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是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泰斗，“头号中国通”，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生前历任美国远东协会副主席、亚洲协会主席、历史学会主席、东亚研究理事会主席等重要职务，还曾是美国政府雇员、社会活动家、政策顾问。

　　费正清致力于中国问题研究长达50年，从他进入牛津直到他1991年去世，他的著作绝大部分都是论述中国问题的。在半个多世纪里，费正清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审视、考察中国，他的研究、著作和主要观点代表了美国主流社会的看法，不仅影响了几代美国汉学家和西方的中国学界，而且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美国政界和公众对中国的态度、看法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当今美国诸多有影响的中国问题专家皆出自其门下。

一、生平简历

　　费正清1907年5月24日生于南得克萨斯州胡龙镇，是亚瑟·波·费和罗莱娜的独生子。父亲是位牧师的儿子，早年立志跟随其父从事教会，后从学法律，入考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法学院。1901年毕业后在南德克塔州定居，在胡龙镇做律师，任市镇律师。

　　母亲罗莱娜对费正清的成长影响很大。她出生于德克塔，在芝加哥就学，最后又回到故乡，但她所留恋的始终是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和那里的文化。她是美国大学妇女协会成员，随后任该协会一分支机构主席。罗莱娜毕生为争取妇女权利而工作，参加妇女选举权的游行和示威活动，组织各种集会，是位政治上相当活跃的人物，费正清早年的从政志向都与其母亲的引导有关。

　　在1927年进入哈佛时，费正清尚未考虑研究中国，而且，当时的哈佛还没有开设系统研究现代西亚的课程。他主攻文科，包括希腊语、历史、哲学、政治、艺术和经济。

　　1929年秋，费正清赴牛津大学。他的专业方向为东亚研究，但当时他尚不具备汉语和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好在当时牛津大学的学位论文不要求参加考试，也不要求相关的学术经历。1931年论文完成后，费正清开始攻读博士学位。是年，费正清在华盛顿美国国会档案局收集资料，随后在剑桥和巴黎查资料。

　　费正清在牛津大学的两年研究收获甚丰，他把现代中国作为研究主题，以中美外交和机构史为新视点，他的博士论文正是从以上三个方面探讨中美关系的发展史，突破了传统汉学的局限，具有相当的创新意义。

　　费正清认为中国研究不应只局限于西方的资料，还应依靠中国本土的资源，考察中国的观点，这自然要求掌握汉语和在中国的生活经历。牛津的治学研究队伍十分有限，而且没有汉语课程。费正清向罗德奖学金委员会提出申请，罗德奖学金委员会批准了他的申请，费正清成为第一位在远东地区的罗德奖学金学者。

　　1932年初，费正清来华，一面进修汉语，一面师从清华大学蒋廷黻进行研究工作。1936年1月，他回到英国牛津，获得了博士学位，学位论文题为《中国海关的起源》。这篇论文后经过修改、补充，以《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842——1854年通商口岸的开埠》为题，于1954年出版。

获得博士学位后，费正清于是年返回哈佛大学任教。从1939年起，他与赖肖尔一起在哈佛大学开设了东亚文明课程。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四个月，他被征召到情报协调局工作，中间两次来华任职。1946年8月，费正清回到哈佛大学，担任区域研究(中国)项目的第一任主持人。1955年，他取得哈佛大学的支持和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创建了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并且亲自出任主任，直至1973年。1977年，他从教职退休时该中心命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

二、中国学研究

　　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始于费正清，是因为作为现代中国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费正清首先成为由汉学研究向近现代中国研究演变的过渡性学者，他完成了从古典汉学研究向近现代中国研究的过渡，创立了以地区研究为标志的现代中国学。作为东亚地区研究的开创者，费正清把对近现代中国的研究作为东亚研究的主体，经他独著、合著、编辑、合编的作品多达60余部，还有大量的论文及书评，其论著大致可分四类：

　　第一类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他的一些学术论文及根据博士论文改写的专著，这一类著作的代表是《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842——1854年通商口岸的开埠》，这一两卷本的重要专著，是费正清在牛津大学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的，论述了1842年至1854年间外国列强在中国强迫开放通商口岸的过程。

　　第二类是主要为学生和从事东亚研究的学者编写的关于中国研究的提要目录和文献介绍，他与刘广京合编的《近代中国：1898—1937年中文著作书目指南》，是关于中国历史文献书目介绍；《清代文献》是有关中国历史文献注释与译文的教学参考资料，是特别有助于研究生的参考书；与邓嗣禹等合编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文献通考》及《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研究指南》也是这一类著作的代表。

