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黛英

被访者：戴廷杰(Pierre- Henri Durand)博士，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采访者：高黛英，郑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采访时间：2005年3月30日、4月23日

采访地点：中国北京

   高黛英（以下简称高）：戴先生。您好！祝贺您积十年辛劳、运用汉语文言精心结撰的《戴名世年谱》由中华书局出版。来新夏先生撰文盛赞您的著作是填补清史、流人史、文字狱史学术空白的大型专著。请问，您对汉学的兴趣是怎样产生的？您在《戴名世年谱·自序》中说“稍习汉文，始从事汉学’，究竟始自何时？您为何选择清代作家、文字狱作为研究对象？法国汉学界80年代以来，有关明清文化研究的成果甚丰，如谢和耐( Jacques Gernet)于1973-1992年间主持法兰西学院中国社会和文化史讲座，他重视以儒学为特征的中国社会文化史，在法兰西学院授课时陆续研究了王阳明、顾炎武、王夫之、唐甄、戴震和章学诚。维尔纽、（Jean - Fracois Vergnaud）比来德（Jffln -Francois Billetaj）也有关于顾炎武、李贽的研究专著问世。您的选题与上述情形有关吗？您的研究侧重于文学？抑或史学?

   戴廷杰（以下简称戴）：我对中国及其历史的兴趣可说是偶然或命运的结果，这要看从什么角度看待生活。我本应成为土木建筑工程师。可是，1974年，我一时感情用事。放弃了工科学业，在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注册，学习尼泊尔语和汉语。说实在的，当时我对尼泊尔和尼泊尔的高山更有兴趣。中国那时还处于“文革’阶段，选择学习汉语与热衷于阶级斗争理论常常是成正比的。而我缺少这种政治觉悟。四年后，大学本科结束，可是我无法继续学习尼泊尔语，因为尼泊尔语只到本科毕业。我只能继续中文的学业。中文硕士第二年需要写一篇论文，我们的古文老师程抱一先生的一句话决定了我的命运。程先生课上提及方苞和他的《狱中杂记》，并说翻译《狱中杂记》可成为一个很好的硕士论文。我因为还没选题，为图省事，就决定做此题。那是1980年的事。方苞、戴名世就这样进入了我的生活，从此。我们再也没有分开过。次年我开始在魏丕信（Pielre -Etimne Vill)先生的指导下做博士论文。魏丕信先生那时刚刚出版《十八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一书，是法国国家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的博士导师。我的博士论文的范围是戴名世和《南山集》案。因硕士论文做的是关于方苞入狱一事，博士论文的这一选题也是顺理成章的事。谢和耐还没开始研究唐甄和王夫之，我从未见过面的维尔纽当时还是学生。是跟我一样的无名小卒。只有比来德关于李贽的书出版了，但是李贽的生活和思想与戴名世及其文士圈子相距甚远，因此，谈不上他的书对我有什么影响。在论文初期，除了参考某些中国学者的著作，如谢国桢、孟森诸名家的著作，大抵都是参考美国学者的著作：史景迁的《曹寅和康熙皇帝》、吴秀良的《康熙朝储位斗争纪事》和司徒琳有关南明的研究，是我主要参考书目中的几部。至于日本学者的研究，由于语言障碍，我无法参考。当时，普遍认为一个合格的汉学家应该懂得日语。我没有遵循前辈的榜样，而是决定将主要精力用于中国占文的研究上。古文的难度之大证明我的选择是有道理的。您也许注意到了我上面列举的著作中，无一本是涉及文学的。其实我的兴趣在历史，不在文学。我对文学的兴趣——研究文士怎可不研究其文学作品——并非是从文学理论或文学史的角度去评价，而是从社会学或史学方面入手，文学可反映一个社会某个时期的某组人，同时载有历史研究所需要的实证。换句话说，我的注意力主要是在内容上。不是在文体上。

   高：中国文字是象形文字，与您的母语属丁十拉丁语系的法语相通之处无多。您是如何克服两国语言与思维习惯的差异而学习掌握汉语、古汉语的？《戴名世年谱》一书运用文言准确熟练，且具桐城古文“雅洁”之风，您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

