调查, 着重考察四川农村的集市及其对社会经济结构的影响。其著名论文《乡村中国的集市与社会结构》就是他后来在此基础上完成的。这成为施氏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起点, 也是其理论模式的基点。这篇论文虽然迄今没有中译文,但它对80 年代后期以来中国传统市场研究的影响极大, 大陆学者关于中国农村集市与农村市场的研究大都参考了其研究成果。^①

施坚雅首先从空间与经济系统方面进行集市分析。农户周期性的消费需求——货郎与流动工匠走村串户、逐家叫卖的循环活动便反映了这种趋势——促成了农村周期性集市的产生。集市贸易体系由基层市场、中介市场、中心市场三个向上递进的等级构成。基层市场之下还存在“小市场”, 那是农民进行产品对等交换即物物交换的场所, 不在集市体系之列。基层市场为腹地内的农民提供产品

交换,“但更重要的是, 它既是农产品与手工业品向上流动进入更高等级(市场) 的起点,也是供农民消费的输入品向下流动的终点”, ^②因而在集市贸易体系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一个集市贸易体系中, 各个集市的集日安排是相互交错、互不冲突的, 这样, 流动小贩可以轮流到各地集市逐期进行交易,此外, 江湖郎中、说书先生、算命先生、手工工匠等也轮流转徙进行其谋生活动。市场体系的这一特点与行政体系大异其趣——1个行政中心只从属于1个高层行政中心, 同时市场体系也“与行政体系相辅相成——既并行不悖, 又不可代替”。^③由此出发, 在后来的研究中, 施氏建构了以集市体系为基础, 通过城镇市场等级的逐级整合而形成的区域性城乡经济连续体。

把集市作为空间系统、社会系统进行静态描述后, 施氏继而进行了动态考察, 追踪了集市贸易体系渐趋缜密与完善的历史演进过程, 并形成了其集市发展模式。随着人口的增多, 新的村落形成, 引起市场需求上升, 集市规模扩大, 进而集日频率增加, 最后新的集市诞生, 成为新的基层市场。在此基础上, 原有的基层市场范围扩大, 等级上升, 遂晋升为中介市场, 它以周围新的基层市场作为其腹地。循此类推, 市场体系逐渐扩展, 市场功能逐渐强化。

施氏对市场的历史分析并没有停留于传统经济, 他将视野延伸到了近现代社会中集市体系的变迁, 以求更深入地探求集市贸易体系在社会经济大变动中的走向及其历史影响。追踪考察之后他得出结论:“在集市贸易体系中导入近代的因素, 终究只是助燃传统的烈焰而已。”^④这一见解意味深长, 将集市贸易体系的变迁与中国近代化进程迟滞的原因紧密关联起来。美国学者罗斯基具体考察

了清末糖、茶、丝的出口状况, 也认为, 这三种商品“在19世纪晚期未能成功地适应世界市场的国际竞争, 其根源在于中国市场结构”。^⑤

集市研究是施氏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锲入点, 此后他又将视野延伸到现代, 以求对集市贸易体系的古今发展勾勒一条线索, 20年后他发表了《中国乡村集市: 抑制与复兴》一文。也许是市场分析在其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使然, 他对市场体系的社会作用的强调有时似乎走过了头。譬如, 人们普遍认为重本轻末思想是中国传统市场发育的阻碍因素, 而施氏在这篇文章中则力排众议, 认为官僚精英的反市场意识对市场发展的影响甚微。

二、核心成果: 城市贸易体系与经济等级结构

从集市贸易体系出发, 施坚雅进而建构了传统中国城市贸易体系与经济等级结构。这方面的成果集中体现于他主编的《晚期中华帝国的城市》论文集中, 其中施坚雅本人的论文大部分已有中译文。^⑥这里据此略加介绍。