　　第三类是为教育广大公众写作的关于中国及中美关系的著作，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当属《美国与中国》。从篇幅上说，第三类著述在他的全部著作中占的分量最大。这类著作依据的是第二手资料，是充分吸收最新研究成果，并把这些成果融会贯通在费正清自己的解释框架之中的产物。

　　第四类是直接论述美国对华政策及中美关系的走向、提出政策建议的文章。这些文章与一般的时评文章不同。他总是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来阐述问题，论述当前问题的历史背景和来龙去脉，而不是就事论事。这些论文在发表以后多被汇集成册，如《中国：人民的中央王国与美利坚合众国》、《认识中国：中美关系中的形象与政策》等，其他著作还有：《中国的世界秩序：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中美两国的相互影响：历史评述》、《中美关系展望》等。

　　1.重要著述

　　——《美国与中国》

　　《美国与中国》是费正清的第一本著作，也是他多年研究所著的一部研究中国历史及中美关系的力作，它是美国汉学研究的代表作之一。该书并没有像一般历史著作那样追求细节的翔实，而是提纲挈领地简略介绍中国的自然环境、历史演变、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以及中美关系的过去和现状，这样的介绍正符合对中国和中美关系了解不多的美国公众的需要。本书第一版于1948年问世，立即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并获得较高评价，被称为经典著作。

　　此后，他又不断补充修订，在1958、1971、1979、1989年分别出了第二、三、四、五版，发行了数十万册，成为西方有关中国问题著作中最畅销的作品之一。后来尼克松在准备对中国进行历史性访问时，《美国与中国》也是他了解中国与中美关系的二三种参考书之一。　

　　费正清随着中国历史前进的步伐，不断思考研究中国社会，其表现之一就是不断修正、丰富《美国与中国》一书的内容。在此后的几次再版过程中，费正清增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30年的历史，完成了对中国历史从传统到现代的完整考察。《美国与中国》研究的是中国的过去与现在，并从中国的历史发展和演变过程分析中美关系。作者的目的在于通过介绍、分析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状，使美国人了解中国，从而消除中美两国的隔阂和误解，进而改善中美关系。

　　——《剑桥中国史》

　　作为美国中国问题研究的主要组织者，费正清还做了很多有益的学术普及工作。他主持编写了有关“东亚文明”“中国问题”的教科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曾经主持编写过一套15卷容量的《剑桥中国史》，中译本为《剑桥晚清史》、《剑桥中华民国史》、《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及《伟大的中国革命》。《剑桥中国史》从1966年开始策划到1991年最后一卷《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付印，为时共25年，每卷都由学科专家执笔，最后由资深编辑总成，向世界介绍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演变，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堪称为一项有影响的跨国工程。这套书凝聚了费正清的大量心血，他不仅担任主编，而且也是主要的撰稿人之一。自1966年始，他与来自世界各地12个国家的100多位中国研究专家为《剑桥中国史》撰稿，使这部巨著基本上反映了当代西方中国史研究的最高水准。从1985年起，这套“超级专题论文集”(费正清语)的中文译本的各卷在中国陆续出版，受到学术界的广泛欢迎和好评。留心学术前沿的人会注意到，这套《剑桥中国史》，尤其是晚清、民国以来各卷的某些观点，已经在中国学术界发生了影响。

　　——《观察中国》

　　提出切中要害的问题，是费正清长期职业生涯中一个核心的目标，也是他力求通过做书评来实现的目标之一。他的书评和他的专著一样的出色。《观察中国》是一本二十六篇论文的合集，其中大部分是书评，多数刊登在《纽约书评》上面。但是，费正清并不仅仅是简单地将这些书评合集成册，而是重新编辑、删减、修改，将零散的片断加以重新组织，于是，这些书评就被分成不同的关于中国近现代以来五大历史主题：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所扮演的角色、中国的革命领袖与其人民的关系、二十年的敌对之后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文化大革命、近来一些美国人对中国问题做出判断的尝试，其价值远非单纯的论文集可比。

　　费正清的这部《观察中国》于2001年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傅光明翻译，其中共列出五大标题，它们是新帝国主义观；毛的中国之内幕；正常化之路；文化大革命；余波：美国乐观主义的破灭。

　　2.创建东亚研究中心

　　作为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费正清不仅博学，而且也长于学术组织(有人戏称，费正清不愧为是“学术企业家”)，费正清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他有哈佛东亚研究中心为其坚实后盾，费正清所有的规划和设想，都通过这一中心操作、实施，影响了美国乃至西方现代中国学研究队伍的建设。