   戴：您过高估计了我的中文水平。我中文的口语能力很差，也很少读现代文，更谈不上写，只是对清朝的文言文比较熟悉，幸亏清代的占文较之前代的容易。有时我想我有些像过去日本的文人，会看会写汉语古文，可是不会说。您说得对，中法两国的语言和思维方式存在着很大区别。为试图越过这些障碍，我别无他法，只有披上昔日文士的外衣。应该说年谱

最适合这种练习。其特有的编年文体、文献的汇集、资料的考订限定了一个较窄的框子，思维方式上的差异因此无法体现出来；所需要的只是批判的精神和正确的见解，我认为这两者都是人类共有的价值。语言的问题更微妙些。直接用中文写作的想法是逐渐才产生的，经历了一个过程。整日接触的几乎都是清初文士的别集，我想这大概在我身上起到了某种模仿的效应，我颇像戴名世所描述的“学中州人言”的南海鹦鹉！如果说这种模仿还算成功的话，有两个因素起了作用。其一，刚才已经提到，是因年谱的特定文体。年谱引文很多，真正撰写部分十分有限，并且经常重复。（而为避免让人烦恼的重复。在词语的选择上我下了一番功夫。）另一个因素是汉语文言文本身的特点，虽然很难，但是也有非常简单的地方：没有动词变位、性数配合或变格等。选择好词并将其按照正确次序排列起来便组成了句子。我曾将戴名世的五十篇文稿翻译成法文，在译著的前言中，我曾说过在翻译中我遇到的最大难点之一，便是如何将由各个独立的不变单位f汉字）镶嵌成的语言，转换成各词间相互溶解、柏互配合的语言（法文），就如同某些绘画物体表现清晰，而轮廓则藏于笔锋和色彩之中。学镶嵌应该是比学画画容易吧？我并不是说这是件轻而易举的事，而是想说明基于这两个因素做这件事情有了可能性，以后便是功夫和恒心的问题了。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悟到了桐城派所推崇的典雅，但是我力图使句子清澈流畅，就像我用法文写作一样。学习使用法文书面语的漫长过程（我在高中时的文科成绩非常一般）告诉我只要勤于练习并且严格要求自己总会获得一门事物的要领；神不知鬼不觉地，最后就具备了一种评判的能力，一种组词串句的敏感，这就会促使你不断地重新审视写成的稿子，直到全篇逻辑连贯而无任何凹凸不平之处为止。在撰写《年谱》的这些年中，我觉得又找回了这种感觉。

   高：中国佛教有所谓“缘”的认识。您二十五岁时，朋友为您取汉名“戴廷杰”时，您本人“是时未闻中国有桐邑”，“余友未闻桐城有戴族”，但从您学位论文及您近十几年的研究看，您的汉名隐含了您未来从事汉学研究的对象、内容乃至范围f以戴名世为中心，以《南山集》案为切入点，探讨清代文学、文人与清廷政治、文化的关系）。您相信缘分之说吗？您又如何认识清代文学与清朝文化、政治的关系？