施氏的经济等级结构模式建基于中心地理论之上。施氏采用了经典的六边形中心地等级结构图, 然后根据中国实际对这一假说进行修正, 并将中心地模式与他自己的区域体系模式结合起来, 于是建构了各个区域的经济等级结构。它由若干个层次组成: 基层市镇、中介市镇、中心性市镇、地方性城市、中等城市、区域性城市、区域性大都会。这个等级中底层的三类市镇与集市贸易体系中的基层市场、中介市场、中心市场是相对应的。这个结构的最高发展形式则是26个大城市贸易体系。

施坚雅把城市体系的研究置于区域发展的背景之下(区域系统分析后详)。大多数城市都兴起于每个大区的核心带或通往其中的主要运输线上, 每个区域都各自发展成了一个孤立独处的城市体系, 即城市群。施氏十分强调城市的经济中心功能, 区域性城市体系就是由城市所处城乡结构的位置或经济中心性程度的差异而分别形成了多层级的等级结构, 城市中心功能的演进成为区域发展的重

要因素, 区域性城市的行政特征也主要缘起于它们在经济中心地的地域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城市所提供的服务实际上取决于它的腹地所消费或被利用的程度, 城市所服务的范围不仅是本身的居民, 而且也将它的腹地及其周围村落纳入其中, 于是城市职能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与文化上日渐中心化、一体化。

城市化的区域性空间差异主要存在五个因素。1) 人口密度不同, 需求密度、城市发育程度也各不相同。2) 产生于各区域内互补性多样化经济中的劳动分工。有趣的是, 作物生长期是劳动分工及由此引发的农产品商品化的一个原因, 生长期短, 则农民对市场的商品供给与消费需求增加, 因而中国南方商品化程度较北方高。3) 生产技术, 主要体现于技术推广与水系结构和地形特征的关系。4) 农民家庭自给自足与依赖市场的程度, 及与此相关的区域内贸易的数量与结构。5) 区域外贸易。这些因素导致了各区域城市的“级别—规模”关系迥然有别, 城市体系的一体化程度也不一。

关于城市社会与文化, 施氏的视野很广阔, 难以一一涉及。值得指出的是, 施氏将各种因素联系起来, 彼此印证, 综合考察, 常能得出富有启发的观点。例如他认为, 区域系统城市化越高, 家族群体凭恃其共同财产去追名逐利也就越为有利, ^⑦同乡共籍的传统纽带在商人外出经商营利的活动中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利用和发挥。至于城市文化, 施氏似乎有些模棱两可, 不过大体趋于低调, 他认为,“由于不能有效地阻止商业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绅士阶层, 类似于欧洲中古后期资产阶级与日本德川幕府时期城居商人的文化成就, 在中国未能发展起来。”而韩书瑞(Su sanN aqu in) 与艾弗琳·罗斯基则从施坚雅的理论出发, 认为城市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影响很大, 城市通过施氏所发现的集市体系与城乡

网络迅速而有效地向社会其他层次传递文化领域的变化。^⑧

三、理论基石: 区域系统分析

施坚雅提出了区域划分的两个标准: 就同质性而言, 可产生一系列划一的区块; 就内在联系而言, 可产生一系列功能性或波节性的区块。第二种标准与向心区域显然具有相承关系。施氏以此来划分中国的区域, 这种标准不仅不同于人们习以为常的同质性标准,更突破了中国历史研究中长期以来将行政单位等同于经济区域进行分析的思维定势。在具体划分区域的过程中, 施氏从四个不同角

度进行了探讨。其一, 从自然地理的特征入手, 以水系为基本要素, 按分水岭划分区域,因为在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中国, 以河道系统为主干的运输网促成了区域功能的一体化。其二, 以经济资源(其中人口密度是主要的决定要素) 的不平衡分布来划分, 将人口密度的最低线作为各经济区的分界。其三, 将一些高层等级中心所覆盖的最大范围经济腹地视为区域。其四, 建构具有功能综合的城市体系,以此为基础来划分区域。施氏发现, 这四种不同方法划分的区域, 不仅范围上大体吻合,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这四种要素互相联系并互为补充, 使每个大区自成一个多种功能交错综合的独立的城乡一体化体系。据此, 施氏将中国划分为九大经济区: 华北、西北、长江下游、长江中游、长江上游、东南沿海、岭南、云贵、