　　费正清在美国高等院校中以哈佛大学为基地，筹建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经费来自福特基金会。东亚研究中心主要研究中国，同时研究日本、朝鲜和其他东南亚各国与地区，中心搜集了大量资料，特别是注重搜集中国近代、现代史方面的资料。搜集的资料中包括重大史实、人物传记和思想制度。这些资料都被整理成英文信息档案，供研究者共同利用。

　　研究中心还出版了大批著述。自中心建立，最初20年共出版了图书140种。1970和1971两年就出版了43种，差不多每月出版两种，数量很可观，主要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费正清本人的著作，大部分也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除以上外，研究中心还培养了一大批中国问题专家和硕士、博士研究生。

　　3.呼吁对东亚的研究

　　费正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他的学术经历在影响和左右美国公众和政府决策方面起了重大作用。他曾不遗余力，劝诫美国政府和人民关注东亚，认识中国，他一方面向学界同仁呼吁加强美国教育和学术界对世界的承诺，同时要求教育机构加大向美国公众的传播力度。1940年，费正清指出，如果把东亚列入美国的学校课程，将有助于美国民众认清美国在东亚的利益。1950年，他又进一步指出，美国对中国的正确反应取决于对当代中国历史、社会、文化的深刻理解。1970年，费正清再次呼吁美国政界和学术界深入、全面地研究整个东亚地区和国家，以便加速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从越南撤军。1980年，他又强调东亚研究对改善美中贸易、文化关系的重要性，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费正清的主张反映了他关于学术研究应服务于美国国家战略利益的观点，在他的呼吁和倡导下，美国学术界和公众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美国对外政策的讨论。

　　4.扶植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中国学

　　费正清不仅开创了美国的现代中国学，而且也扶植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中国学，并且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52—1953年，费正清在日本学习语言，研究目录，最终与日本学者市古宙三教授共同编写了一部关于中国问题的资料集。60年代，他先后两次出访，访问了意大利、希腊、保加利亚、印度、尼泊尔、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以及香港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一些处于学术发展阶段的“边远地区”，费正清帮助当地的研究者建立起研究中心。

三、学术思想与实践

　　1.讲求实证

　　费正清学术的一个主要特点是讲求实证，不愿意构筑庞大的理论体系。人们无法理解，像他这样富有开创性的学者，却难以从他的著作中发现系统的学术思想。在1968年任第八十三届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的演说中，费正清毫不讳言自己是主张经世治国的，他相信研究应当具有实际的效用，学者的责任不仅在于增加知识，而且在于教育公众，在于影响政策。他在自己毕生的学术研究中始终强调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强调学术研究与现实政治的关系。

　　在费正清的一生中，他花了很多时间来证明，欲了解今日的中国必须要了解中国的过去。费正清认为，那种以为中国的原始资料不可取、甚至中国人的视野也不必要的观点，是绝对错误的。西方人那种仅仅依靠英国、法国和美国档案史料来写中国学著作的做法，已经风光不再，对西方原始资料的依赖，反映了一种自以为是的态度。他竭力推动新的研究，主张深入发掘中国的史料，开展对人口问题、社会流动问题、知识分子倾向、文化史、经济制度、税制、考试制度等问题的系列调查研究。

　　使用中国的档案、中国的原始资料研究中国历史是费正清所提倡的，费正清是英国牛津大学的博士，但他的博士论文主要却是在中国完成的，他把发掘中国档案作为自己工作的重要部分。1932年他来中国时，故宫大内的档案刚刚开放，费正清成为最早使用这些档案的学者之一，很可能是第一个使用这些档案的外国学者。1933年他用中英文档案写成了第一篇学术论文《1858年条约以前鸦片贸易的合法化》，在《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第17卷第2期上发表，这是费正清登上学术舞台的第一步。费正清根据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的专著《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更是依据了大量中国档案而写成的。这部专著也许因为太专，不像《美国与中国》那样广为人知，但这是一部极具学术价值的著作，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并牢固地树立了费正清作为晚清外交和制度史方面的杰出历史学家的地位。此后，使用中国档案研究中国历史成为费正清的一个学术规范。在他后来的一些学术论文中，如《天津教案背后的模式》等无不如此。费正清不仅把中国档案作为一种资料来源，而且作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特征的重要依据。费正清不但自己这样做，而且还引导、帮助和要求学生也这样做。