   戴：当然缘分之说很诱人，我在前言中说到朋友给我起中文名字时并非是想说命运选择了我来讲述戴名世的生平。我记得曾经给安徽的一位老学者写信问及某些有关戴名世的问题，在回信中这位老先生问我：是否为桐城戴氏族人？因此我觉得有必要做些解释。我与戴名世非亲非故。也不是因为研究这一课题而取此名，姓戴纯属巧合。戴名世和《南山集》案是我研究的中心。我自然会注意清代皇帝的文化政策和朝廷内的政治斗争。十多年前，我写了本关丁戴名世及其时代和文字狱的书，以《士与权》为名。这个书名比较泛，我想以此来说明我的研究不仅限于戴名世个人，而是中国传统儒家社会文士的形象。昔日文士，因为有文学道德修养，而在社会上有着颇为显赫的地位，也因此有着各种不同的权势，如就国事表态（通过公开表明立场的方式）的权能，对社会上某些成功者（为人做序跋）或某些人的生平（为人做墓志或写传记）给予承认的能力。因为驾驭文化，他还有可能通过科举考试踏上仕途。我书名中的“权”字，当然也包含另一个含义，即政治权利。《士与权》也是力图从一特殊的例子来探讨拥有象征意义的权势的文士与代表着皇权威力的宫廷之间的关系。文学、政治和文化，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然我们也可以将其分开来研究，单从文学的角度来研究文学，不过我觉得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研究是有益的。1992年，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出了一本煌煌著作，名为《艺术的法则》，论述19世纪的法国文豪福楼拜。布迪厄先生是福楼拜的忠实读者。他在书中研究福楼拜所生活的环境，也指出福楼拜伟大的著作，不仅是作家个人才智的结果，而且是社会、文土、政治志向的结晶。一些福楼拜的崇拜者，大叫这是亵渎名家的灵魂。布迪厄先生的这一课值得深思，尤其是研究传统儒家的中国，那时的中国文士所享有的威望——也即是权势——是欧洲文人比不上的。

   高：您煌煌九十万字的《戴名世年谱》，极具丰富的古典文献价值。年谱“不仅校订了迄今为止最为完备的戴氏生平与家族谱系资料，收录了《戴名世集》未收之百余篇佚诗文，而且在详加考订的基础上，编有与戴氏及《南山集》文字狱相关的六百余人的生平传记”（柴剑虹先生语），使“戴名世二百年前之沉冤借此令世人详其始末，明其究竟”（来新夏先生语），您将年谱的功能运用自如，特别是您考述传主生平、士林交游、《南山集》案史事展示出的辑佚、标点、比勘、考据等过硬功夫，令人感佩。您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学养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戴：像使用文言文一样，一种模仿的作用。因为我整日接触的就是文士的别集，肯定也是因为我几乎与课题溶为一体了。文士所作墓志及传记经常赞扬死者的发愤读书及潜心勤学，古人的这种精神，今人也应借鉴。文献的裒辑需要耐心和经验。文稿的考据需要逻辑和严谨，甚或一个简单的正确判断力。比勘则需要注意力集中，而标点是一种游戏。当然这种游戏藏有许乡陷阱，我不能保证没有掉进去。任何学术著作都会有或多或少的错误。学术著作的好坏之分就在于错误的多少。我只是希望拙著中的错误（我自己已经发现了）是在容忍度之内。您看。恐怕您过高估计了我的能力。如果说拙著有与众不同之处，除了它出自一个外国人之手，大概还是它的篇幅，即您所提到的九十万字。在中国，年谱出得很多，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谱都加上“长编”二字，是想表明比一般年谱长。我没有这样做。我认为年谱即是年谱，没有长短之分。拙著《戴名世年谱》本应与普通所见年谱的篇幅无甚两样。可是随着新资料的发现，特别是发现了戴名世六十篇佚文后，篇幅变得愈来愈大，最后超过了一千页。过去，年谱不求全面。只给出要点，因此篇幅一般都不大，除非是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如王安石、朱熹等。今日，年谱是一种博学著作，如果能做到底，非常有益，起码用处很大。我的运气——运气与才能无关——是在研究上能够走到底，或者说是走得比较远。能做到这一点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工作有着很大的自由度。第二个原因是西方史学著作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研究也越深，篇幅也越大。我觉得由于体制的原因（我们下面还会谈到）和某些与中国近数十年的历史有关的原因，中国在这方面显得有些落后。随着中国的开放，事情正在发生变化，现在一批年轻的史学家开始崭露头角，他们不像前辈那样经历了中国几次大的起伏。在书出版的几个月前，得到了王树民先生去世的消息，我深感遗憾。我本打算书一出版，便赠献给王老，现在他再也看不到我的研究成果了。我相信凭他以往的热情和宽容，他一定会为《戴名世年谱》的出版而欣慰。后来一想，这样可能更好。王树民先生经历了新中国的诞生，可是以后的几十年对研究旧中国国学的学者来说，并不能说是十分有利的年代；形势虽然好转，可是为时过晚，时间己流逝，人也步入晚年。戴名世生平未尝不叹息己命之不厚，己志之不遂，认为是“未遇其时”。王老及其同代的学者真是在他们才思横溢的时期，没有遇上有利的环境。现在情况完全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史学随着共和国的建立而消亡，新的史学正在建立，这将是形式和方法全新的现代史学。我投入这一课题的研究，刚好是处于两个世界、两代学者的转接时期，这也是一种巧合。晚十余年，或二十年，我一定不需要写《戴名世年谱》了，这一工作早会被中国学者完成！

