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学界 _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所谓“加州学派”，是指以美国加州大学一批进行中欧经济史比较研究的学者为核心，并在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基础上提出许多史学新论的学派，其代表人物有彭慕兰（K. Pomeranz）、王国斌(R. Bin Wong)、李中清、弗兰克(G. Frank)等，还包括我国清华大学教授李伯重。该学派的学者高登斯通（Goldstone）在总结他们的观点时，认为该学派主要在8个方面对史学研究作出了贡献。[1]其实高登斯通的总结未必完整，所罗列的8项内容似乎也较分散，且停留于表面，这里也就不予详细列举了。

笔者主要是研究1840年以后的中国经济史的，对于1840年以前的明清经济史仅涉猎而已。但因为加州学派的一些代表作品的观点会影响我们重新认识整个中国经济史，包括1840年以后的中国经济史，如西方国家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中的作用、传统经济的地位、整个清代乃至整个近代的中国经济走势等，因而怀着学习新视角、新观点、新方法的目的阅读了一些在中国学界比较有影响的作品，如彭慕兰的《大分流》、王国斌的《转变的中国》、弗兰克的《白银资本》等。对于这些作品的研读收获颇丰，觉得至少在四个方面值得充分肯定：勇于探索并提出新理论；强调历史研究中理论的重要性；广博的学识和深邃的智慧；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强调了中国内在因素的重要性等。

但另一方面，笔者作为求知者，在阅读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疑惑和自己的想法，主要不是关于史料考证的，而是涉及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多个方面的，拟在本文中提出，希望得到上述有关专家及其他经济史学专家的赐教。

一、称反对以西方模式套中国，却仍未摆脱套用西方模式的窠臼

首先是关于研究规范的疑惑。加州学派的每一位学者都强调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坚决主张不能用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来套用中国。彭慕兰认为，从1400年到1800年，不同的国家“沿着在很多方面并行的路线发展”，但是，对于19世纪和20世纪，大部分历史学家告诉人们的历史是，“一个单一的北大西洋核心成为变革的发动机，世界其余部分以不同方式作出‘反应’”，而《大分流》的“一个中心论点就是，人们能够同样容易地找到根据，缩小18世纪的西方与至少是欧亚大陆其他一些地方之间的鸿沟”。[2]李伯重说：“以往国际学界中把英国模式普遍化，一个重要原因是西方中心主义史观的支配。时至今日，西方中心论者依然坚信西方所走过的道路是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必然之路。”[3]高登斯通认为，当前历史学界只是以西方为中心强调“胜利者”的历史，忽视“失败者”的历史。[4]

加州学派的学者们希望在研究范式上突破西方中心主义，反对用英国模式套用中国，但事实上，他们在这一点上做得并不彻底，或者说有自相矛盾之处。我们会注意到有两个基本论点的得出，就是他们将英国模式套用中国所致。

其一是“斯密型成长论”。李伯重多次引用费维恺的理论总结。费维恺认为，历史上的经济成长方式主要有“广泛性成长”、“斯密型成长”和“库兹涅茨型成长”三种。第一种方式是近代以前主要的经济成长方式，第二种方式发生在工业革命以前的“近代早期”，而第三种方式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在成长动力方面，第一种成长方式是外延式扩大，主要通过同类型生产单位（例如农户）数量的增加；第二、三种成长方式都有内涵性扩大，但第二种方式主要由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推动，而第三种方式则由技术变革和组织变革推动。[5]

应该说，把经济成长方式总结为以上三种，只是费维恺的个人体会，其中“库兹涅茨型成长”特别令人可疑。库兹涅茨是创造GNP（后来的GDP）概念和在国民收入统计工作方面作出开创性贡献的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6]他的GDP统计可以包括任何发展阶段，何以仅仅与工业革命相对应？研究经济增长的学者和学派很多，除了斯密的理论，还有著名的熊彼得的创新理论，李嘉图、马歇尔的相关理论等等，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是在凯恩斯建立的宏观经济模型基础上向不同方面加以拓展而产生的多种理论，有像罗斯托那样研究历史过程的，有像库兹涅茨那样把经济史和经济分析的研究成果同丰富的数量资料结合起来，对一个国家的增长过程进行经验研究的，有像索洛和丹尼森等研究经济增长源泉的，更有各种抽象的经济增长模型的纯理论分析。[7]此外，刘易斯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也是独树一帜的，人们常用他的理论来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8]索洛将长期的经济增长归功于技术的进步作为外生的变量引入新古典增长模型中，之后阿罗提出了“干中学”模型把技术进步当成了增长模型中的内生变量，保罗·罗默在经验证据上研究发现知识的进步和研究开发对于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开创性把知识作为内生变量纳入了经济增长的模型中――即内生增长模型，解决了过去经济学回避的规模报酬递增和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9]。

把丰富的经济增长理论仅归结为“斯密型”和“库兹涅茨型”已有削足适履之憾，而将“斯密型成长”的西方模式套用明清时期的中国江南地区，更有不无牵强的感觉。

斯密的理论，似不宜抽象地简单地定义为分工、专业化和商品贸易的理论，而应有其更为丰富的经济、社会、政治背景和特定的针对性。斯密写《国富论》是在1776年，那时，英国的工业革命已经开始，虽然大机器生产尚未普及，但工场手工业已经普及，英国在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的近代转型已经基本完成，距象征其确立近代民主政治制度的1688年光荣革命已有88年之久，诺思（North）和温格斯特（Weingast）揭示了1688年光荣革命对导致安全的产权制度变迁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些制度变迁不仅包括对王权单方面剥夺所有权的限制，而且还包括建立足够强大的独立司法体系以限制国会的恣意妄为和政府对工商业者的违约能力。[10]斯密称他自己的理论体系是“天赋自由体系”，他写《国富论》的主要目标之一便是粉碎支配着当时商业利益集团和政府势力的重商主义观点，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对外殖民主义，反对政府特许的垄断，引导英国和世界各国向普通人命运的“最大程度的改善”前进，也就是呼吁给人们经济自由，让劳动、资本、货币和产品自由流动。[11]分工、专业化等只是斯密对现实的总结，还谈不上是他自己的独立创造。而他的独立创造的思想核心便是经济自由。这种适合英国的理论是完全不适合同时代中国的实际的。王国斌说，黄宗智拒绝用斯密理论来研究中国经济变化。[12] 笔者以为，黄宗智的拒绝是有道理的。[13]他至少坚持了自己的理论逻辑，在研究中国经济史的时候，决不抽象地套用西方的模式。而加州学派的历史学家们却要通过一个抽象的表述（斯密型成长），把英国标准套用到中国来。

