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平

   摘  要：美国著名中国历史学家魏斐德先生在他的代表作《洪业》中，从全球性的大视野审视明清嬗替的历史，让读者“最大限度地”认识明清嬗替的60年中曾经出现的特殊现象。

   关键词：魏斐德；明清帝国的嬗替

  大多数海外中国学研究者将明亡清兴的理由归咎为经济衰退、宦官当权、皇帝昏庸、臣民赋税惨重等等原因，而美国著名中国历史学家魏斐德先生却站在另一个制高点上看问题，从全球性的大视野来审视明清嬗替这段历史。

一

   在魏斐德先生的代表作《洪业》的导言部分，他就向读者表明他对于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关系：“对当今的历史学家们来说，明朝末叶中国与世界货币体系的关系是相当清晰的。由于国际收支经常出现有利于中国工商业的赤字，白银从全世界源源流入中国。中国，自罗马时代以来便是欧洲货币的归宿，17世纪通过与西属菲律宾的贸易，又成了美洲白银的主要吸收者。西属美洲所产白银，有20%被西班牙大帆船直接运过太平洋到达马尼拉，然后运往中国购买丝绸和瓷器。还有一部分美洲白银，通过中亚贸易到达俄国的布哈拉，然后间接转入中国。美洲新大陆出产的贵金属，右一半之多经上述渠道流入中国。加上每年来自日本的15万到18.7万公斤白银，在17世纪的前30多年中，每年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约达25万至26.5万公斤。”①

   但是，1620年至1660年间，欧洲爆发了经济危机，以西班牙的塞维利亚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体系遭到沉重打击。“中国尽管与欧洲相距遥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严重影响。在17世纪20年代欧洲贸易衰退之前，停泊于马尼拉的中国商船每年多达41艘，到1629年便降为6艘，加之当时与中亚贸易的萎缩，新大陆输入中国的白银便大大减少了……1634年后，菲力浦四世采取措施限制船只从阿卡普尔科出口；1639年冬，许多中国商人在马尼拉遭到西班牙人和土著人的屠杀；1640年，日本断绝了与澳门的所有贸易往来；1641年，马六甲落入荷兰人手中，果阿与澳门的联系也被切断。中国的白银进口量骤然跌落。”②魏斐德将这次17世纪出现的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与全球性的气候灾难——“路易十四小冰河时代”联系了起来。③这个“路易十四小冰河时代”导致全球降温伴随着社会动乱：饥荒、干旱、水灾、瘟疫、天花等。中国也不例外：“明朝末年日益恶化的通货膨胀，可能正是白银进口长期不足的严重后果之一——茌长江三角洲等人口稠密地区，通货膨胀导致谷价暴涨，给当地城镇居民带来了极大灾难。在1635年至1640年白银进口量骤减期间，那些主要以养蚕为生的人们处境更艰难了。由于国际丝绸贸易萎缩，浙江北部的湖州等丝绸产地迅速衰落，与此同时，天灾和疾疫又一起袭来。从1626年到1640年，罕见的自然灾害席卷中国大地，严重的干旱和洪涝接踵而至。接连不断的饥荒，伴随着蝗灾和天花，导致人口大量死亡。经过这场浩劫，晚明的人口总数大幅度下降。有的学者甚至提出，从1585年到1645年，中国人口可能减少了40%。不管怎样，中国人口的严重下降，恰恰与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同时发生。仅这一点便足以使历史学家们相信，中国也被卷入了17世纪那场困扰着地中海世界的普遍危机。”④“在1641年疾疫流行期间，桐乡县（江南嘉兴府）居民十之八九被传染。有些一二十口人的大户，竞无一人幸存。蛆虫爬出户外，邻居不敢下足。”⑤

   魏斐德认为，明末社会的衰退不但与满人的入侵有关，而且与当时世界经济和气候灾难有很大的关系，并且对当时的政治、经济产生了很大影响。“1605年至1655年，中国的人口减少了35%，这与欧洲各国人口减少的幅度大致相同。例如同时期德国人口减少了45%。英国减少了35%。这种人口减少说明当时中国人口减少不仅是由于李白成起义和满族入关，而且有其世界性的原因。⑥