   高：法国著名的史学流派年鉴学派主张拓宽历史研究的领域，提倡运用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方法解释历史，并强调史学研究必须依靠理论的指导。您研究清初文人、文学，但不限于文学，视野阔及政治、文化、法律诸方面，是否受到年鉴学派学术取向的影响？您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上有着怎样的考虑？

   戴：年鉴学派对当代史学研究影响之大，我想西方史学家无一不受其照耀。成为年鉴学派据点的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既教授历史，也教授哲学和社会学。晟早它是索邦大学高等实验研究院的一个系，随着20世纪60年代新史学的急剧发展，便独立出来。我毕业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院，拙著《士与权》由该学院出版社出版。就这一点上说，我与年鉴学派略有牵连。如果说我出自该学派，相承其思想，未免显得太自负。其实，我只是受到时代的熏陶。无疑我们要用比较宽阔的视野和不同的角度来探讨问题，但我不认为应该由某一理论来指导。更坦然地说，我越来越怀疑搞史学研究需要运用某种理论。这并不是说史学家要放弃理论，但他首先要恢复事情的原状，甚或还历史的真相。尽管真相是脆弱的、相对的，但是我相信是存在的。撰写年谱的这些年让我认识到坚实的博学工作的益处，并感到这一任务的崇高。如果我仅限于今天西方汉学的标准，我写不出年谱来。撰写年谱的念头还很模糊的最初，我记得我非常犹豫，似乎觉得这种博学的工作应该留给中国学者做，自己则应从事所谓解释及叙述历史的著作。在这种略显居高临下的态度中。应该说天真多于傲慢。一旦投入后，这些顾虑和犹豫便烟消云散，撰写的激情便一发不可收拾。来新夏教授为拙著作评时写道：“写年谱比传记更顺手，更容易求真存实，更易于减少个人情感成分？’我非常同意来老的观点。这自然不是谠搞史学只能作年谱，或如此类学识渊博而不易读的著作。我想博学的作不能因为要叙述历史而受到忽视。二者不是可以同轨，而是应该同轨。我不能说我是这样做了，因为我先写了叙述历史的书《士与权》，后写博学的书《戴名世年谱》。我现在知道如果反过来可能会更好。说到方法，这点谈不上。要说，只能用较泛的词汇，如严谨、耐心、恒心、谦逊等任何一个认真的工匠都应有的品德。我心中也满怀一个信念，即确信没有牢固的建筑不是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虽然这是一很显然的道理，可惜我不认为没有必要再重复。

   高：《戴名世年谱》在编撰体例上除正谱十二卷外，还撰有戴氏死后近二百年的“后谱”，录有年谱未收之戴氏遗作、近人题跋、旧谱、传志等珍贵资料，编制了人名、地名、篇名、酬酢、文献等便于查阅的索引。上述匠心独具、具有原创意义的编撰方法是如何设计的？

   戴：我不是第一个写谱主死后情况的人。近些年出的年谱中，有的已经这样做了，虽然为数甚少。他们称为《谱后》，即在“年谱之后”，加上类似一种附件。我更喜欢《后谱》，即“身后之谱”的意思。这样更能体现某人死后通过留给后世的作品或记忆继续存在。戴名世是一个文字狱的牺牲者，年谱应该试图展现其作品如何逃过两坎焚毁重见光明，因此后谱