其二是“地下和海外”说。加州学者都把琼斯和雷格莱的研究成果作为自己的理论支点。琼斯认为欧洲之所以能够推迟斯密所说的经济增长极限，是因为欧洲人发现了新大陆，从而获得一笔“史无前例的生态横财”；而雷格莱则指出：英国之逃脱斯密型增长的内在限制，靠的是世界上史无前例的矿物能源的大开发。以煤为新的热能来源而以蒸汽为新形式的机械动力，在此基础上提高生产率，这是欧洲一些地区的工业化，在19世纪变得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工业化大相径庭的主要特征。[14]这是彭慕兰《大分流》的主题。实际上他是用欧洲或英国的“地下和海外”作标准来衡量中国，中国不具备“地下和海外”的条件，所以与西方分流了。这仍是以英国为参照坐标。

彭慕兰的《大分流》并没有发掘新的第一手史料，其为学界所推崇的原因之一就是观点的新奇，认为使用煤和发现殖民地这样在历史长河中看似细小的差异，居然导致欧洲与非欧洲地区如此大的不同。用前人所收集的数据得出出人意外的结论。但是“煤和铁”的观点，在雷格莱之前，马克斯·韦伯早已提出，他在其《经济通史》第二十七章提到工业技术发展的观点时指出：“若不是劳动工具方面的这次革命，发展未始不会停顿下来，而最具有特征的现代资本主义也就不会出现。现代资本主义的胜利是由煤和铁决定的。”[15]

韦伯尽管强调煤和铁对于欧洲工业革命的重要性，但他是在技术革命的层面这么说的，并没有认为这对一个社会发展和转型能够起到至高无上的最关键的作用，却是强调了“需求的大众化”，强调了“合理的劳动组织”和资本主义精神。[16]韦伯的这些观点是大家熟知的。但彭慕兰却认为“煤和铁”是决定中英分流的因素，以此解释中国的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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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oldstone, Jack A. 2000. "The Rise of the West - or Not? A Revision to Socio-economic History," Sociological Theory, 18:2 (July), pp. 175-194.

[2] [美]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中文版序言第7页，引言第3页。

[3] 李伯重：《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0页。

[4] Goldstone, Jack A. 2000. "The Rise of the West - or Not? A Revision to Socio-economic History," Sociological Theory, 18:2 (July), pp. 175-194

[5] 李伯重：《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第130-131页。

[6] [美]马克·斯考森：《现代经济学的历程——大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马春文译，长春出版社2006年版，第379-380页。

[7] 参阅宋承先：《现代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4章“经济增长理论”。

[8] 可见梁小民为[美]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所作的译者序。

[9] Romer, Paul, M. 1986.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4 (5): 1002 - 1037

[10] D. C. North and B. R. Weingast, Constitutions and Commitment: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Governing Public Choic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Dec. 1989, No.4; 并见福格尔：《道格拉斯·诺思和经济理论》，载[美]德勒巴克和奈编：《新制度经济学前沿》，张宇燕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3页。

[12] [美]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李伯重、连玲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23页。

[13] 黄宗智拒绝的具体理由可见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05-116页。

[14] E. L. Jones, The European Miracle: Environments, Economies and Geopolitics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 and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84; E. A. Wrigley, Continuity, Chance and Change: The Character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115.

[15]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通史》，姚曾廙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中文版，第191页。

较早美国学者柯文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中提出反对“西方中心论”，说持“西方中心论”观点的美国学者都“坚持认为19、20世纪中国发生的任何重要变化只可能是由西方冲击造成的变化，或者是对它的回应所导致的变化。这样，就排除了真正以中国为中心，从中国内部观察中国近世史的一切可能”。[1]柯文的“中国中心论”是说要找出中国近世发展变化的内因。加州学者尽管并不接受“中国中心论”的提法，但实际的立场则可能比柯文走得更远。弗兰克认为，即使像柯文这批主张强烈的“中国中心论”者，更不用说几代“西方中心论”者，都“没有认识到，直到19世纪之前‘中央之国’[按：指中国]实际上是世界经济的某种中心”。弗兰克根据自己的统计，“表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这种位置和角色的现象之一是，它吸引和吞噬了大约世界生产的白银货币的一半”，而这些白银则“促成了16世纪至18世纪明清两代的经济和人口的迅速扩张与增长”。[2]