　　在费正清看来，中国与西方是不可割裂的，必须像学世界史一样研究这段历史，而把中国假想成与美国一样是错误的。正是由于坚持了中国的不同性，费正清才有效抵制了长期以来美国人在中国只寻找他们想寻找的这一倾向。费正清相信：越是更好地了解中国，就越能与中国和睦相处。

　　2.“冲击—回应模式”

　　50—60年代，“冲击—回应”模式在美国和西方相当流行，把持这种历史观的并非费正清一人，但费正清的影响最大，他的近现代中国研究确实始终贯穿了这一模式，无论是《美国与中国》，还是他与邓嗣禹合著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对“冲击—回应”模式都作了极为深刻的论述，在《中国对西方的反应》中一开始就提出，中国文化“既有传统的遗产，又受西方的影响，他们相互交织在一起” 。认定中国历史进程是由一个更加强大的外来社会的入侵所推动的。

　　“冲击—回应”模式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的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在费正清看来，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在长期以来成功地占据了意识形态上的正统地位，从而使中国社会保持极大的稳定。当近代大量西方人来到中国沿海寻求贸易机会时，这个古老的中华帝国对外部世界表现出惊人的惰性，它闭关自守，排斥一切外来势力。为此，费正清强调，西方的挑战对中国是一种刺激，为中国提供了一种进步的机遇。

　　“冲击—回应”模式是一个以西方人价值观来认识东方的研究模式，它假设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动态的近代社会，而中国社会则是一个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传统社会，其缺乏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只有经过西方的冲击，中国传统社会才有可能摆脱困境，获得发展。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外向型”模式在美国现代中国学界一直占有统治地位，成为一种“学术规范”。直到60年代后期，中国研究领域兴起了一股批判思潮，才有人公开对这一模式提出质疑。费正清部分地纠正了自己对中国历史的观点，承认自己的中国史观并非无懈可击，并在《中国新史》和再版的《美国与中国》中对自己以前的观点进行了修正，承认中国的近代化主要是基于中国自身的内在生命和动力，西方的影响是有限的。

四、评价与争议

　　1.学术贡献

　　费正清的研究触及现代中国的各个方面。在其有限的专业领域内，涉猎了中国现代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重要历史人物。费正清的区域研究在众多中国学者中独树一帜，自1929年以来，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包括日本、朝鲜和越南)及其与西方的关系均成了他整个学术生涯的焦点。其学术贡献重要在于：

　　首先，费正清学术生涯的最大成就，就是创立当代中国学。这种“中国学”，就是有别于偏重语言学、文化学、传统汉学的中国学。它和欧洲传统汉学的最大区别在于，特别强调运用多种档案、多种语言、多种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中国，从而导致一种被称之为“新汉学”的中国学的形成。

　　其次，费正清还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做出了不懈努力。在费正清的著述中，有关中美关系以及外交政策方面的研究占很大比重。他的论述影响了整整几代美国学人和战后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费正清主张美国政府尽早放弃对中国的“遏制和孤立”政策，转向“遏制而不孤立”政策，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这些主张凝聚着他多年来对中美关系的深入思考，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费正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他的学术经历在影响和左右美国公众和政策决策方面起了重大作用。作为中美关系的专家、倡导者和阐释者，费正清致力于影响历史进程，而不是仅仅理解和解释历史。他遵循其导师查尔斯·韦氏勋爵的主张，即历史学家应利用其知识和研究改变现实。他坚持认为，为了美国的未来和世界的发展，美国人必须重新认识中国，重新审视美国同中国的关系。费正清之所以对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产生重大影响，恰恰是因为他的思想和政策观点与决策者的务实、功利观点相悖。

　　还有，费正清是一位史学家，致力于19世纪中叶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探索传统中国社会的特征，改变中国历史的重大变故和中西文化交流的整个过程。他还是一位资深望重的历史教员，桃李满天下。在哈佛大学教育了数以千计的本科学生，在他门下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学者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任教的达一百多人。

　　再有，费正清极力推广东亚研究，其中包括现代中国史研究。经过他的毕生努力，东亚研究获得了应有的学术地位和大量的财政资助。除了加强学术意识和筹集资金，费正清还帮助建立了一系列的研究项目，如在哈佛大学推广东亚研究扩大该学科和领域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影响。哈佛大学几乎可称之为他的学术研究基地。1979年他曾把哈佛描述为他的终生信仰。

　　费正清与中国的接触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特殊的历史时期，他的著作影响了国际舆论对中国革命的看法。在他的思想构成中有着许多因素，尤其是他的大众民主思想，“新政”自由主义得到知识界、学术界同仁的认同。