的编撰就显得极为重要。我最大的遗憾是来不及把后谱作得更深，所以只能称为《后谱稿》。是否有所创新，我不敢肯定，只是尽力往深里作。作年谱是一博学工作，博学工作只有作深，才会有真正的用途。比方说人名的考证。我所翻阅过的年谱，不说全部也是绝大部分，并不考证谱中所有人物的名字，甚或以字号为名。这样不但不便于阅读，而且与人物对不上号，与正名之道不合。更关键的是忽略了某个文士的生平。搞历史就应将人物的生活与环境、活动与来往，尽可能地串联起来。对于戴名世来说，这些则显得更为重要：他的交往表现得越广。越能体现《南山集》案所造成的社会影响之大。因此我在人物考证方面，下了较大的功夫，遗憾的是有些人名还是没能考证出来。作小传也是本着这一精神，我尽可能去找信息较多的史料，比方说，查《清史稿》莫若查阅宗谱，查县志的粗泛列传不如翻阅内容甚详的墓志。至于索引。是必不可少的。我力图详细以便查找。一本博学著作，非为读而为用也。在我手中也不知过了多少本书，很多都是无法使用或是很少使用，因为没有索引。我觉得在中国书中附索引的工作做得不够。现代化的研究需要不断地查阅大量的资料，索引的作用非常大。我撰写年谱的这些努力，都是想到要方便读者的使用。

   高：您曾以优雅的法语向法国人民翻译介绍戴名世的作品（我不懂法语，我请在法国留学八年的江南大学副校长冯骉先生代读并解说您的译作，他盛赞您译作语言的优美、雅致），您的《戴名世年谱》又辑录了戴名世一百篇佚文和时人对戴名世文章的评点。您能根据您对戴名世诗文文本的阅读，谈谈您对戴名世诗文的理解和感受吗？戴名世占文文风“悲愤慨

慷’。而方苞古文“凝缩而沉潜”。正如郭预衡先生指出的：“从思想文风看，戴名世实乃明清之际文风的结束，而不是桐城文风的创始者。”（《历代散文丛谈》第393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您同意中国学界某些批评史、文学史和桐城派研究专著将戴名世视为桐城派四祖之一的观点吗？