以吸纳金银的多少来衡量一国的国力，是典型的重商主义观点。中国只生产少量的银，16世纪开始，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与铜钱形成双重货币体系，对民间而言，地域间的贸易结算需要使用价值高的白银，对政府而言，白银是一种稳定的流动性资产。特别是1581年一条鞭法的实行，如果没有日本及南美白银的输入，以银缴纳江南等地的赋税是不可想象的。[3]所以，中国吸纳大量白银改造了自己的货币系统和赋税制度，与国力在世界上的相对强盛与否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麦迪森的研究结果为加州学派的理论提供了数量依据。按照他的计算，1700年中国的GDP占全世界的22.3%，仅稍落后于印度，1820年则上升至32.9%，居世界第一，而整个欧洲加在一起才占26.6%。[4]尽管《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的译者说麦迪森“在数据处理上所采用的完全透明的方式，实际上为挑战者准备了条件”。[5]但笔者穷尽全书，没有找到1700年和1820年中国及世界各国的数据是怎么来的，又是按照怎样的原则处理的说明。也可以说是完全不透明的，后来查了其网站，也只知道其1820年的数据除了大量引用珀金斯的农业数据外，[6]还使用了插值法[7]——即依据前后的数据猜测估算，有极大的随意性。其实，这本书的主要价值也就体现在中国1700年和1820年这两组数据的估值上，之后的已有人估计，且越往后相对越容易。笔者以为，这是两组作者至少需要花全书一半的篇幅来详加演示或“透明化”的数字，不管他是怎么做出来的，他总该向读者说明才是。现在的结果是：1820年的中国被戴上了世界经济最发达国家的皇冠。

反对西方中心主义，不应成为一种教条式的学术口号。厉以宁认为，西欧中心论或欧洲中心论显然是一种错误的历史观，因为这种历史观忽视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多样性，认为西欧文明的发展代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和成果。但是，那种认为提出“近代文明开始于西欧”或“资本主义起源于西欧”就是贬低西欧以外的国家的观点，“实际上是把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混为一谈了”。他指出：“然而资本主义起源于西欧，西欧的荷兰、英国、法国的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所表现出的一种规律性，即由封建社会体制外的异己力量的出现和集结、体制外的权力中心的形成和壮大，最后导致西欧封建社会解体及其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则是客观的事实。指出这一事实的存在，同强调西欧中心或欧洲中心完全不是一回事。”[8]

批评西方中心主义，一要明确内涵，二要仍留得一份评判历史规律的普遍的价值观和普遍的标准在。明确内涵很重要。批评西方中心主义，主要是一种观念的调整，就是要充分尊重过去所谓欧洲的外围国家或殖民地本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经济政治特征，研究它们不同于欧洲国家的发展路径和社会形态。但是，不能否定西欧是近代文明的起源。在世界各国的发展史上，先进和落后本来就是相对的概念，各领风骚数百年就是历史真实。承认“中国在1000年以前是世界的中心，是地球上最富庶、人口最多的帝国”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戴维·兰德斯(D. Landes)认为，“现代科学的绝大部分，尤其是17、18世纪人们所称的科学革命所带来的突破，是欧洲创造的。非西方科学不仅几乎毫无贡献（尽管欧洲人知道的东西并非全部），而且在当时没有能力参与进来，远远落后或转错了弯。这根本不是共同的河流”。[9]

既然中国不能自主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向近代社会转型，那么西方国家的冲击就是必然的，就是在西方国家之间，先进国冲击落后国，迫使后者转型的事例也是不少的。先进国与落后国发生冲突后，先进国会把一些企业形式、市场形式和组织形式输入落后国。至于输入后，这些移植过来的东西会有自己的演变路径和成长特点而不同于在母国时那样，那是必然的，这期间，落后国自身的因素当然会产生重要作用，所以会以不同的方式作出“回应”。甚至不在先进、落后意义上的冲击，也会激起被冲击国家的“回应”。在英国，外来的力量引起了17世纪的两次革命，最终促进了资本主义制度和宪法基础的发展。这两次革命，第一次是1639年到1641年与苏格兰的冲突引起的，第二次是1688年威廉三世入侵引起的。[10]“冲击回应”说并不内在地必然与西方中心主义划等号。

吴承明在为王国斌《转变的中国》所写的序言中，婉转地提出了“普遍发展规律”的问题，[11]实际上是道出了对这个要害问题的疑虑。我们不能因为批判西方中心主义，就把普遍的价值观念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普遍规律也抛弃了。这无异于倒洗澡水把小孩子也一起倒掉了。资本主义新的生产方式、科学、民主、社会转型、制度演进等，是我们衡量历史的标尺。不应以多元性的存在就否定共同规律。欧洲国家的近代化进程也各各不同，但它们的历史成功经验，使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若干发展规律，这样至少使经济史的国与国比较有一个坐标。我们不可能把虚无当坐标，也不可能把落后当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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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69、201页。

[2] [美]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中文版前言，第19-20页。

[3] [日]黑田明伸：《货币制度的世界史——解读“非对称性”》，何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3-84、105、124页。

[4] [英]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伍晓鹰、马德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6页，表2.2a。

[5] 《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中译者前言，第1页。

[6] [美] 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宋海文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7] [英]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英，许宪春，施发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页

[8] 厉以宁：《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379-380页。

[9] [美]戴维·兰德斯：《国富国穷》，门洪华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486、489页。

[10] 杰弗里·M·霍奇逊：《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高伟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89页。

[11] 吴承明为王国斌《转变的中国》所作的中文版序，第5页。

资本主义，或者说从中世纪到近现代社会，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系列变革的积累，而决不是工业革命中的几项发明创造，决不是用干巴巴的几个GDP数字或其他经济数字就能解释清楚的。布罗代尔说得好：“最大的错误莫过于硬说资本主义只是‘一种经济制度’。”他指出，“一件真正的‘增长’（有人爱说真正的‘发展’，不过用词无关紧要）必定以不可逆转的方式使许多部门的进步互相联系，互相支持，一起上升到更高的水平”；“人们会毫不犹豫地说，成功的工业革命包含着一个普遍的增长过程，也就是全面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归根到底表现为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从结构到体制的彻底改变’”。[1]

我们之所以认同这样的历史观，是因为它反映了历史进步的本质真实，它告诉我们历史的进步决不是偶然的，也决不会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加州学派的学者们却挑战这样的历史观，在进行18世纪中英[欧]经济史的比较时，只看一些具体的数据，而不问制度变迁、生产方式、意识形态、金融发展等一系列准备，把生产力抽象化、数字化。

