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刚

   [摘 要] 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口述史研究一直是中国史学界的重镇，为中国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史料，笔者以哥大历史系教授韦慕庭为个案，探讨韦慕庭如何具体开展中国口述史研究，其中国口述史研究的问题意识以及数十年间中国口述史研究的成果。

   [关键词] 韦慕庭  哥伦比亚大学  中国口述史

   韦幕庭( C.MartinWilbur, 1908-1997)，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长期从事中国历史研究。韦曾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美国亚洲学会会长，他对中国情感深厚，尤其与台湾关系密切。在韦的生涯中，有一项值得注意的研究成果，就是他组织的口述史研究。这项成果主要是他对旅居美国的十多位国民党要员的口述记录，也是对中国问题研究的新成果，值得作一番了解和探讨。

   一、韦氏中国口述史研究的展开

   新中国成立后国民党内一批要员旅居纽约。1956年12月，韦慕庭教授突发奇想，这些民国要员的回忆会是一种珍贵的历史记忆，何不以口述史的形式保存起来呢？于是前往纽黑文( NewHaven)，拜访东亚研究所的同事何廉教授[1]，商讨开展这批专题口述史想法的可行性，伺廉深以为是。随后，韦氏与何廉一起开始制定这批中国口述史研究的具体计划，盘算所需要的开支。这项计划要求受访者必须是近现代中国历史的著名人物，并倾向于以学术自传的方式予以研究并出版[2]，以期为中华民国史的研究做点贡献。然而对于任何渴望开展口述历史研究者来说，资金问题总是个头疼问题[3]。很幸运的是，次年韦氏当选哥大东亚研究所主任，得以有机遇推进这项研究。他以促动东亚研究所发展为由，写了一份致哥大国际事务部的舒伊勒•华勒斯( Schuyler Wallace)主任的申请书，建议学校福特基金会拨出部分经费给中国口述史研究项目。1958年，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的首笔福特基金会资金1.5万美元到位，中国口述史的项目也随之启动。

   哥大所确定的这个项目，在采访者人选确定后，组织者将向受访者发出邀请，解释具体访谈要求和过程。由于何廉教授的广泛人脉关系，他主要负责与中国显要采访的具体事宜。哥大校长柯克( Grayson Kirk)也对中国口述史项目兴趣浓厚，表示愿以哥大校方名义邀请中国口述史项目所要采访之人。显然，以此方式相邀，对于这些曾经的中国显要来说，也算是一份荣耀。1958年2月，中国口述史项目正式运作，哥大以学校名义邀请了两位国民党政府要员——孔祥熙与胡适，由夏连荫与唐德刚分别负责采访。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口述史研究计划得以正式开始。

   口述史研究对历史学家的要求很高，需要的是对事业兢兢业业的精神和对克服史料困难百折不挠的毅力。著名学者唐德刚为推进这项研究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对此也深有体会。他在《李宗仁回忆录》的后记中这样写道：

   写“李宗仁口述历史”，更麻烦，因为李先生是军人，他写封信都要找秘书，口述时也随便讲讲，我必须细心地找资料去编、去写、去考证，不明白的还要回头和他再商讨。而他是大司令官出身，他讲的话习惯上就是命令，有疑问反问他时，他都说“没错！没错！”我说：“大概有些错吧！”他立刻又说：“没错！没错！”我想我以前在他部下当兵也只是个少尉，而他是上将，以一个少尉来指挥上将是很难的，所以我只好慢慢地想法子说服他，把一些不清楚的问题反复问他，结果他说：“有书为证，没问题！没问题！”于是拿了一大堆书给我看，结果都是“稗官野史”一类的书，我说：“你们做司令官的，如果情报不正确的话，像台儿庄战役就没法打仗了；我们搞历史写文章的也一样，如果情报不正确也会闹出笑话来，您刚才说的这些情报虽然有书为证，却也有可能是假情报”。他说：“有点道理！有点道理！”费了不少工夫，才慢慢地进入状况。不过李宗仁的口述历史，统计起来，大概百分之十五是他口述，百分之八十五是我从图书馆、报纸等各方面资料补充与考证而成的。所以所谓口述历 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写就能完成的，而是口述部分只是其中史料的一部分而已。[4]