　　2.争议

　　费正清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他不仅是一位顶尖的学人，同时也是一位政治家和外交评论家；他既从事学术研究，又从事政策研究，是一位“两栖人”。他的中国观是一个复杂的“多面物”，既反映了他特有的西方自由主义的历史观念、文化观念，又反映了他的特殊的历史经历，还反映了他在特定条件下的政治态度。

　　费正清是一位充满矛盾的人物。他既要忠诚于学术，又要倾力为美国的国家利益和现实政治服务，这不能不使他陷入两难境地，也使他代表的“官学”不可避免地要招致各方的批判。他的某些“激进”之举也会引起右翼政客们的强烈的不满。理解费正清与中美关系的曲折发展进程密切相关，他的观点随着形势的发展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因而也招致了来自各方的批评和责难。

　　作为现代中国学第一代学者代表的费正清，其开拓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功绩不可磨灭。但是，他自身的研究局限性亦不可否认，费正清领导的“哈佛学派”搞的主要是官方史，他们用的是官方资料，研究的是统治人物，反映了美国官方的观点。他的“冲击与回应”模式和他的著作实际上回避了帝国主义对华的侵略，有违于历史事实，这一点也受到美国新一代中国学者的批判。费正清在与中国社会的复杂现实接触过程中，也曾多次出现摇摆不定的时刻，这与其本人的社会经历、政治背景和学术生涯有着多方联系。

费正清生平年表:

　　1907　　　　5月24日，出生于南达科他州的休伦

　　1911　　　　举家迁往南达科他州的苏费尔斯

　　1923　　　　进入新罕布什尔州菲力普斯·埃克塞特学校

　　1925　　　　进威斯康星大学

　　1927　　　　转入哈佛大学

　　1929—1931　获得罗兹奖学金，就读于英国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

　　1932　　　  2月到中国为其博士论文做研究；初夏，在北京与威尔玛·迪尼奥·卡侬(Wilma，Denio·Cannon)结婚

　　1933—1935　 任北京清华大学讲师

　　1935　　　　 圣诞节离开中国返美

　　1936　　　　 秋，在哈佛大学任教

　　1941　　　　 8月，进华盛顿特区情报协调局远东组工作

　　1942　　　　 被情报协调局(1942年6月改名为战略情报局)派往重庆

　　1943　　　　 年底返回华盛顿，调陆军情报局远东部

　　1945　　　　 9月，到中国，为美国新闻处工作

　　1946　　　　 秋，重回哈佛大学任教

　　1948　　　　《美国与中国》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1952　　　　 3月10—11日遭控告，到麦卡伦委员会(参议院的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进行陈述

　　1952—1953　 以古根海姆基金会学者的身份在日本访问

　　1953　　　　《中国沿海贸易与外交：1842—1854年条约口岸的开放》一书，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1956　　　　 任新成立的东亚问题研究中心(哈佛大学)主任(1961年更名为东亚研究中心，1977年又更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

　　1958　　　　 当选为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主席

　　1960　　　　 第一次赴苏联，参加国际东方学家代表大会

　　1960　　　　《东亚：伟大的传统》[与赖肖尔(Edwin，O．Reischauer)合作]由洪顿·米夫林出版社出版

　　1965　　　　 《东亚：近代的变革》[与赖肖尔、克雷格(Albert M． Craig)合著]由洪顿·米夫林出版社出版

　　1966　　　　 开始编著《剑桥中国史》，和特威切特(Denis Twitchett)共同主编(3月10日)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就对华政策作证

　　1967　　　　 在剑桥①举行六十大寿庆祝会；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莫菲(Rhoads Murphey)、芮玛丽(Mary Wright)等主编的《中国近现代史入门》(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以作贺礼

　　1968　　　　 当选为美国历史协会主席

　　1972　　　　 夏天，与威尔玛重访中国

　　1973　　　　 5月，辞去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任哈佛东亚问题研究委员会主席

　　1977　　　　 3月，为哈佛大学作最后一次讲课

　　1979　　　　 感恩节，几乎致命的心脏病发作

　　1982　　　　《心系中国》由哈勃一娄出版社出版

　　1991　　　　 9月12日完成《中国：一个新的历史》书稿交哈佛大学出版社；两天之后于9月14日在剑桥去世

注意:自从1978年以后，费正清先生开始否定了自己以前的一切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并且最终写了集一生精华的一本书《新评中国》。

参考资料：

 1.http://www.xuas.com/bkview.asp?id=1225&； 2.http://www.rwabc.com/diqurenwu/diqudanyirenwu.asp?people_id=5932&；    

转引自： http://baike.baidu.com/view/17780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