在这方面，彭慕兰的《大分流》是很有代表性的。彭慕兰说，他本人和李伯重等“不仅都对清代经济成就有比较积极的评价，而且与前几代学者相比（既有马克思主义者，也有自由主义者），更少强调明确的生产关系决定经济结果的能力；我们不是把具体的资本主义制度看作发展的必要条件，而是注重不同制度的组合可能取得相同的结果”。[2]根据彭慕兰对18世纪欧亚经济史的比较，“迟至1750年，欧亚大陆的许多地区在农业、商业和原始工业（即为市场而不是为家庭使用的手工制造业）的发展中仍存在着一些令人吃惊的相似之处”。[3]按照他的分析，中国和英国的历史，本来是很相似的，就好象一条河流一样，直到18世纪后半期英国工业革命时才“大分流”，而之所以分道扬镳，不为别的，就因为英国有丰富的煤矿资源和海外殖民地，而中国没有。中国发展慢是正常的，欧洲因为新大陆的“生态横财”和矿物能源开发而发展得快，却是“令人感到惊异”的，不正常的，[4]

彭慕兰强调地理位置和各种偶然性的重要性，至于“欧洲的科学、技术和理念趋势不是唯一合适的解释，所谓的经济制度和要素价格方面的差异似乎更是毫不相干”。[5]相关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差别更是无从谈起了。

实际上，这个资源至上的唯生产力史观是一个十分抽象和经不起推敲的命题。如果没有资本的积累和技术的进步，如果没有企业制度、国际贸易制度、金融制度等一系列的制度进步，如果没有社会转型的成功和建立制约王权的民主政治制度，何以利用“鬼田”[按：琼斯语，指欧洲人在美洲所使用的土地]，何以开采煤矿？中国缺乏“鬼田”，而煤矿储藏却是丰富的。只是当时还无法勘探明白。这种资源条件只可能在一系列相关的经济、社会和制度条件不断演进的过程中才会转化为现实。它不可能孤立地显示出来。

农村家庭手工业是加州学派的学者们集中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他们都反对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认定中国农业和农民家庭手工业的“斯密型成长”在“大分流”前不亚于欧洲。王国斌对中、欧在制度、生产方式和历史演进路径方面的种种差异回避不谈，认为“从手工业行会控制下的城市生产向农村家庭手工业的转变，一般被认为是突破‘封建控制’的一个标志”。[6]他在这里偷偷地把欧洲模式运用到中国来，言下之意是中国农村的家庭手工业发展是像欧洲一样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王氏的这种说法一方面掩饰了西欧城市本身的进化，西欧城市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出现也在突破行会限制而发展，[7]他不说西欧城市资本主义工场的发展，似乎是为了让中、欧农村家庭手工业看起来更相象。其实也并不然。欧洲农村工业化一般是包买商制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早期企业形式，它是城市工业化的基础准备的重要方面之一。而18世纪中国农村家庭手工业是不具备这样的制度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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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施康强、顾良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三卷，第725、623-625页。

[2] 彭慕兰：《大分流》，中文版序言，第5页。笔者很同意王家范对《大分流》的评价，见王家范：《中国社会经济史面临的挑战——回应〈大分流〉的“问题意识”》。《史林》2004年第4期。

[4] 彭慕兰：《大分流》第226页；李伯重：《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第203页。

[7] 厉以宁：《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第170-173页。

在加州学派中，较少涉及到制度和文化等这些本来在一个社会，特别在转型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彭慕兰的《大分流》第二部分中，对制度这些在目前经济学和历史学认为对一个社会的变化和转型具有重要作用的因素，只是粗略地谈论到，并且认为中国的市场比欧洲更接近新古典的市场。依照作者的逻辑，如果中国的市场更像新古典的市场，那么政府就应该对经济和市场的发展更少干预，这也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最为基本的前提。但是作者接下来说：“但农业工人大批移民在18世纪从来没有太大的可能性。中国政府没有兴趣为其臣民的海外掠夺提供直接的军事和政治援助”，认为这是中国不能移民获得殖民地的原因之一。[1]但是只要略微涉及中国历史就知道，中国在明代开始，政府就开始禁止海外贸易，在人口流动方面也多加限制，对于一个市场的前提之一就是自由贸易和人力资源的充分流动，如果这些都可以被当时的政府控制，与作者假设的接近新古典市场就相差甚远。

兰德斯在最近的研究中指出，中国甚至在出现了社会革命的情况时，都没有像欧洲那样出现对生产技术的重要影响，谈及中国为什么落后和没有科学发展的原因，认为首先就是中国缺乏自由的市场和产权的保证。政府控制了主要的资源，如盐和铁这些对前工业社会的至关重要的资源。接着用Timothy Brook中的资料，说明明代对于人口流动的限制。作者从一个科学技术史的角度发现，中国甚至在十八世纪之后，都缺乏有效的制度以保证对于发现和学习过程中的积累。中国科技的发展不像欧洲一样是积累型的进步，而是时而前进，时而倒退，更有些发明被遗弃。[2]彭慕兰一直强调煤的发现对于欧洲特别是英国的发展的重要意义，但是甚至在“加州学派”内部的研究的证据中也可以看出这个观点的片面，如高登斯通文章中也提到英国从大量森林的砍伐到煤炭的使用，并不是马上转变的，因为英国当时煤层较深含有大量的水，无法开采，只有在发明了真空抽水机后才解决了采煤的问题。蒸汽机也是到了冷凝机产生之后才得到广泛应用，而造船业因为使用钢铁造船之后，才不需要大量的木材。[3]这里都暗含着科学技术才是更深一层的基础，而这些在中国明清时期并不具备。而且从中国历史记载来看，中国在宋代煤的生产就有很大的发展，侯家驹在其《中国经济史》中就论述到宋代相州一煤矿遗址已被现代考古工作者发现，[4]黄宗智反驳彭氏的观点，认为他本末倒置了工业需要和煤使用落后的关系。黄氏引用了蒂姆·赖特（Tim Wright）的研究表明，中国煤炭储藏丰富，也不是彭慕兰认为的交通问题导致煤不能在长江三角洲广泛使用，如张之洞设立汉阳铁厂就是最好的证明。中国似乎比英国能更早的进入工业革命，关键的问题其实在于为什么中国缺乏机械和科技等研究和推广的制度保障，而不在于表面所反映的煤的使用或是其他单纯的技术方面。[5]余英时则认为，思想的自由和进步对于人们转变观念，创造新的生产方法起了很大的历史作用。[6]而这个问题却是“加州学派”没有回答且刻意回避的。