   这段描述十分形象地再现了当时口述完成的艰辛。口述史研究的情况就是这样，有的对象身边无史料片纸，所提供的问题往往含混不清，记录者不得不细致搜集相关史料进行此对，甚至根据自己掌握的新史料做整段的补充和追加，以期历史事实的准确和完整。何廉与韦慕庭对唐德刚的工作也十分肯定，曾在《李宗仁回忆录》的导言称，此书是“一位历史制造者与一位历史学家的合著”，这是十分恰当的评价。对于唐德刚来说，不只对李宗仁的研究如此，就是对胡适这样大学者的研究也如此。他说，采访胡适时，他总是先替对方拟定“自述大纲”，然后逐条修正，最后才能进入对话的程序。韦所组织的民国元老口述史研究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和困惑，大体可见一斑。

   由于有些采访对象长期活跃于民国政坛，其口述回忆时间的跨度比较大，费用相对庞大[5]，这就使中国口述史项目研究的资金有些捉襟见肘。鉴于此种情况，韦氏尝试向美国人文基金会( National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递交申请，要求也能拨款支持并维系中国口述史项目的研究。经过韦氏的不懈努力，1973年，申请要求终于得到满足，获得7万5千美元的支持[6]，为韦氏中国口述史项目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有效保障。

   二、韦氏中国口述史研究的问题意识

   需要指出的是，韦氏的口述史研究与其他同行所进行的工作有所不同。一般哥大的中国口述史是关于受访者生平的回忆，侧重于萁所经历的事件，而韦氏的口述史则侧重于对问题的探讨，这些问题又都与当时韦氏的研究密切相关。

   1961-1962年，韦氏来到台湾休假，期间走访考察了大半个台湾，并且在台湾学人的帮助下，采访了白崇禧等诸多民国时期的军政要员，复印了许多关于20年代国共两党的材料，此时的韦氏试图从国共两党的源头来探悉两党发展的走向，以至于后来的政权交替。

   1962年，韦氏在对裴斐教授采访的基础之上，开始了对吴国桢[7]的口述访问，主题“为什么大陆从国民党易手于共产党”。吴将国民党在大陆垮台的原因归结为四条：第一，国民政府的腐败，漠视民众改革的意愿；第二，群众和知识分子对共产主义缺乏了解；第三，美国采取的政策有误；第四，俄国给予中共的援助[8]260。韦氏根据其中的前两个原因进行访谈。首先，国民党的腐败问题。吴指出，蒋介石嗜权，纵容了下属腐败。吴认为蒋下属的俯首听命，造成国民党堕落，所以国民党的失败，责任首先在蒋本人。虽然不太认同蒋的一些做法，但韦不赞同将国民党腐败主要归于蒋。然后吴也承认，蒋应负国民党腐败的主要责任的说法值得商榷，但他不能完全原谅蒋[8]268。可见其中多少有些意气。之后，韦又提出疑问，蒋又如何能在大陡掌权如此之久？吴认为，蒋在夺取中国大权时，主要通过以敌制敌和武力与金钱收买。不过韦并不完全同意吴的意见，他认为蒋所以能够长久掌控国民党大权以及后来的中国大局，很重要的方面在于，中国几乎没有一个举足轻重的人“能与之抗争”[8]264。韦氏对蒋的关注，一方面是出于蒋是中华民国20多年的领导者，民国史上地位极重；另一方面，在于1962年4月9日，韦本人曾受到蒋的接见，这是难得的荣耀。他当时曾经向蒋提过几个20年代国共关系的问题，对蒋的总体印象不错，因此也加深了对蒋的好奇之心。

   其次，韦氏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何国民党政府一直没有适时地进行改革以适应形势？吴的结论是蒋不愿意进行改革来削弱自身的权力，蒋更希望民主的外壳下实行极权控制，无限期地延续自己的军政统治。关于国民党政府20多年的时间内，为何没有真正意义上统一问题，吴认为，主要是军阀问题。他认为，内战、与共产党的战争以及日本人的威胁，使军阀得以在较长时间内延续。对此，韦氏认为，中国未能统一的原因，需要深入到中国社会的某些方面去探讨，他怀疑民国制度并未得到真正的支持。这也正是他本人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关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是其后《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撰述中的一个重要思考。在对吴的访问中，韦还对国民党政府二三十年代的建设成果进行了探讨。吴认为，1927年至1937年的十年间，国民党政府没能充分实现发展中国的目标，但在物质生活发展的改善方面还是有些进步的；而对于抗战时期的情况，吴认为，国民党政府的抗战基本策略是正确的，以空间换时间的策略是可行的，只是蒋领导的国民党政府有些不够积极。在与吴的这些探讨中，韦对蒋始终抱有同情和理解之心，认为一些社会因素使蒋无法更为积极抗战。韦震惊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也有出于对其的同情之心。

