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    大同

    法国汉学在国际学坛中久享盛誉，本世纪中叶以来，受兴起于法国的西方“史学革命”的推动，更是成就卓著，成为国际汉学研究的重镇之一。

    虽然法国汉学素以中国文化、宗教、民族等方面的研究见长，但社会经济史研究也一直占有重要地位，早在18世纪中叶“中国热”在法国兴起以前很久，法国学术界就已著手收集有关中国社会经济的资料，并开始了研究。例如1658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出六名传教士，带着特定的科学使命前往中国。出发前，法国科学院开列了一份想要凋查研究的课题清单，交给他们。这些课题包括中国的历史、地理、科学、生物品种、烹饪技术以及政治与宗教组织方面的题目。尔后，在华法国传教士不断地问本国送回中国的图书资料，乃至机械模型，在这些图书资料中，有不少对社会经济史研究其有重要意义。例如有一套用图例说明中国农业、茶叶生产和其他农村活动的丛书，就是了解十六——十七世纪中国农业经济的重要文献，目前已刊入法国国家藏书。又如在10世纪初送回法国的中国扬谷机、种子条播机等实物，也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研究资料。这些图书资料与实物模型，受到法国学者的高度重视(特别是农学家)。虽然当时的研究还只是初步，严格地说也不能算是社会经济史研究〔因为从当时来说，这还是对中国现状的研究)，这些工作毕竟为后世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且，这些研究涉及范围较广，从而使法国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从一开始就未局限在制度史研究的狭小天地内。到本世叶中叶，年鉴学派勃兴，为社会经济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近水楼台先得月，法国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家得风气之先，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优良的汉学传统。史学理论与方法的革命，两者风云际会，相互结合，于是产生了一代杰出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名家。本文所要介绍的贾永吉、魏丕信先生，就是这一代学者的代表人物。

二

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先生，是当今法国汉学界的后起之秀。他生于1944年，早年攻读欧洲古典文学(拉丁、希腊、法国)和中文，1975年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1969年入法国国立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任研究助理，1977年晋升助理教授，1988年任正教授。1991年年初，更当选法国最高学术机构——法兰西学院院士。众所周知，法兰西学院是法国学术界精英萃集之处，自1814年以后，先后共有八位汉学家当选为该院院士。魏先生以四十七岁的年纪进入该学院，是法国学术界对他卓越成就的充分肯定。

魏先生是另一种类型的学者。他头脑敏锐，功力深厚，既秉承了法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又博采美、日学术之长。迄今为止，他已有专著二部(其中一部与人合著)及论文五十余篇发表刊出，在国际中国社会经济史(特别是清代社会经济史)学坛上享有盛誉。他的专著《十八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饥饿》，1980年出版后，又于1990年被译为英文在美国出版。

魏先生长于明清史，主要研究在以下六个方面：人口史、灾害史、水利史、贩灾与仓贮、国家与经济，以及官僚制度。下面就一一加以简介。

一、在明清人口史研究方面，魏先生与贾先生合作，从大量地方志中搜集了丰富的数据资料(当时这方面的数据资料还未有系统地整理利用过)，力图更清楚地了解明清的人口变化，这些数据资料存在两个主要问题：①各地人口数字，无论在质或量方面，都有相当大的差别，所反映的内容也不一；②各时期的人口资料，性质也颇不相同。因此，很难用十六世纪未经实际人口调查的准“定额”人口数、清初基本上属于财政“丁”的数字以及1740——1850年间据《民数谷数奏折》而得的上报人口数，来和明初真实的(即使不完全)人口调查来比较。还有一个特殊的问题，即缺乏可靠的和可比的人口数字，来准确地估价十七世纪危机对中国不同地区的影响。为了更清楚地了解十七世纪的危机，魏先生随即转向灾害史研究(在人口史研究方面，魏光生的主要著作是与贾先生合作完成的《中国人口统计与机构：帝国时代(公元前2一公元1750年间)人口统计分析的贡献》。

二、既然使用现有数字来重现历史上的人口变动风险如此之大，何以不先研究一下那些决定(至少也是影响)人口变化的因素呢？魏先生指出：系统地分析史料，不难看出那些被称为“人口增长制动器”的因素，诸如干旱、大水、久雨、螟蝗、严霜等自然灾害，和饥荒、瘟疫、战争及其他军事行动。他挑选湖北省作为研究对象，把地方志的祥异、水利、镯缓等志中所说的有关情况，按年表列，以获得人口变化的“负面形象”(借用摄影术语)。