   在魏斐德看来，中国与西方在17世纪同时经历了全球性的危机。与西方有所区别的是，中国在满洲人的统治下，做出的反应要比任何欧洲国家都快——先于英国、法国、西班牙和从17世纪的危机中恢复过来，更重要的是，还很快恢复了经济增长。

   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这一历史时段的重建、恢复、统一与中国的明清朝代的嬗替同时进行。同样面对一场危机，东西方所走的道路如此不相同，其结果也截然相反。

   正是由于这场世界性的危机，欧洲进入了工业化的进程；中国则在明清朝代的嬗替同时进行了一场改革。大清王朝改革的过程也是帝国重建的过程。利用“儒家”这个工具，满族人重建和强化了明王朝早期的制度，且在此基础上结合了他们自己的特殊制度（旗营制、内务府、包衣、秘密奏折、军机处等），恢复了中央对各省的控制，并在18世纪早期，通过茶叶和丝绸贸易，对欧洲经济复苏提供了重要契机。它解决了明王朝没有解决的问题，从而使帝国得以重建。因此，《洪业》中“重建”的笔墨远远大于“征服”。在这里，重建不仅仅是指从国家制度、结构、设施等方面的重建，最重要的是意识形态的重建——在捍卫儒家思想的理念下，一个将“握有天命的合法君主”的观念逐渐稳固地重建在大清臣民的心目中。

   明清嬗替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满汉意识形态从冲突到词和的过程。在明清嬗替这个问题上，魏斐德非常赞同阿列克斯德•托克威尔关于两个民族之间关系的看法，在其著述的开篇，他就引用托克威尔的话来表明自己观点：“在被征服者是先进民族，而征服者却处于半开化状态的情形下，就像北方民族侵入罗马帝国，或蒙古族入主中华帝国时那样，野蛮人通过军事征服所赢得的权力，能使之与被征服的文明民族达到同等水平，并共同向前发展，直到被对方同化为止。一方拥有实力，另一方拥有智力；前者需要被征服者的知识和技艺，后者则羡慕征服者的权力。于是，野蛮人将文明人请入他们的宫廷，文明人则向野蛮人开放了自己的学校。”⑦“清王朝的这一宏伟事业，早在1644年以前——约1618年攻克抚顺之时——就开始了，经过约2/3个世纪才宣告完成，而17世纪80年代初，康熙帝平定三藩及台湾郑氏政权的胜利，则是这一事业的顶峰。因此，清朝统治的巩固，也经历了一个漫长过程。它开始于在明朝北边的准备阶段，经过入关后对明朝旧制加以沿用和调整的试验阶段，最后造成了一种汉、满两种统治方式的精妙融合物。在这种统治方式下，满人和汉人，都不得不接受清廷握有最高权力这一现实。”⑧

   魏斐德用他独特的讲述中国历史的方式，在他的《洪此》中娓娓动听地向读者描述了这一过程。满清从武力征服汉人到从思想上统治国家、重建帝国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那么满清政府靠什么使满汉之间得到“调和”，并带领中国比西方其他国家较早从17世纪的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