   第三，韦氏很想了解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的吸引力问题。吴指出，由于俄国的反帝声明以及将沙俄的租界归还中国，中国国内对俄国充满好感，但绝大多数中国人不了解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也知之甚少，由于生活的压力，糊口尚难以为继，哪有谈主义的心思。韦氏则认为，知识分子还是有些了解共产主义的，对其“危险性”也有一定的认识，只是因为对现实失望，才对共产党抱有期望。1949年中国的巨变，使韦氏一直关注的古代中国研究，转向对中国共产党、共产主义问题的探讨。他在编辑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料》、《日文中国共产党》之后，在深入研究了国共两党的发展历史后，认为不是共产主义的吸引力使共产党赢得江山，而是国民党把大陆弄丢了[8]264。所以，他在这份口述中向吴求证，在那个年代，意识形态对青年的吸引力问题。吴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打动年轻人方面，没有多少影响，但反帝国主义却很有鼓动性。韦强调，反帝口号在当时具有较强号召力。韦指出，从“五卅惨案”之后到1927年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的人数从大约1000人增加到5万人，说明了反帝运动的影响，而并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吸引人。关于这个观点，他后来在《过往的影晌：早期岁月是如何塑造中国共产党的未来》( The Influence of the Past:How the Early YearsHelps to Shape the Future of the ChineseCommunist Party)中，也做了进一步探讨。

   韦关于吴国桢的口述史是关于中华民国史研究的一份史料，也是一份关于时代和政治问题思考的意见。同样也显示了韦口述史的特点，注重于对历史问题的深入探究。虽然我们不一定接受他的观点，但他研究中价值理念的渗透，确实成为他口述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特色。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的口述研究有一定的价值导向。

   三、韦氏中国口述史的成就与影响

   从口述史研究开始至1976年，总共将近18年的时间，韦所组织的口述史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成果表略）。近18年的时间中，在韦氏的统筹及亲自参与下，夏连荫、唐德刚、周明德等学者先后为寓居美国的16位民国人物录制了生平口述记录，为中华民国历史保存了一段鲜活记忆。

    口述史学在东西方有着悠久的传统[9]。然而，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学则是在新史学思潮的推动下，特别是20世纪40年代以后，在西方主要是在美国兴盛起来的，渐而孕育成为史学研究的一个新分支领域，成为史学研究的一个新方法。1948年，美国历史掌家芮文斯( Allen Nevins)在哥伦比亚大学设立了全世界第一个口述史研究室，旨在保存美国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有意义的私人回忆资料[10]，由此哥大也逐渐成为世界口述史研究的重镇。这批口述史研究的侧重点，在于美国政治史及社会文化史，韦慕庭教授的口述史研究，是在这一基础上开展的，也扩大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口述史研究成果。作为历史研究者，这份口述史研究成果的重要意义，更在于为后人研究中国近代史、国共关系史，留下了值得参考的重要史料。

注释及参考文献

   [1]何廉(Franklin Ho，1895-1975)，湖南邵阳人，是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及教育家。1931年，担任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后来曾在国民政府担任顾问职务，专职经济政策发展。1941年，何廉受政客排挤，退出政府。1947年赴美，其后成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的教授。

   [2]哥大的口述史主要分为两类：集体性的项目回忆录(Projects)和个体性的传记回忆录( Biographical Memoirs)。

   [3] 一小时录音带的制作大约需要$ 100-500。

   [4]唐德刚，文学与口述历史[M]，史学与文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2。

   [5]顾维钧回忆录. 英文，10，436页，包括民国初年以来五十年间，北洋政府、国民政府时期对外交涉的历史。先后有五位学者参与其中采访，历时17年之久，始得完成。

   [6]C Martin Wilbur. China in my life:a historian's own history [M].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1996: 228。

   [7]吴国桢(1903-1984)，湖北建始人。中华民国重要的政治人物，曾任上海市市长，台湾省主席，经历了国民党巨变，亲历许多重大事件，同时也是塑造现代台湾的关键人物之一。

   [8]裴斐、韦慕庭著，吴修垣译．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口述回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9]张广智. 论口述史学的传统及其前景[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3)。此文对口述史学在东西方的传统及其延伸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10]Allen Nevins主持福特汽车公司的口述史，采访了老板以及普通员工，访谈记录达26000多页，成为研究福特公司最为丰富的资料。

[作者简介]

      陈刚，男，1983年生，历史学硕士，上海理工大学档案馆。

（转引自《档案与建设》，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