   戴：您的这个问题，我感到很难回答。我的回答可能会让人不可思议。对戴名世的作品，我很难做出一个文学方面的评价。对某作家文体方面的评论，论据再强，也免不了参有很大的主观成分，反映的是评论者阅读时的感受。戴名世的文稿及其资料。我看了无数，我们就如同一对过从密切的老朋友，交往之深，时间之久，最后反而不知相互被对方什么所吸引。戴名世的古文确实是悲愤慨慷，也正因此激怒了皇权。引发《南山集》案的，不仅是著名的《与余生书》，同时还有另外五篇（这批文章，谱中称之为“致祸六文”）。一百多年后，戴氏的悲愤慨慷也遭到了桐城三大家方宗诚、戴钧衡、萧穆的反对，反对他“愤世疾俗’’的态度。用现代读者的眼光来看，戴名世的直言是一难得的优点：能够高声说出众人心中暗想的文士实在不多，因此更值得我们注意。我们也不能只看到戴名世文章中激烈的措辞。我认为他的文体也十介清晰自然。正如他自己所提倡的“割爱’、“率其自然’、“平’与“质”。戴名世的句子经常宽舒流畅，较多地运用虚词使得文章扩展明了，也很少使用偏字。（在一篇序中，他曾质问：奇字以为古乎？）记得曾与黄裳先生谈及戴名世的文章，黄裳先生觉得戴名世的文章有些俗，他更欣赏方苞的文章。方苞的文章“凝缩而沉潜”，内容丰富，文字过硬。然而戴名世的文风表面看来朴素、不甚典雅，我认为这正是他的长处所在。起码可称为他的典型特征，并足以证明他是一个重要的作家，并非只是文字狱的不幸受害者。至于他是否是桐城派的先祖，我从未真正提出过这种问题，因为这一问题是我所研究的康熙时代以后才提出来的。众所周知，姚鼐惊叹“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之时，已是18世纪后期。姚鼐只是提出当时桐城作家的影响，并不能算作为这一流派打下了根基，一个真正的流派乃是有着共同观点的作家汇聚在一起的有组织的团体。方宗诚在《桐城文录》中指出桐城派三个最重要作家：方苞、刘大、姚鼐，但同时又强调“三先生实各极其能。不相沿袭”。所谓桐城派实为一群无团体组织的作家。如此看来，戴名世自然是属于桐城派，并且是桐城派重要代表作家之一。在《桐城文录》中，方宗诚选录戴召世文稿的卷数仅次于方苞、刘大、姚鼐，排列第四位，与方东树并列。我认为有名文士方宗诚不会反对现今某些学者提出的戴名世为桐城派鼻祖的说法。持这一观点学者的依据之一，是戴名世和方苞的关系密切。拙著则会为此种观点提供更多的证据，因为其中的史料反映出二人的关系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密切。如果只是从各学者所依据的文学理论而论，戴名世是否属于桐城派是很难证明的。其实是无法证明的：怎么可能证明一个作家属于他所生活的年代还不存在的一个流派呢？这并不是说提出这种问题毫无意义，我只是觉得从历史学家的眼光看，这几乎是年代记述的误差。最后我要补充一点：提出这种问题，还是慎重为妙。近二三十年，有很多关于桐城派的文章，探讨某作家的文学思想，试图找出作家间的相互关系或影响。我觉得许多文章缺少证据，只是抽出几点或某些段落进行简单地比较。并不重视原作和引文的上下文。所谓戴名世的文学思想，多半是根据戴名世为某些时文写的序；像许多文士一样，戴名世提倡“以占文为时文”。可是我们不要忘记戴名世在此类序中给出的所谓写作法则，实为一种极为特殊的文体练习，也即著名的八股文。戴名世在给侍郎赵士麟的信中要求赵氏撕毁他请人代写而署戴氏的一篇序时，转引《易》缈中“君子以言有物”一句。难道也应将此作为戴名世文学思想的一部分吗？难道便可与方苞的著名“义法”相比较，因为方苞曾提出“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吗？在这封信中，我怕看不出别的，只看出戴名世指责赵侍郎的妄贪虚荣。或许是我为收集史料，还原历史真相已用尽力量，而无力登高俯视这些文学理论的问题。

   高：您的导师程抱一先生2002年6月当逸为法兰西学院院士。据报道，法国媒体称他为“中国和西方文化间永不疲倦的摆渡人”，法兰西学院院长在向他颁发“费米娜文学奖”时说：“他用法国文化的精华来丰富中国文化，也以中国文化的深邃丰富了法国文化。”您做着与您的导师同样的工作，请问您的导师对您的为人、为学有着怎样的影响？