满洲。多角度的分析, 不仅使其区域划分法避免了单一化与片面化, 并且使其区域分析得以多层面地展开。

区域系统分析是施氏整个理论框架的核心, 其市场分析、地方等级结构与城市体系的分析都以此为出发点。这使施坚雅对中国传统经济的运行及其结构特征形成了系统的观点, 具有高屋建瓴的优势, 从而独树一帜。如果说区域系统理论从横断面的角度建构了传统中国社会经济的空间结构, 那么, 与之紧密相关的周期理论则以纵向的剖析建立了中国历史长河的时间结构。1984年施氏就任亚洲研究协会会长时所作的长篇学术报告《中国历史结构》^⑨对此进行了集中的阐述。

长时段的波动与周期性的发展是中国传统经济的重要历史现象, 这是众所周知的, 施氏结合其区域系统理论, 对这一现象作了独树一帜的分析。他认为, 传统经济的周期性发展并不是各省范围内独自具有的特征, 也不是同步出现于整个中国范围内的特征, 而是以大区为单位的经济演进趋势。由于各经济大区自成内部有别而各部分又互相依存的一体化复合体系, 具有与外界较少往来的相对独立性, 因此, 各大区的经济演进周期可能是完全不同步的, 严格地说, 中国历史上只存在大区的经济发展周期。例如, 华北区域在传统社会中期的开封周期、晚期的两个北京周期,都不能套用于其他大区。同时, 区域的周期性发展将影响其内部体系的变化, 使之在上升阶段与下降阶段呈现不同的格局。

至此, 施坚雅将区域的分析与历史的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 建构了传统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时空体系, 从而将中国“整体性的文明史建立在其各个组成部分的历史的(明确的而非偶然的) 有机组合基础之上”。这种宏观框架是少有的, 施氏理论也由此得以独步国际汉学界。

四、学术影响与学术争论

施坚雅理论在国外汉学界影响至深, 他的城市贸易体系论影响了整整一代美国史家, 致使他们在其他方面有所忽视。¹⁰施坚雅主编的《晚期中华帝国的城市》, 汇集了国际汉学界一流学者的成果, 大多数论文可以说是施氏理论的个案印证和专题考察。在日本,施氏密友、著名汉学家斯波义信对区域系统理论作了具体运用和改进。在中国, 施氏理论于改革开放之初传入。1980年10月, 中美两

国学者关于中国社会及经济史(自宋至1900年) 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行。作为美方副团长的施坚雅教授提交并宣读了《市场及其区域经济的结构与发展》一文(由他的研究生译成中文) , 以其别具一格的研究方法和独特的见解引起轰动, 将讨论会推向高潮。到了90年代, 施氏理论风靡中国经济史学界。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 施坚雅理论已开始引起学者的反思。中国学者的批评多针对施坚雅的某些具体结论, 美国学者则就其理论核心区域系统分析展开辩论,《亚洲研究杂志》特为此辟有专栏。1986年, 迈阿密大学中国经济史学家马若孟(Ramon H. Myers)和桑德斯从三个方面向施坚雅理论体系提出诘难¹¹; 1989年, 俄勒冈大学中国史专家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 与里特则以“对商榷的商榷”的形式逐一作了回应。¹²第一, 诘难者质问:“每个大区果真具有如此程度的独立性, 以致其他大区的生产、贸易与消费特征对该区的发展没有影响吗?”辩护者则指出, 施氏模式并没有排除区域间的贸易, 只是认为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及区域内部自成一体、紧密联系的功能等级的制约, 区域之间贸易的地位不重要, 而且贸易往来主要发生于不同区域的高层中心地之间。第二, 诘难者运用回归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 ¹³方法之一的判式分析(Discrimnant Analysis) 来推论, 如果大区是具有功能性机制的系统, 那么, 城市特征与乡村特征之间应具有显而易见的联系。他们根据1932年国民政府统计局的资料, 将中国1897个县份的统计数据进行编组分析, 在城市化比率、乡村特征等方面得出的结论与施氏迥然不同。对此, 辩护者认为这种分析法运用于此处并不恰当, 也不能支持诘难者的结论。辩护者还指出, 对特定县份的分析, 应该考虑它的地理位置及它在区域体系中的地位, 不能笼统而言, 从一体化区域中抽出一个地域单位进行孤立的分析, 不可避免会失之偏颇。第三, 诘难者批评施氏的核心—边缘差异存在概念性错误与资料统计上的疏忽, 他们的计量分析表明,“九大区中有三个区域(长江下游、西北、华北) 的边缘带较之核心带的人口密度更高”。辩护者则指出了计算方法的不同, 施氏所谓的人口密度是人口与可耕地之比, ¹⁴而不是人口与总面积之比, 也不是非农业人口与可耕地之比, 并指出施氏方法显然更为恰当。