   在魏斐德看来，满人之所以能够成功统治中国，与他们成功地传承了汉人的儒家文化密切相关。清朝统治者正是继承并利用了汉人的儒家观念，才找到了满汉调和的支点，降清的汉官们和清初统治者们在维护儒家统治的事业中形成了共同的利害关系——无论属于什么民族，都应该忠于儒家的观念。在他们看来，儒家的教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保卫了儒家思想也就得到了身份的认同。这就是我们在《洪业》中看到的“天命从一个王朝向另一个王朝的缓慢而难以驾驭的进程：祖母是一个明朝忠臣，父亲归顺于满洲，儿子是一个清朝忠臣。这是三代人的经历，也是中华帝国60年的历史。⑨“在‘忠’被表述为对在位天子的赤胆忠诚时……他们手下的儒生官僚也意识到应使这种绝对的忠诚进一步抽象化为支持当今王朝的天命”。⑩“在新儒学的忠君思想不再属于明朝事业而开始与清朝的命运相连之后，清朝政府才能以毫无矛盾的心理倡导这种美德，从而实现自身从一个异族军事政权向一个握有统治天下之‘天命’的合法君主转变。这一过程——对清朝的忠逐渐压倒对明朝的忠——最终完成于1673年‘三藩之乱’期间”。⑪然而，在满汉调和的过程中，双方都是矛盾的、痛苦的：对于满人来说，“他们十分感激与其合作的汉人教会了他们如何按儒家的方式统治中国，又同祥地轻蔑这些明朝的叛徒，鄙视其苟且偷生，谴责其变节卖国。”⑫

   而为清朝效力的汉人，抛弃了明末那种虚幻的道德上的英雄主义……以“救民于水火”的实际行动完成了儒者的使命。但还是失去了旧日自我标榜的社会理想主义者的自信心。由此引起的不安，产生了两大后果。其一，是放弃了某种理性自主和道义上的承诺，致使道学家变成了御用文人，政治领袖转化为朝廷官僚。其二，是达官贵人对有限的改革的热忱日益增强——朝廷的力量发展到足以使中国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快地从17世纪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⑬

    满人对帝国成功地重建，不仅使中国在17世纪全球性气候灾难和经济危机中早于英国、法国、西班牙和德国恢复过来，而且使那个时期的中国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帝国，也是中国历史上疆土最辽阔的国家。“这一和平繁荣之势，在乾隆皇帝统治时期到达顶峰。在整个18世纪，大清王朝所向无敌。⑭

二

   既然所向无敌，魏斐德又不断追问：“这个时代的中国应该对19世纪中国的‘失败’承担怎样的责任？”

   在魏斐德的《洪业》中，18世纪的中国在表面上似乎是一个军事强国，但是，这种军事成功不是建立在战胜同等强大的对手之上。因此，18世纪中华帝国的扩张并没有进行军事技术或税制改革酌迫切需要。就从这里开始，中国与西方的的发展道路就开始背道而驰：

   在同一时期，在欧洲，由于17世纪和18世纪的重大战争都发生在势均力敌的参战者之间，为在整个欧洲大陆与同等力量的强权战争中幸存，这些国家都被迫进行军事技术革新，并对独裁治理体系合理化。同时，西方国家经历了税制等一系列制度的改革，从而进入了所谓的“现代化”的过程。欧洲大陆经济优势的所在地已经从地中海移到了北海。

   而大清王朝初期非常成功利用仍然非常传统的制度与技术而恢复了政治的安定所在。权力的高度集中没有经过彻底的合理化。王室的权威得以增大，而行政机构的自主性被减弱。管理范畴的边缘却与行政机构的决策中心失去了联系。整个系统已经僵硬，失去了清朝统治初期所具有的韧性。上层建筑的混乱部分被掩盖在让人炫目的文化盛装之下。

   中国用传统的方法从全球性的灾难中复苏，但这次复苏却淡化了中国自身的危机意识，妨碍了它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危机：西方国家的强大、贸易扩张和殖民扩张。

   在魏斐德的眼中，大清王朝的所谓的“精英们”整日沉浸于对儒家理念尽善尽美的追求之中，他们几乎用终生的时间来研究儒家经典，拒绝西方先进的理念及科学技术，因为对他们来说，接受西式的先进思想意味着“儒家大厦”的倒塌。相比之下，“日本就很不同。鸦片战争后，为了对方西方而需要进行新的学识研习，武士中有些等级被证明是灵活的。”⑮

   魏斐德认为，从全球性的视角来比较，中国从17世纪危机中的复苏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用危机理论家的话讲，清代早期政治、经济的恢复可能这是对明末灾祸的“假性解决”。 ⑯