   戴：我怎可与程先生相比？实不敢当。程先生学识渊博，精通中文和法文，中法文化造诣极深。我并没有程先生这种在两种文化间畅游的自如。这是我可望而不可即的。程先生并非是我真正意义上的导师。在大学期间，我上过两年他的课。在我的记忆中，程先生是非常和蔼细腻的人，很受学生爱戴。他是我的古汉语启蒙老师，我终身感激的是程先生让我知道了方苞和他的《狱中杂记》。从此开始了至今仍然继续的研究。有两个人可称为我的导师魏丕信和桀溺（Jean -Pi erre Di nv）两位先生。魏丕信先生在前辈汉学家谢和耐先生退休后，继任了其在法兰西学院（Coll ge de Fmnce)唯一的一个汉学讲坛，他是我的博士论文导师。（在中国常常将A cad6mie Frangais和Coll ge de Francie相混淆，主要是两个机构都被翻译成“法兰西学院”。前者是聚集了四十名著名怍家和学者的一种学社，宗旨在于维护法兰西语言，但实为一荣誉性机构；后者为著名的高等讲学学府，公开授课，没有考试，不发证书，各讲坛的教授均为各学科的精英。）桀溺先生曾是法兰西学院(Coll ge de France)讲坛教授戴密微先生（在谢和耐之前）的优秀学生，是法国高等实验研究院教授，研究占代文学直到退休。他并不是我的论文导师，他在索邦大学任教时，我曾听过他的课，后来交往密切。十几年来，我们共同抽出一些时间，来整理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图书馆丰富的藏书。我因此有机会目睹了桀溺先生无懈可击的严谨的治学态度，欣赏他那优美的文笔，同时也了解了他宽宏大量、谦逊、关心他人的高尚人品。他是我治学与做人的楷模，是我中国意义上的老师。程先生由掌握中文到掌握法文。我走的则是相反的道路，从用法文写作到用中文试写《年谱》，我与程先生的比较仅能到此为止。程先生确实是两个迥然不同文化间的“摆渡人”。被选为法兰西院士后。他的著作在法国更是广为人知，在中国也有了很大的知名度。我无法企望如此大的成就。写《年谱》，我只是想尽量给出戴名世及诸友往来和其案件本末的有关资料，且希望稍稍做到像过去文士所说的“发今人之所未发”。我还会有仲么别的奢望呢？除了梦想，梦想我的这一工作会为汉语文言文的生存，也许是再生作出一些微薄的贡献。现在除几位老先生外，已无人再写文言文了，而我认为能体现中国文化精华和特性的，莫如中国的古文。若是一位真正的中国学者来做这项工作，一定会比我这个海外书呆子做得好。有时我会听到一些中国朋友或同仁赞扬我，并感叹说他们自己也写不出这种占文来。我自然不会妄信其赞美之辞。因为这并非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敢不敢的问题。生活在中国世界以外，我当然有这种胆量。一位中国学者则很难脱离今日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他只能使用今日的白话书面语，除非那些上了年纪、有相当知名度的学者前辈才敢用文言文写作。这很令人遗憾。中国的文言文延续了两千多年，这是举世无双的。晚清的大学者们都早已作古。他们的弟子（王树民先生便是其中之一）也相继去世，不久的将来还会有多少人具备精深的中国传统占典文学的修养呢？但愿中国会将其文言文保留下来。以免古人所传“文统’之终绝，避免古文成为一种读而不通的死语言。这是我最衷心的祝愿。

   高：您毕十年之功于一项研究，这在中国的学术体制下是难以实践的。据柴剑虹先生介绍，您十年间六访中国，足迹遍及北京、南京、上海、合肥等地的图书馆、档案馆、资料室乃至桐城戴氏后裔的普通家庭（却未游历一处风景名胜），不仅花费了大量的财力，甚至数次影响了您晋级升职，对此您后悔过吗？是什么力量支撑着您这样做的？

   戴：热爱而已，加上大概我仅有的两点天赋：耐心和恒心。如果没有家人的宽容和柴剑虹先生的支持，我这种热爱也不会有结果。按古人说法，知我莫如柴先生，他不但为出版拙著冒着经济上的风险，而且他从头至尾都关心着撰写情况，这给了我很大的信心，甚或是种信念。缺少达种信心和信念，我是完不成这项工程的。我不知道撰写《戴名世年谱》这许多

年是否真正影响了我的晋级升职。各研究机构的评委会当然喜欢研究员多写论文，多参加研讨会。从这一点上说，写一本一千多页的书不如写五十篇二十页的论文。我遗憾什么呢？《年谱》终于出版，今天您对其所表现出的兴趣，胜丁其他任何奖赏。至于说个人经济上的牺牲，并不很大。我每次来中国（共十次，并非六次）都有研究经费，基本上能保证开销。看到搞社会科学的中国同仁所遇到的物质上的困难，我无可抱怨。做深层的研究，需要拥有和查阅大量的资料，博览几万页，复印几千页。可是图书对购买力较低的中国学者来说，是比较昂贵的东西。更不用说中国各图书馆都收取的资料费，给人一种知识已成为商品的不舒服的感觉，天下文化岂不应是公物吗？十几年夹，我亲身体验了资料费的暴涨。我若是今天开始做这项工作的话，成功的可能性则会很小，因为查阅占籍已成为非常奢侈的事情。对于生活水平低于西方学者的中国研究人员来说，则更困难。我一直在想，我能写成《年谱》的最重要的原因，应是行动不受物质条件的限制，这给了我很大的自由度。您认为在中国学术体制下很难做到，我同意您的看法。可是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斯发展，形势也许会发生变化。这也是我衷心的祝愿。