在“加州学派”的学者当中，王国斌尽管超越了彭慕兰的视线，强调了国家的意识形态，国家制度的因素，但是王氏一再强调早期的欧洲和明清时代的中国经济变化的动力颇为相似，通过列举，作者认为，中国与西欧共处在一个农业收成不保险，生产原料有限的世界，“都经历了由经济扩展与收缩的周期循环。”“在斯密型动力的推动下（劳动的区域分工和市场的绝对优势），创造出更大规模的经济。当然，实际的生产组织差异很大。”[7]这点其实很关键，然而作者没有意识到，整个工业革命最为重要的一个变化首先是生产组织的变化。如诺斯在其所做的开创性的研究中指出，产业革命中取得的进步是通过组织的变迁使市场规模扩大，并导致了专业化和分工的交易成本降低。意识形态对于社会间的制度不同也起到了一定的影响，甚至在一定的时期是决定性的。诺斯认为，人们通过制度规范人类行为，通过组织来进行复杂的社会交往，要理解人类发展的进程，就需要了解制度如何塑造出能够实现人类持续合作的组织。[8]青木昌彦指出：“制度是人力所为，虽然绝非任意设计或随意执行的产物。更进一步说，制度分歧一旦发生，即使两国随后面临同一技术和市场环境，他们的整体性制度安排仍然可能会相差甚远，其结果取决于各自制度发展的历史轨迹”。 [9]格雷夫专门研究了同一时期中世纪地中海交易中，热那亚商人和马格里布商人在解决代理问题时，由于对于诚实交易上不同的预期（文化信念）而导致的不同的反应，以及后续制度发展轨迹中的影响。[10]但这些完全被“加州学派”所忽视。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政府作用在“加州学派”的理论里面，成为了一个隐而未现，避而不谈的谜。诺思、威尔斯（John Joseph.Wallis）和温格斯特在《诠释人类历史的一个概念性框架》中提出一个经济史中的基本问题：“少数国家为何在18－19世纪早期实现了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或是为什么大多数国家在过去三百年内未能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经济学家证明没有哪一个因素完全能够解释经济发展，无论是资本积累，人力资本，资源禀赋，还是地理因素等等，但是各个社会形成的经济、政治、宗教及其他社会交往的制度安排，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些国家可以实现经济增长”。 [11]巴罗则用经济学实证的研究证实了经济发展和民主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12]

前文已经说过诺思和温格斯特对英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历史重要性的充分肯定。杨小凯则从产权经济学和交易费用经济学的角度研究英国十七世纪光荣革命前後的政治制度变化对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指出光荣革命创立的世界上第一个虚君宪政，议会民主制度使政府对公平的政治游戏规则和法律制度的承诺成为可信，这种可信承诺对今後世界的变化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否则，如果忽略了政府，那么同样是欧洲，西班牙殖民比英国早，财富积累的多，为什么不是西班牙产生了工业革命而是英国。[13]

对于诸如此类问题，“加州学派”的理论很难作出合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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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andes, D.S. 2006. "Why Europe and the West? Why Not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 (2): 3-22.

[3] Goldstone, Jack A. 2000. "The Rise of the West - or Not? A Revision to Socio-economic History," Sociological Theory, 18:2 (July), pp. 175-194

[4] 侯家驹：《中国经济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年版，第552页

[5] 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18世纪英国与中国》，《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6] 余英时：《文化传统与文化重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35页。

[8] 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罗华平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 180 页。

[9] 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周黎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

[10] Avner Greif，Institutions and the Path to the Modern Economy: Lessons from Medieval Trad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11] Douglass C. North, John Joseph Wallis, and Barry R. Weingast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Interpreting Recorded Human History." NBER Working Paper,12795,2006.

[12] Barro，Robert，“Democracy and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March 1996，and “Determinants of Democrac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December 1999

[13] 杨小凯：《杨小凯谈经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 110 页。

王国斌在《转变的中国》中认为，不应以经济变迁的普遍原则来说明中、欧发展路径的不同，工业的变化顺序也并非绝对。他引用雷格莱的话说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具有偶然性。在全书最后总结的时候再次强调了“偶然性”。[1]

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表面看起来颇具偶然性，但偶然中有必然。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不偶然；工业革命首先在哪些产业中发生不偶然；英国作为当时的世界工厂来利用美洲等地的“鬼田”不偶然。[2]

第一，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不偶然。在西欧最早自主地发展资本主义的荷兰、英国和法国这三个国家中，最早建立资产阶级政权的荷兰在18世纪“不知不觉地陷入了保守主义的泥淖，以致渐渐地在越来越多的领域里失去领先地位”。[3]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晚于英国一百多年，且政局不稳定，所以落后于英国。根据一些西方学者的看法，工业革命在英国早在复辟（1660年）初期已经形成潜力，“不过一切都是慢慢发生的”。在17世纪，“旧制度被打翻在地，连根铲除：农业与土地所有制的传统结构正在摧毁之中，或者已经破除殆尽；手工业行会解体，连伦敦的手工业行会在1666年大火后也未能幸免；航运法经过修订；旨在保护本国经济的重商主义政策通过一系列建设性措施。一切都在变动之中，笛福在1724年写道，王国的‘面貌日新月异’”。[4]中国国内研究工业革命的专家认为，英国成为工业革命的“摇篮”，是因为它最早最集中地具备了各项必要的社会经济条件。[5]马克斯·韦伯举出专利权法的作用为例，认为如果没有“包括现代法令的一切主要规定在内”的1623年的英国专利权法的制定，那么“在18世纪纺织工业领域内，那么多对资本主义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创造发明就没有出现的可能”。[6]