   所以，中国在19世纪与西方开战时，他所使用的是17世纪的武器装备。很明显，为了维持顺治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设计的政治制度不足以抵御1800年之后西方兴起的工业诸国。

   用魏斐德的话说，“满族人带给中国的‘和平时期’，需要一种自我约束——维系和巩固，而不是进取和探究……还有一点必须提到：获得和平本身的意义。中国人从来未享受过18世纪中期所具有的普遍安全感，那是中国传统历史上延长了的繁荣兴盛……这种和平自身具有摧毁性”。 ⑰“中国缺乏竞争对手……没有进行军事改革的强烈愿望……缺乏有利的对手迫使清政府为了在国际竞争中生存下去而进行体制改革；权利高度集中，官僚政治的积极作用却下降了……整个系统已经放弃了它在淆朝初年曾经有过的弹性，而可悲的是，正是17世纪清朝重建统治秩序的成功，使之在19世纪强大的外来干涉再次出现时，难以做出制度上的选择”。在清朝灭亡的最后时刻，整个政治结构也随之崩溃了。清朝的洪业终于被耗尽，帝国的秩序己无法恢复了。”⑱

    魏斐德在《洪业》中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始终伴随着两条主线：明清朝代的嬗替以及中西方在经历过危机后政治、经济、秩序的重建。他研究的核心是，由于中西方文化、意识形态的异同，在面对世界性危机的时刻，中国和欧洲国家如何面对危机，如何解决矛盾，如何战胜困难，各自向何方发展。然而，魏斐德并没有陷入所谓的“中国中心观”或“冲击一反应”的西方中心论的模式中去。在他看来，二者都走了极端。因为，他反对把16、17世纪的欧洲历史当作世界史的模式，反对以欧洲为核心，以这个核心的发展作为世界文明的基础。他认为不可孤立地、片面地去待中国历史。同样，他认为“中国中心观”的理论也走了极端。“中国中心观”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它过分强调中国发展所有动力皆来自中国内部。他认为，外部的因素不可忽视。史学家应该同时从内部和外部去寻找原因加以分析。魏斐德教授一再强调，研究中国厉史，特别是近代史，要注意到世界性网络的影响。他认为，中国和欧洲都是世界的一部分，他们与世界紧密联系、相互影响、互相依存，所以，在魏斐德的作品中，没有绝对的“中国中心观”或“欧洲中心观”，在他全球化、大视野的研究中，无论是内部的变化还是外部的因素都是十分重要的。⑲但同时，他反对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因为他认为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是变了相的西方中心论。⑳

   自60年代起直至1984年《洪业》出版，将中国学研究视为其生命的魏斐德一直在以他自己的特殊的方式在进行中国历史的研究。

   魏斐德教授对美国中国学研究最大的贡献就在于，他一直将中国置于一个世界性网络中，一个比较的框架中进行研究，他从来没有忘记把中国置于世界发展的轨道上来进行考察。在他全球化、大视野的研究中，中国永远与世界的发展息息相关。

   魏斐德就好象是站在月球上来看待这场演变的。他冷静、审慎地进行着东西方对比，以全局眼光的大视野来审视人类这一时间段上的历史。换言之，魏斐德是站在一个很高的学术观察点，来比较分析中国和西方的改革，说他是一个“站在月球上看世界的人”也不为过分。

   《洪业》更引人入胜的地方还在于，魏斐德在他的“大视野”下的独特的写作于法：为了让读者了解中华文明的特性，他以其独特的蒙太奇的手法，将两种文明进行了对比，让读者身临其境，产生移情的想象，从而“最大限度地”认识明清嬗替的60年中曾经出现的特殊现象。