施坚雅教授独辟蹊径, 将经济学、地理学、人类学等领域的新方法新理论引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 并在长期的实践中建立自成一体、独树一帜的理论体系, 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值得一提的是, 施氏的宏观研究并没有流于大而无当的理论推导, 而是建基于深入细致的微观考察, 并融入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他的《19世纪四川的人口——从未加核准的数据中得出的教训》一文, 就是一篇资料翔实、考证透彻的“洋考据”论文。他还主编有多卷本的《近代中国社会研究论著类目索引》。施坚雅理论在国内外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界的影响之大, 使得对这一理论进行全面反思显得日益迫切和重要。如果它是基本可靠的, 那么必须克服其中的许多错误以作修改和完善; 如果它存在重大的或根本性的错误,那么必须在借鉴和批判的基础上进行理论重建。无论如何, 施坚雅的宏观理论是对新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史进行学术史回顾与总结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注释:

①　参见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 》第五章, 中华书局,1993 年版。

② 　G. W. Skinner,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Part I,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No. 1, 1964, P6.

③ 　G. W. Skinner,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Part I,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No. 1, 1964, P31.

④ 　G. W. Skinner,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Part II,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No. 2, 1965, P211.

⑤　E. S. Raw ski, Competitive Markets as an Obstacles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a ’s Market Economy in Transition, Academia  Sinica, 1990,P56.

⑥ 　龙登高译:《引论: 中国社会的城市与乡村》, 载《昆明社科》1991 年第3 期。王旭等译:《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 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 年版。

⑦　G. W. Skinner, Mobility Strateg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A Regional2System s Analysis, Re2gional Analysis, Vo l. 1, Economic System s, New York, 1976, PP55—57.

⑧　Susan Naquin, Evelyn Raw ski, Chinese So2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Yale Univ. 1987.

⑨　龙登高译:《概念: 中国历史结构》, 载《东陆学林》, 云南大学出版社1991 年版。

10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 中华书局1986 年版, 第23 页。

11　B. Sands and R. Myers, The Spatial Ap2p roach to Chinese History : A Tes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5,No. 4, 1986.

12　D. L it t le and J. W. Eshrick, Testing the Test: A Reply to Barbara Sands and Ramon Myers’s Critique of G. W. Skinner’s, Regional Sys2

tem s Approach to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8,No. 1, 1989.

13 回归分析主要探讨一个变量与几个变量的关系, 属于多变量分析(Multivariate Analysis) 之一。多变量分析, 指根据多种度量或观察途径的统计资料, 假定多种因素的内部网络, 对包含多种相关量的问题同时进行阐释。参阅The Fontana Dictionary of Modern Though t, 第5 版,London, 1982, P404.

14　人口与可耕地之比, 应该称为营养密度更为合适。

(联系地址: 广东汕头大学科学研究院)

资料来源：龙登高:《施坚雅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述评》，《国外社会科学》一九九八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