由于地方志中人口数字质量不一，时间亦无规律，所以有很多脱节之处。由这些数字所得出的粗糙轮廓，尚须加以证实和补充。魏先生选择了湖北的江汉平原和江浙的太湖流域两地，对其气候、水利、环境、经济以及政治诸万面的变化，进行了综合性研究(主要成果为《政治危机、管理危机、水利危机、人口危讥：十七世纪长江中游盆地的衰落》、《1500——1850年间长江中下游灾荒与经济变化的发生及反应》等)。这两项研究的中心都是十七世纪的危机。他在其太湖流域研究中，将一个既定地区各种因素与事件的灾难性结合起来，作了概念的界定，并把水利基础设施(即江南平原的堤塘系统)的历史，作为主要题目。

三、水利史是魏先生的第三个研究方面。他的第一篇水利史研究论文《中国水利建设的一个循环：十六至十九世纪的湖北省》，常为其他学者引用。在这篇论文中，他提出了湖北江汉平源及其周围，有一个“水利循环”。他仔细研究了地方志和其他材料中的水利基础设施、洪水与干旱，以此为基础，提出存在一种双重的模式：一方面，通过移民、开垦易涝地、建设堤塘等，水利得以扩大；另一方面，由于人口对环境的压力、政府控制的削弱、基础设施维修不力、私人侵占与非法开垦以及不顾公利的堤垸建设的盛行，水利则又出现衰退，从而引起严重危机，加剧了水患危险，扩大了水灾影响，最后则被内战导致政治混乱。大体相同的模式出现过两次：一次在明代，另一次在清代，因而被“循环”。另一论文《政府干预水利基础设施管理的范例：帝国晚期的湖北省》更加详密地研究同一主题，并且把政府与水利环境的关系，区别为三个阶段，即：①政府是建设者的阶段；②政府是仲裁者的阶段；③政府失去控制力的阶段。

长江中游有一个“水利循环”的概念，自作者提出后，已被不少中外学者称为采纳。作者已把这种分析推广到了江南水利史研究中，并且努力更深入地探讨控制力与离心力之间的互相作用、维修机制的衰退、政府干预的程度与方法，等等。除了上面提到的有关论文外，作者在这方面的论著还有《帝国晚期的水利管理》、《中国的技术与组织：帝国时代灌溉与治水的范例》等。

四、上述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政府如何用有限的人力与资金资源，去应付巨大的困难和经营雄心勃勃的水利工程。魏先生认为：在此方面，对比明代与清代的情况，极有启发性。与明代相比，清代政府虽然在人力与资金方面并非明显优越，但在效率与组织方面，却比明代强得多。如何用很少的财力去完成大规模工程所需的官僚技术与组织，成为魏先生荒政研究的中心。

魏先生荒政研究的代表作，是上面已提到的《十八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饥饿》和《养活人民：清代仓储制度研究》二书。在前一书中，他对1743——1744河北(特别是河间、天津两府)旱灾期间大规模而且颇有效率的赈灾活动进行了详密的研究，并以此研究为核心，展开了广泛的研究。他着重使用了方观承的《赈纪》以及大量的赈灾手册、行政法规汇编、地方志、文集等资料，把有关事件放在合适的历史过程加以观察，以撰写一部从晚明至十九世纪中期的荒政通史。他指出：：1720年前后到十九世纪初，赈灾活动组织得非常之好，政府与官僚都能投入大量的精力与财力去赈灾，并收到了显著的成效。事实上，在这个时期，国家以赈灾为己任，使私人的和社团的赈灾努力降到从属的地位。此书中的其他内容，还有饥馑的社会影响、官僚机构内的交流与控制问题、资源的动员(例如：赋税剩余、漕粮、民间仓储系统等)、对商人的控制与利用、灾后重建生产基础设施的努力、对飘泊流浪者的控制，等等。上述另一书《养活人民：清代仓储研究》系魏先生与美国学者王国斌先生合著。(除此之外，魏先生还发表了《清代国家粮食储藏：管理与控制诸问题》等文)此书对清代官仓和半私有的民仓制度(即常平仓、义仓与社仓)作了透彻而全新的研究。作者指出在清代前期，特别是十八世纪，政府保证了仓储制在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之间以及仓储制度与其他制度(如漕粮、捐纳等之门)的高度协调，主要困难在于如何保持仓储充实以对付紧急赈济以及保证新旧粮食有规律的更换，理想的更换是每年更换1/3的储粮)。更换主要通过青黄不接的催粜来进行。很明显，在没有广泛市场网的边远省份，每年性的仓粮支出更加重要、也更加容易。在这些省份，政府维持了较大的人均储粮，而在长江流域中心省份则否。魏先生广泛地利用了北京与台北所藏的明清档案，获得丰富的政策争论与机构管理方面的新资料，以及大量的粮储数字。他在书中着重研究了粮储的技术问题、出纳管理中的困难、防止管理不力与腐败的控制机制、各种计算方法，以及《民数谷数奏折》中揭露出来的实质性问题。此外，他还对山东的仓储作了详细研究。