   《洪业》第一章第36页至38页，魏斐德就用在北美印第安人中的法国人的情况来做类比，让读者了解什么是满汉边界的“境外居民”。这些“境外居民”实际上是大明汉人的后裔：“他们使用满族姓名，遵从部落习俗，实际上己成为境外居民。他们超越了本民族文化的界线，终于失去了汉族的特征，在生活方式、语言、习俗和体格等方面，都更接近于满族人，而与其同胞反相去较远。由于失去了汉族特征，包括汉人姓名，人们很难在早期满族人中识别出这些境外居民。有证据表明，能说流利的汉语和满语，负责为努尔哈赤处理同明朝、朝鲜的所有往来文书的达海（卒于1632年），就是一个境外居民家族的后裔。”21

   为了让生活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西方读者了解这段历史，魏斐德在注解①中将镜头切换到了在北美印第安人中的法国人，如此更有利于西方的读者产生移情的想象：“1685年，在总督德农维尔从加拿大写给路易十四的信中，提到有关在北美印第安人中的法国人的情况：“长期以来，我们总是说，为了使这些野蛮人成为法国人，应尽量让他们接近我们。但是我们有充分理由承认这是个错误。那些同我们频繁接触的野蛮人没有变成法国人，丽常到他们当中去的法国人却变成了野蛮人。他们喜欢野蛮人的服饰和生活。”22

   “……但不幸的是，在印第安人的特征与他们自己的法国人特征之间，有某种神秘的亲和力。不是让野蛮人体验和习惯文明生活，而是他们自己常常变得酷爱野蛮人的生活了。他们为赢得印第安人的友谊而对其陋习和美德同样大加称赞，并己成为当地最危险的居民。”23

   这样的描述中，魏斐德先生不仅让西方的读者通过蒙太奇的切换，了解到中华文明的一段历史，同时也让中国读者了解到一段西方文明史。

  费正清在《纽约书评》上这样评论魏斐德的代表作、曾获美国亚洲学会列文森大奖的《洪业》：“对于任何对中国真正感兴趣的人来说，从现在开始，魏斐德的书是他首先要读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24

注释：

①魏斐德：《洪业》，陈苏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3页。

②魏斐德：《洪业》，陈苏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6页。

③魏斐德：《洪业》，陈苏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7-8页注解③。

④魏斐德：《洪业》，陈苏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6-9页。

⑤魏斐德：《洪业》，陈苏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8页注解②。

⑥魏斐德：《关于中国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梁禾编：《讲述中国历史》（下），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年6月，第612-613页。

⑦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纽约：1969年，第330页。

⑧魏斐德：《洪业》，陈苏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9页。

⑨魏斐德：《洪业》，陈苏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020页。

⑩魏斐德：《洪业》，陈苏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994-995页。

⑪魏斐德：《洪业》，陈苏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997-998页。

⑫魏斐德：《洪业》，陈苏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0页。

⑬魏斐德：《洪业》，陈苏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0页。

⑭魏斐德：《盛清：1683-1839》，梁禾编：《讲述中国历史》（上），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年6月，第232页。

⑮魏斐德：《世界历史背景下的中国》，梁禾编：《讲述中国历史》（上），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年6月，第35页。

⑯魏斐德：《中国与17世-纪世界的危机》，梁禾编：《讲述中国历史》（上），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年6月，第52页。

⑰魏斐德：《盛清：1683-1839》，梁禾编：《讲述中国历史》（上），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年6月，第251页。

⑱魏斐德：《洪业》，陈苏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022- 1024页。

⑲王平：《世界的魏斐德：中国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周锡瑞教授访问记》，《历史教学问题》2009年4期，第28-33页。

⑳魏斐德：《关于中国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梁禾编：《讲述中国历史》（下），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年6月，第611页。

21魏斐德：《洪业》，陈苏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7-38页。

22魏斐德：《洪业》，陈苏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7页，注解①。

23魏斐德：《洪业》，陈苏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7页，注解①。

24叶斌：《将历史文学交融——魏斐德教授与他的叙事史学》，《社会观察》2005年第01期，第49页。

作者简介：王平，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讲师，历史学系博士。

（来源：《历史教学问题》，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