   高：中国学界的朋友们关注您今后汉学研究的选题，您目前从事什么研究？另外，听柴剑虹先生说，您原拟《年谱》书成后焚于戴先生坟前以示祭奠，乙酉清明能否成行？期待您再访中国，游历中华山川之美。衷心祝愿您取得更辉煌的成就。

   戴：我这些年过的是一种近似予隐居的生活，远离尘世。现在总该回到世上，参加我所在的法国科学研究中心研究组的工作。（研究组的名称为中国文明研究室，原为中国文献研究中心。曾因敦煌文献研究的成果而享有较大的声望。）以后的两三年，我将主要负责一项有关明清出版界的集体科研项目。在这个项目中，我个人有两个课题其一是关于康熙年间与戴名世交往甚密的文士、著名出版家及盐商张潮；其二是关于时文选集及考试指南的出版情况。另一项工作，便是准备拙著《士与权》的中文版。这不只是简单地将这本十三年前在法国出版的书翻译成中文的问题，而是要根据《年谱》提供的新资料进行较大的改动。书的原结构不会变。但是会有许多修正补充的地方。我希望能比较详细全面地勾画出戴名世时代文士的生活，更准确地分析《南山集》案的本末（尤其是政治方面的），以及这一迫害文士精英事件的严重影响。翻译工怍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许明龙先生承担，明年初开始。我们已不是第一次打交道。我非常钦佩许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其高超的翻译水平。我准备4月底再返中国。届时我定会去桐城拜访戴名世的后裔，并还我2000年春在戴名世墓前许的焚《年谱》以示祭奠之愿。希望柴剑虹先生也会像前次一样共同前往，我也准备此次暂放书本，游历一些安徽名胜。不想去黄山，黄山的奇峰恐怕已像朱书在其序言中所说“开斫凿削，多改其故”。倒是很想去浮山，戴名世脚步到过的地方。您看，我很难摆脱南山神灵。人可以不相信缘分，但总可以相信神灵的吧？

（来源：《文学遗产》2005年第4期）

附录：

戴廷杰主要著作目录（中文版）

   《满人与汉人——康熙皇帝与南山集狱》，载《中国研究》，7：1，1988年，第65 -108页。

   《文化撞击——中国人的看法》，巴黎，法雅尔出版社，1991年，699页，阿兰·佩雷菲特主编，戴廷杰主译（此书为英使马戛尔尼访华主要档案）。

   《士与权——中国历朝文字狱一案》，谢和耐序，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院出版社，1992年。468页。

   《读李明中国现状新志后》，载《中国研究》，11：1，1992年，第157-168页。

   《十七、十八世纪的文士精英》，载《历史家与地理家》，340，1993年，第63-68页。

   《官场语言与历史事实——漫谈军机处与马戛尔尼使华》，载《中国研究》，12 ：1，1993年，第41-145页。

   《兼听则明——马戛尔尼使华再探》，许明龙译，载《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第89-148页。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

   《马戛尔尼使团外表与内幕》。王国卿译，载《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282-29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皇帝与斯文》，载《禁城——中国皇帝社会活动与私生活》，第99-101页，巴黎，巴黎市博物馆出版社。1996年。

   《南山集》，戴廷杰译并序，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98年，310页。

   《仁者乐山——琐谈时文三章》，载《中国研究》，18 ：1-2. 1999年，第223 -288页。

   《戴名世年谱》，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13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