第二，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棉纺织、蒸汽（动力）和材料（冶炼）这三个行业中也不是偶然的。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只要是市场主导的，必然是轻纺工业在前，重化工业在后，这是因为市场需求的规律在起作用：轻纺工业的产品直接以作为消费者的人作为消费对象，所以需要先发展；而重化工业是以轻纺工业以及自身作为消费对象的，所以一般发展靠后。在轻纺工业中，各国的工业化进程无一不是以棉纺织业占据其核心地位，那是因为棉纺织业的产品与每个人的消费相关，拥有最广阔的市场，其产业链既长，技术又较为复杂。棉纺织业的突破，具有最好最稳定的市场基础，并会引导产业的连锁反映。另外，随着大机器工业的诞生，动力问题不可避免地提上议事日程，因此能源采矿业必然优先发展。而机器的制造又离不开冶金技术的突破，这是材料上的革命。因为冶金业可以列入重工业，所以上述工业化进程的表述可以修正为：轻纺工业和能源、冶金工业在前，其他重化工业在后。在英国的工业革命时代，纺织、动力和冶金都完成了工业技术的革命，成为英国的三大支柱产业，而像法国这样的国家，纺织业的领先革命也是必然的，但煤铁矿资源贫乏，法国依靠进口煤铁矿石也能发展自己的动力和材料工业。[7]

第三，英国作为当时的世界工厂来利用殖民地和新大陆的“鬼田”不偶然。加州学派的学者们一致认为，由于英国利用了环加勒比海地区和北美等地的殖民地，从殖民地输入大量棉花、糖、木材等产品，殖民地的土地成为英国的虚拟土地，如果英国没有这些虚拟土地，就会爆发生态危机，根本谈不上工业革命。根据彭慕兰的计算，1800年前后联合王国吃掉的糖产生的卡路里，如果换算成其他作物并在英国国内种植的话，至少需要130万英亩中等产量的英国农田，可能超过190万；1831年则需要190万到260万英亩。如果不从新大陆进口棉花，而由英国传统的绵羊毛纺线代替棉纱线的话，为了放牧这些绵羊，1815年将近需要900万英亩，1830年为2300万英亩。最后这个数字超过了英国农田和牧场的总和。如果把1830年前后的棉花、糖和木材加在一起，得到的虚拟土地数量在2500万到3000万英亩之间。[8]这个虚拟土地就是所谓的“生态横财”。但笔者对这样的计算方法产生了疑问。

首先，糖并不是生活必需品，它的可替代性是很强的，英国人不进口糖也能生活。不能把非必需品以热量形式换算成必需品，再得出其生产条件的结论。从国际贸易分工和相对优势的理论来看，这样的换算也是很不合理的。其次，可能也是更重要的，棉花进口为英国节省牧场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要强调指出的是，北美棉花的大量向英国出口是发生在美国独立之后，美国当时已不是殖民地，这从下表中可见：

年代	年均产量	年均出口量	出口所占比重%
1791 - 1795	520	173.8	37.43
1801 – 1805	5, 960	3, 360	56.39
1811 - 1815	8, 000	4, 227	52183
1821 - 1825	20, 900	15, 242	72.93
1831 - 1835	39, 852	32, 908	82.57
1841 - 1845	82, 295	69, 152	84.03
1851 - 1855	129, 442	99, 037	76.51

资料来源:黄安年:《美国的崛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59 - 260页。

英国进口棉花纺纱织布并非全部自己消费，甚至并非主要自己消费，而是作为世界工厂向外输出产品。英国棉布出口欧洲、非洲、美洲各国以及土耳其、勒旺和印度。棉织品一直以出口为主：1800年棉织品占英国出口商品总值的四分之一，1850年占一半。[9]1860年英国出口的煤、钢、铁和棉花超过全世界供应量的一半。[10]换言之，英国作为当时的世界工厂，两头在外是很正常并合乎逻辑的模式：原料进口，产品出口。当时谁走在工业革命的最前面，谁就必然成为世界工厂，而占世界棉花进口和棉产品出口的最大比重。但随着各国进口替代工业的发展，这一比重会下降。所以，这谈不上是什么“虚拟土地”和“生态横财”，也不是因为有了这笔“生态横财”，英国的工业革命才有条件发生。恰恰相反，正因为英国工业革命的领先和市场需求，才决定了美国的种植结构和国际贸易格局。美国向英国出售原棉，并不是美国经济的牺牲，而是美国进口工业制品的必要前提。占美国原料出口一半以上的原棉对于当时的美国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1]英美两国通过棉花和工业制品的互换都得到了各自想要得到的东西。

　资料来源: Historical S tatistics, 1960,引自J. Hughes,Am erican Econom ic History, p1188.

[3] [意]卡洛·M·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三卷，吴良健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4页。

[4] 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第681页。

[5] 宋则行、樊亢主编：《世界经济史》（修订版）上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106页。

[6] [德]马克斯·韦伯：《世界经济史纲》，胡长明译，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年版，第222页。1623年英国专利权法规定对创造发明的保护为14年，利用专利的企业主须向专利发明者支付适当的专利权税。

[7] 宋则行、樊亢：《世界经济史》（修订版）上卷，第112-113页。

[9] 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第664页。

[10] [英]约翰·劳尔：《英国与英国外交（1815-1885）》，刘玉霞、龚文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

[11] Jonathan Hughes,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0, p.188.