五、确定国家对经济干预的程度与方法，也是魏先生长期研究计划的重点之一。只须粗粗一看，即可发现水利管理和荒政管理都显出一种高度的干预。同时，明清国家干预经济的手段颇为有限，亦众所周知。魏先生在《帝国晚期的国家机器与基础经济设施》一文中指出国家对经济的直接干预程度不高，但官僚机构在经济活动的管理中实行了高度的委托与转契方法。其理想是力求以最小的投入，得到最大的成效(因为国家决非采取放任自流政策)。换言之，要找到一种方法，一方面能够实施雄心勃勃的工程，另方面同时又维持一个不说是“小”也是“轻型”的国家。明清国家偶尔也把可得到的人力财力用于那些与他所提出的“务实性”有关的领域，力图保证经济与生产的规律性与可预见性，并且让人民生活好一些。魏先生指出：清代国家就是一个“务实性”的国家，而非韦伯所说的福利国家。

这些“务实”政策的一个领域是改进农业。魏先生在《十八世纪中国官方改进农业的努力》一文中，提出了若干证据，说明十八世纪的皇帝与官员们深感恶化的人地比例之严重，力图用开垦荒地、推广优良技术与作物来增加产量。在此文中，还提出了许多重要问题，如经济发展中政府与私人积极性及其各自作用、中国不同地区的前近代经济发展的性质，等等。除了这篇文章所谈内容外，魏先生还在研究某些干练的官吏所用的教育与动员的技巧(如陈宏谋在1740年代陕西所为)。

六、一个不大的官僚机构，能够(至少是试图)治理一个大帝国，需要很高的技巧和方法。研究这些技巧方法，也是魏先生的研究重点之一。

在这个研究领域中，有不少难题待处理。这些问题对中国历史学家不是新问题，但需作新研究、新思考。中国国家的结构性弱点很明显，例如：①坚持很低水平的财政征收(从而国家的财政能力很有限)，而不企图按人口与生产发展的比例增加赋入；②通过文化考试招收官员，但不致力保证其行政才干；③维持人数非常少的品官，不给他们经济上的独立性(如不给他们世袭的律禄)；④把大部分实际行政事务交给不能有效控制的吏役去办，等等。

这些选择中，有些是由于前近代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决定的；有些则否，本来还有其他途径，但经精心考虑之后，仍作这样的选择。为什么明清(特别是清代)国家不采取其他途径？为什么要交给非官方团体？其政治与经济后果如何？这样一种不完善的制度何以能长期延续？它为什么不能适应现代的世界秩序？魏先生在《正式的与实际的官僚机构：清代行政的窘况》和《从务实的年代到制度的危机》等文中，讨论了上述问题。他认为：明清政府体制中的矛盾与弱点，使这种体制成为一种不稳定的体制。由于大量地向非官僚团体与代理机构实行委托与转契，由于只有靠各种法外榨取(如附加税、手续费以及各种勒索)才能运转，国家对其官僚机构和对社会的控制，也不可避免地走向削弱。魏先生的着眼点，主要集中于①研穷约束各种出轨行为的技术(如在官僚中倡导职业道德与伦理价值、建立相互制约的制度、各私制裁一手段等)；②研究上述倾向以及控制与反控制的历史，后一个课题要求对官方腐败以及自康熙后期以后腐败的形式与范围的变化方式，作出深刻的分沂。这正是魏先生目前正在进行的工作。

最后，还应说明，以上对贾、.魏先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成果的介绍，仅是他们成果的一部分。同时，除了他们二位之外，法国和其他他欧洲国家，还有不少优秀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家。他们的研究为国际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由于语言文字隔阂等原因，国内学人对欧洲同行的工作，知道不多，这是十分令人遗憾的。我们希望日后能够加强交流，使欧洲学者的成果，为更多的中国学者了解。

                                                                                 转自《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