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译婷

摘要：在半个多世纪里，费正清以独特的视角考察、审视中国，促成古典汉学研究向近现代中国研究过渡，创立了以地区研究为标志的现代美国中国学，并积极倡导建立中国学研究机构和学术组织，培养中国学研究人才，使美国成为了海外研究中国的第一大国。他的研究成果和主要观点不仅影响了几代美国中国学家和西方汉学界，而且影响了美国政界和公众对中国的态度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

关键词：汉学研究；美国中国学；费正清

中图分类号：I0- 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 1999( 2008) 04- 0103- 02

作者简介：付译婷，女，西南交通大学(四川成都610031) 外国语学院翻译理论与实践方向2005级研究生。

收稿日期：2007- 08- 09

美国对中国的研究，在时间上比欧洲和日本对中国的研究晚得多，但其研究成果和规模却后来居上，成为当今海外研究中国的第一大国，这与费正清的卓越贡献是密切相关的。费正清始终认为中国是一个不能用西方标准评判的独特文化区，自成体系的中国文明中发生的事情只能从中国自身的来龙去脉中得到理解。据不完全统计，费正清一生主编的著作有60多部，发表论文200 多篇，书评160 多篇，为他人撰写序言50 多篇。他倾注一生精力对中国的研究成果影响了几代美国中国学家。

一、创立美国中国学

美国人对中国的研究始于1840 年以后。那时，美国的一些外交官和商人尤其是进入中国的新教传教士，为了增加对中国的了解，开始了对中华历史文化的研究。直到20 世纪初期，美国的汉学研究仍处于幼年阶段，语言学和史学、经史的学习，是进行汉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和手段[1]。

费正清于哈佛大学毕业后到牛津大学开始了他的研究中国之路。

当时，法语、荷兰语加汉语，文字学、历史学加经学，是走进汉学王国的六大学术基础。面对中国落后的现实和发达的古代文明，西方汉学学生和学者们都只关心中国的古代文明，而对现实的中国没有研究的兴趣。所谓中国学，要么作为西方文明的分支或点缀，要么在传统汉学的模式下只注重古代汉语，完全忽略对近、现代中国的研究。

费正清在导师及中国友好人士的帮助下，从外交史和制度史的研究入手，以近、现代中国为研究核心，利用中国的原始材料，借鉴新兴起的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方法，通过对中国清代海关和对外贸易史的考察研究，创立了一种研究中国的新的实用学科。于是，真正意义上的美国中国学从此诞生。

后来，费正清以哈佛为阵地，通过对中国文献学、史料学和史学史的扎实研究，取得了他卓越的学术成就。他于1948年第一次出版的《美国与中国》，可谓他研究中国的扛鼎之作。他的这部书，在中美建交之前几乎同时摆上了尼克松和毛泽东的案头，对中美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部书反映了他对中国的全面见解，成为中美比较研究的教科书，也是美国知识阶层认识中国的“活地图”。

二、提出“冲击—反应”模式

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2]一书中提出了关于中国发展的“冲击- 反应”理论模式。他认为，中西两种文明是冰炭不相容的，是根本对立的两大体系。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一部中西文明的接触与摩擦、冲突与对抗的历史。中华文明是一种内向型大陆文明，是一种充满调和与折中精神的停滞的农业、官僚文明，是一种与竞争的个体本位相异的顺从的伦理本位文明。现代的西方文明洋溢着勃勃生机，而古老的东方文明则充斥着顽固的惰性。传统模式的迟滞与稳固，资源与文化的自给自足，使近代中国对西方文化表现出顽强的抵触与排斥，更作不出相应的反应，因而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由于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中华文明缺乏内在动力去突破传统框架，它只能在巨大冲击下，被迫对西方做出反应。因此，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是在“冲击—反应”(Impact- Response)的模式中展开的。西方的冲击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主要动力。费正清的论述，为研究者思考中国从“天朝大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提供了宏观的视野，对海外的中国学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过，“冲击—反应”理论的明显弱点是“西方中心论”，它扩大了西方冲击对于中国发展的历史作用，带着明显的偏见和片面性[3]。

三、创建中国问题研究机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费正清凭借他的执着、热情和外交手腕，成功地推动了近代中国问题研究在美国的机构化。1955 年，他在哈佛大学创建了东亚问题研究中心( 1997 年更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 。这个研究中心，一方面着力研究中国及东亚的经济、政治、历史、社会和法律，也研究中国的文化遗产和外交关系，包括中俄关系和外交史，还编辑中文资料，提供书目摘要；另一方面，又致力于培养中国学高级人才，并为此设立了多种奖学金、研究金和补助金。

为把美国各大学的中国研究组织起来，进一步推动全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在费正清积极倡导和推动下，后来又成立了“当代中国问题研究联合委员会”和“中国文化研究委员会”。1967 年在东方学家国际大会上，他又帮忙组建了现代中国部。从1936 年到1977 年他退休这段时间，他推动了数以百计的与中国问题相关的学术研究项目。对于美国的中国研究成为一个系统的、影响深远和成果丰硕的学科，费正清起了比美国任何学者都更大的作用[4]。这些机构和项目，使中国问题研究在全美国范围内获得了更广泛的制度上的支持。1958- 1970年，中国学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这段时期，被外界称为“发展的十年”。来自基金会和政府的7 亿多美元进入了美国的中国学研究领域。费正清是美国中国学的“创建之父”，已成为美国中国学界的一个共识。

四、小结

费正清是美国中国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他的学术经历是现代美国中国学发展的一个缩影。首先，他完成了从古典汉学研究向近现代中国研究的过渡，创立了以地区研究为标志的现代美国中国学。其次，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费正清以哈佛大学为基地，借助哈佛的人力物力资源和哈佛的学术品牌，把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发展变迁作为中国学研究的重点课题，创立了中国研究的新模式。在他辛勤开垦的这片园地中，他的研究成果和主要观点代表了美国主流社会的看法，不仅影响了几代美国中国学家和西方汉学界，而且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美国政界和公众对中国的态度、看法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1991 年，费正清逝世，欧美媒体认为是西方中国学学术史上“一个时代的结束”。

在为《费正清集》写的序中，费正清写道：“今天我们全都进入了同一个世界⋯⋯我们的生存大体取决于各国人民进行合作的程度。”[5]他的一个始终不渝的信念是，如果美国人需要一个更安全的未来，那么就要使他们了解中国，并且用这种知识来认识中美关系[9]。他相信，中美这两个国家及其代表的文化是能够共存的，关键在于相互了解。他毕生的事业，归根到底是为了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互相了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毫无疑问，费正清的这种观点具有越来越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刘正.海外汉学研究[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99.

[2] 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3.

[3]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M].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1989.

[4] 保罗·埃文斯.费正清看中国[M].陈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65.

[5] 陶文钊.费正清集[C].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

转载自：《重庆科技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