关于研究方法的不合理处，上文已有述及，这里再补充一些意见。

“加州学派”的理论中，其实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研究框架，而只是持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就是中国和欧洲十八世纪之前相差无几。他们试图用许多数据来支持这个观点，但是因此有时不得不为了证明自己的主张而忽视数据本身的真实性及研究方法的科学性。本文认为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数字应是历史的，而不是纯数字。“加州学派”常常只是拿出数据而忽视了当时的历史条件和一般常识。彭慕兰《大分流》书中附录就列出了关于人均陆地运输能力的比较估计，18世纪后期华北和欧洲农场使用的肥料估计，森林覆盖率和燃料供给的估计等大量的数字作孤立的比较，得出中国在十八世纪前增长率甚至比欧洲高的结论，却忽视了一个常识，即：人口增长、人均收入、消费等，工业化早期未必就一定高于手工业时期。研究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家尼克（Voigtlander·Nico）和沃斯（ Hans-Joachim Voth）用模型测量了1700－1850年间的英国工业革命期间的特点，得出这样的结论：产出和生产率是缓慢增长的（见表3）。他们总结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特征是：:生产增长率缓慢、渐进和结构变化，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及技术进步显著。[1]

表3:工业革命期间的产出和生产率增长率不同学者研究的测算

　资料来源: Voigtlander Nico, and Hans - Joachim Voth, 2006,“Why England? Demographic

Factors, Structural Change and Physical Cap ital Accumulation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从表3中看出，全要素增长率在1750年后几乎变化不大，甚至还有下降的趋势。如果依照《大分流》中的逻辑，英国的工业革命时经济增长如此缓慢，甚至在1831年左右还有下降的趋势，难道可以得出英国工业革命前的经济比工业革命后还要好的结论吗？管汉晖和李稻葵的研究中估算了工业革命前的英国分阶段经济增长率也证实了本文的观点，他们将工业革命前进一步划分为前期（1700-1720），中期（1721-1740）和后期（1741-1760）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0.724%,0.564%和1.308%[2]，从数据本身也可以看出在工业革命起飞之前，经济增长也不一定持续上升，反而可能存在下降趋势。与表3比较，工业革命开始后的1760－1800年的增长率明显低于1741－1760年的1.308%。

　美国工业革命开始后，人均产出增长率也不是直线上升的，反而在1820至1849年，其每十年平均数从0.24%降至0.2%，再降至0.131%。[3]

彭氏还忽视了一个可能的常识，在一个开放经济中，较低的农业产量也有可能更能够进行工业化，因为工资较低，产业化成本也相对较低。彭氏提供的中国的生活标准也过于乐观了，笔者认为在中国的一些地方当以农业产出作为收入标准时，农民的生活似乎是较好的，但是如果将其所收入的白银测算购买其他商品时，则在其他商品购买力上，中国和欧洲差距十分大。收入的购买力也不一定取决于食物，艾伦（Allen）的研究表明，因为小麦和稻子的低价格，欧洲和亚洲的生活水平比较相似，但是中国货币工资明显要低，相对的工业品价格要高很多。[4]

其次，“加州学派”使用大量模糊的数字估计，却得出准确的趋势性结论，是令人可疑的。如彭慕兰《大分流》书中通过简单的数据相乘把江南农民的棉花生产和消费等同起来得出了在1750年前后，长江三角洲农民每年会消费超过10匹棉布和2匹丝绸，黄宗智已经对此提出了反驳，认为这个数量是可以裁制十多件新棉衣以及两件丝绸衣服的。[5]

在“加州学派”特别是彭慕兰等人的著作的数据中有大量是来源于麦迪逊，但是正如本文前面指出的麦迪逊的数据在中国1820年以前，其来源是很可疑的，比如GDP的总量估算，是从个别区域的数值或税收乘以总人口，根本不考虑人口数据的可靠性，以及区域的差异性。他本人也承认对于1890年以前中国GDP进行估计只能依靠一种非常粗略的判断。[6]依据麦迪森估算出中国公元1、960、1300、1700年的人均GDP，按照1990年的美元计值，大约在450到600美元之间，中国人均收入领先于世界的时间一直持续到15世纪。[7]但是管汉晖和李稻葵依据《明实录》、《明史食货志》、《大明会典》、《万历会计录》和地方志等历史典籍和文献对经济数据的记载估算出来的数据认为明代中国大多数时间整体经济增长并不快，平均年GDP增长率为0.29％；“总经济规模有所增长，人均年收入没有明显变化，基本维持在8公石(521公斤)小麦上下；以1990年美元计值的人均收入为200美元，上限为260美元，远低于麦迪森估算的600美元的水平；经济结构中农业所占比重在90％左右，手工业和商业最高时也没有突破20％；政府税收在经济中所占比重在3％到10％之间，明中叶以后军费开支占到了中央政府支出的60%到90％；经济中的年均积累率为0.83％”。[8]两者估算差距很大，从260美元的上限到600美元，结论是完全不同的，如果在260美元的上限，那么中国当时的发展是符合马尔萨斯经济的基本特征的，即经济增长被人口增长所抵消，人均收入保持不变，这也是前现代社会经济的普遍特征。而如果是600美元则是领先于欧洲，这也就支持了“加州学派”的说法。因此在学界尚没有对GDP以及人均GDP有相对一致的观点时[9]，依据模糊的争议很大的估计数字和简单乘法，贸然得出在工业革命前中国比欧洲强的结论，让人很难信服。

