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

周锡瑞（Joseph Esherick）先生是当今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他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系讲座教授, 目前在北京任美国加州大学驻华中心主任。自1971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获得博士学位以后，他至今已刊出专著3部。其中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一书于1987年出版后，立即博得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先后获得美国的中国学研究的两个最高奖——费正清奖（1987年）和李文森奖（1989年）——以及加州大学伯克莱奖（1989年）, 中文译本亦已于1994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刊出。 他另外两部专著也已被译为中文在国内出版。此外, 他还主编出版了3部论文集，并发表了多篇专业论文。

应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历史文化分会之邀, 周先生于1995年4月29日在北大历史系会议室作了题为“ 美国研究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的新动向”的讲演, 重点介绍了1990年代美国的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术环境和主要论题, 并阐述他对有关问题的看法。兹将其所述内容作一简介。

（一）学术环境。

周先生指出：虽然都是研究中国史，但中美学者研究的角度却颇有不同。对于中国学者来说, 中国史是“ 国史”， 可以孤立地研究；但对于美国学者来说, 中国史则是世界史的一个部分，因此美国学者研究中国史, 从来都是从比较的角度来看问题的。这一点, 是中美两国学者在研究中国史时的主要不同之处之一。既然美国学者将中国史研究置于世界史研究的范围内，所以他们研究中国近代史时也将研究对象放在世界近代史变化的大潮流中加以观察（这一点在对君主制的衰亡、后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与中国的关系、中国革命的发生等课题的研究中尤为明显）。由于这个特点，所以1980年代末世界所发生的各种重大变化, 也给了美国史学思潮以重大的影响。与过去相比，1990年代美国史学研究的一个主要特点是, 学者们进一步认识到历史没有尽头, 应当用变化的观点来看历史，不应当把历史视为僵死之物。在此背景之下, 美国的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也出现了新的趋势。这种新趋势主要表现是重新探讨中国革命史、重新研究民国史、着重分析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 等等（例如, 1994年底, 美国有一主题为“ 重新思考中国革命”的专题讨论会召开。该会议上的主要发言已刊于1995年1月出版的《Modern China》第21卷第1期。与此同时, 由于中国的对外开放、

美国学者到中国作研究的机会增多, 不仅可以利用更多的档案材料，而且可以进行实地考察。这也为上述新趋势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二）主要论题。

1990年代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所争论的主要理论问题, 周先生认为有二：一为“ 市民社会” （civil society）和“ 公众领域”问题（public sphere,一般译为“ 公领域”或“ 公共领域” 。 但周先生认为“ 公众领域”的译法更符英文原意。此依周译）；另一则为“ 传统的发明”（invention of tradition）问题。对于前者的研究, 集中见于1993年“ 中国的‘ 公众领域’与‘市民社会’”讨论会上的发言（刊于1993年4月出版的《Modern China》第19卷第2期）。关于后者的研究, 代表作是埃里克· 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所主编的论文集《传统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1、自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罗威廉（William Rowe）通过其对清代汉口的研究提出：帝国晚期中国的城市也有“ 公众领域”和“ 市民社会”，因此韦伯关于西欧城市是资本主义的起源地而中国城市则否的看法是有问题的。罗氏进而提出：在帝国晚期以来的中国，有“ 官” 、“ 公” 、“ 私”三个领域，而其中“ 公”领域不断发展日益强大。但是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Jr）对罗氏观点提出了批评，认为罗氏所说的“ 公”领域中的若干内容（如会馆）实际上是官方支配的，不属于自治性的“ 公”领域。而且、以对警察机构的研究为例, 魏氏认为国家（即

“ 官” 领域）才是越来越强大。

周先生认为：把“ 市民社会”和“ 公众领域”的概念引入中国近代史研究, 是前述将中国史置于世界史范围中进行研究的例证之一。但是在运用这些概念时应当注意到，由于中国的情况不一定与西方一样, 所以不应以西方经验为标准来判断中国。例如, 在关于“ 公众领域”的问题上, 真实的情况很可能是罗氏与魏氏两人的看法都对，换言之，“ 公”与“ 官”两个领域之间的关系不是“ 非零和”的关系, 二者很可能同时都在加强，而非此消彼长。

2、现在出现了一股“ 传统” 研究热，但是到底什么是传统？则各人看法出入很大。事实上, 人们心目中的“ 传统” 除了过去所遗留下来的东西外，还包括当代人所想象、创造乃至捏造出来的许多东西。由此意义上而言，“ 传统”也总是随着时间而不断变化。我们今天所说的“ 中国的传统” , 实际上是我们根据自己对过去的想象创造出来的，因此把“ 传统”与“ 现代”对立起来的做法十分不妥。

周先生还进一步分析了这种“ 传统的发明”的根源。他指出：许多人心目中的“ 东方传统” , 其实是“ 东方主义” 的另一种说法。而“ 东方主义” 又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产物。因为西方中心主义者把“ 西方”等同于与“ 现代” , 所以那些非“ 现代”的东西（即“ 传统”） 也被与“ 东方”视为一物。即使是民族主义者在提倡“ 东方传统”时, 也常常不能摆脱这种自卑感, 所以他们也只好谋求西方对自己所说的“ 东方传统”的认可。例如, 他认为民国时代为创造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感而发明出来的若干“ 传统”（如将一种地方剧——京剧——尊为“ 国剧” ）, 也常要去依赖洋人的承认（所以梅兰芳不惜漂洋过海宣传京剧）。为了对中国的传统进入深入的研究,就应当破除这种心态。

最后周先生还指出当前美国的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正在向比较文化史靠拢。社会经济是人的活动, 而人是文化的产物。因此从文化的方面来研究社会经济史，是加强和发展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必然之途。

听众对周先生所介绍的情况很感兴趣, 同时对他所谈的若干问题如京剧问题等也提出了不同意见。

（转自《中国经济史研究》 1995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