再者，局部的数字是以整体为背景的，而不是肢解整体以后的数字游戏。正如本文前面所指出的，“加州学派”的观点是一种简单的唯生产力论，尽管其反对以一种西方化的研究范式来套用中国，但是实际上自己本身的研究方法居然也正是自己所反对的。从单一GDP的衡量到物质生产的强调，这些无一不是现代统计学开始之后的，当欧洲国家开始反思单纯GDP等衡量一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的弊端时，代表性的成果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所写的《以自由看待发展》[10]。他认为衡量经济进步的标准是人的选择权利的扩展而不是单纯GDP的增长，而“加州学派”却常常把工业革命进步带来的欧洲民主，有更多人享有了福利，女性地位的提高等等进步，简单化为比较单一的GDP或者食用糖的量上面，没有着重考虑过中国在GDP之外的状况。如果孤立地分别比较英国（或欧洲）与长江三角洲流域的如棉花产量、森林、粮食产量等，任何一个方面似乎是支持“加州学派”的结论的，但是如果综合起来，哪怕是应用他们所倚重的麦迪森的数据也可以看出，从公元960左右起，西欧人均GDP是一种上升的趋势，但是中国一直没有显著变化，这样的分流似乎从早期就已存在，只是从1700年开始更为明显。

除了GDP之外，彭氏用森林覆盖率，以及糖的消费量来衡量社会发展，这样得出的结论委实可疑。比如森林覆盖率，如果我们忽视了当时整体的背景和社会因素，那么许多热带和亚热带的雨林有很大的森林覆盖率，是否也能得出可能离工业革命的大门更为近一些呢？

以美国为例，从表4可以明显的发现美国工业革命的一个趋势是经济增长从依靠土地和劳动力供给的外延型增长模式向依靠生产率的增长模式发展。生产率的提高已经从土地等的投入向生产率（残差）――即全要素生产率转变。这里的全要素生产率就包括了制度、组织变革、技术知识进步等。

　　资料来源: [美]杰里米·阿塔克、彼得·帕塞尔:《新美国经济史》,罗涛等译,中国社

黄宗智认为人口或农业不能单独解释现代工业的发展和未发展，这些须和其他因素，如市场交换，生产关系，资本积累，产权，技术，消费需求等因素一起，才能构成工业革命的发展。[11]这个意见是有道理的。因此，如果不从多个角度考量，而只是从某个表像就得出结论，用一个个社会的个别方面的数据去论证，那么这些彼此割裂的数据并不能构建其理论的坚实基础，别人也完全可以从某些个别方面找出反对的数据和理由。这样就不是学术本身的进步，只是成为了立场之争。如果了解一个社会的发展过程，只需要知道如森林覆盖率、人口增长率、煤使用情况等就能知晓其发展的真谛的话，那么为什么仍旧会出现富国穷国，甚至现在也还有好些国家发展很慢或处于停滞状态呢？这是很让人深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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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Voigtlander, Nico, and Hans-Joachim Voth. 2006. Why England?Demographic Factors, Structural Change and Physical Capital Accumulation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Forthcoming,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DD.

[2]管汉晖、李稻葵:《明代GDP试探》，清华经管学院工作论文，见http://www.sem.tsinghua.edu.cn/jg_dep/infoSingleArticle.do?articleId=11832&columnId=11019

[3] [美] 杰里米.阿塔克彼得.帕塞尔：《新美国经济史》，罗涛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21页。

[4] Allen, R. C. (2005a). Real wages in Europe and Asia: A first look at the long-term patterns. In R. C.Allen, T. Bengtsson, & M. Dribe (eds), Living standards in the past. Oxford: OUP.

[5] 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18世纪英国与中国》，《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6]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伍晓英，马德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 159 页

[7] 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伍晓英，马德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 19 页。

[8]管汉晖、李稻葵:《明代GDP试探》，清华经管学院工作论文，见http://www.sem.tsinghua.edu.cn/jg_dep/infoSingleArticle.do?articleId=11832&columnId=11019

[9] 对于明清两代的GDP估算，笔者对于目前的研究还是持有保留意见，因为GDP的统计本身是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才有的一个度量标准，但是在明清时期，当时的经济并不是现代市场经济，没有统一的价格核算体系，在人口的统计等方面也都存在很大的问题，如战争和明代税制的改革，使登记人口突然增多，还有屯田本身的属性和度量衡之间的差异都给即使是粗略的估算造成不易克服的困难。在曼昆的现代经济学标准教材中，论及GDP的不足时他认为，GDP不能反应家庭内部的服务，但是在中国明清时期，这种家庭的服务和家庭的自给手工生产占有很大的比重，与英国等欧洲国家不同。

[10] 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刘民权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1] 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18世纪英国与中国》，《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加州学派”的一些学者为了证明18至19世纪前期的中国不比西欧差，采取了不甚合理的研究方法。在“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口号下，这种研究方法舍弃整体，无视生产方式进步和社会制度变迁的历史评价的普遍公认的标准，对历史作出了另外一番解释。由此也让笔者产生了诸多疑惑。王家范说：“在中外有些人的笔下，‘中国中心’就走调为中国从来就是好、什么都好，可以孤立自在地继续走下去，有可能会异变为一种意识形态。”[1]这样的研究给我们的印象是：忽略关键，变换概念，肢解整体，纠缠细末；只讲偶然性，不讲必然性；估计数字是模糊的，而得出的趋势或结论却是清晰的。他们的观点，表面看起来似乎有助于中国人树立民族自信心，但实际上未必会使中国人感到乐观，因为：第一，历史似乎没有像给予英国那样，给予中国突破“斯密型成长”极限的资源条件，中国既不会到海外去夺占鬼田，地下的能源有一些，但在当时的勘探水平下，总体上也算不得丰富，中国人所期待的突变还能依靠什么呢？第二，制度不重要，生产方式不重要，社会变革不重要，中国人还能做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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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家范给程念祺《国家力量与中国经济的历史变迁》（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所作的序，第6页。有些人不一定承认主张“中国中心”，但王家范的批评还是适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