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一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曾国藩不仅深受国内学术界的重视,也受到不少国外学者的研究。本文介绍了美国学者黑尔研究曾国藩的专著《曾国藩与太平天国》,评述了其学术观点和研究内容,展示了该作者独特的学术视角。

    《曾国藩与太平天国起义》是上世纪20 年代出版的一部专著。作者W ·J ·黑尔(WilliamJames Hail) ,美国耶鲁大学博士,本书就是他的博士论文。1926年,黑尔为本书撰写导言的时候还是长沙雅礼学院的历史教授和导师。他在耶鲁大学教授F·W·威廉姆斯的指导下,完成这篇博士论文。据威廉姆斯给本书写的前言所说,“黑尔在中国居住学习20年,对中国及其历史富于同情和兴趣,这应该是他对曾国藩与太平天国这项专题研究取得的成功的一项重要备件”[ 1 ] 。

作者黑尔对曾国藩的历史地位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在“导言”中说:“在我之前,一个日本传记作家不是把他(曾国藩)比作拿破仑,因为他们之间一点不像,是把他比作乔治·华盛顿。他的确是远东的华盛顿,通过他的个人价值以及对人性与良知方式的坚守,经过多年与强大势力的斗争,维护了中国,使之免于分裂与崩溃”[ 2 ] 。在中国近代史上,曾国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一方面他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维护了清王朝的统治,被许多历史学家看作是反动人物,是刽子手,甚至因镇压农民起义的铁腕与冷酷而被称作是“曾剃头”。另一方面,他身上体现了浓厚的中国文化传统,面对外国势力侵略的忧患,他大力推动洋务运动,力图民族自强,这一点又体现了一定的进步性,得到了一些历史学家的肯定,毛泽东早年就曾经说过“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3 ] (85) 。

作者黑尔的研究观点与我们国内历史学界的观点完全不同,从前面那段话中可以看出,他极为推崇曾国藩,完全肯定他对满清王朝的维护与忠诚,并且把他与领导独立战争,建立美利坚合众国的开国总统华盛顿相提并论。但作者黑尔的研究也有客观的一面,就是对曾国藩的活动与太平天国起义不加褒贬地加以描述,正如他自己说的;“如果在某种程度上,这次研究在西方人们面前展现对这次伟大起义的公正客观的理解,同时也展现一个镇压这次起义中奉献忠诚的人,就是对作者最丰厚的报酬。然而,这只是个开端,当在中国历史上外国关系始终更显重要的情情况下,需要更细致地从这段时期尘封的中文资料中进行研究。我们过于单独以西方的眼光来看待这段历史,这样也就不能很好地理解这段历史”[ 2 ] 。这段话是表达作者的研究方法的,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作者对太平天国起义与曾国藩同等看待,追求他自己认为的“客观公正”;二是作者关注要从中文资料来理解这段历史,认为以前的研究“过于以西方的眼光”,实际上对中国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有所反思。

一　对太平天国宗教的研究

    黑尔的研究有两个方面的内容,既全过程地研究了太平天国起义的爆发、发展与失败,也研究了曾国藩的一生。这两方面内容实际上是密切相关的,曾国藩的功名就建立在镇压太天天国起义上,而曾国藩及其湘军的出现改变了太平天国起义的命运。与国内史学界太平天国的研究相比较,作者黑尔对太平天国宗教信仰、太平天国与外国军队这两个问题的研究,体现出西方学者的眼光。太平天国起义是从“拜上帝会”开始的,其领袖与徒众都宣称信奉上帝。对于西方来说,这应该是极好的消息,是耶稣王国的又一次伟大胜利。西方不遗余力地在中国开展传教,不就是为了传播上帝的福音、扩张基督王国的版图吗。如今有一群中国人号称上帝信徒,并且建立了一个基督教政权,对西方来说,无疑是其文化精神胜利的又一明证。正如作者所说:“一个基督教政权正在建立,太平天国的人们接受了来自海外的教义,甚至接受教会使团的指今,并邀请他们去南京,西方各国都被这个好消息所吸引。在攻占南京之后不久,三大列强的代表们从上海去南京,研究他们的政治和宗教的观点。代表们发现了他们政治上的无能,认识到他们的信仰表面上基于圣经,实质上是以儒家和佛教的思想诠释基督教文献”[ 4 ] (90) 。

作者在“第五章,太平天国的宗教信仰”中,以整整一章的篇幅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作者在这章开头说:太平天国最显著的特征是,其领袖洪秀全明确地,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基督教国家。读一读伯格(Hamberg)以干王洪仁玕提供的资料为基础撰写的著作,我们会受他引导,认为整个运动是纯粹宗教性的和基督教的,只是朝廷的迫害才使得它转变成反抗朝廷的起义。起义末期,英国人“林立”(A·F·L indley)在忠王麾下服务,谴责西方国家疯狂背叛自己的信仰,最终站到朝廷一边反对这些基督徒。他不否认他们的宗教信仰与活动有不完美的地方,但这些活动不是错误,而只是太平天国领袖的无知[ 4 ] (89) 。

与列强代表对南京考察得出的结论不同,也有一些西方人士对太平天国的基督教信仰抱有同情和期待。即使教会认为洪秀全他们只不过是“以儒家和佛教思想来诠释基督教文献, ”但这些西方人士仍然把这看作是宗教信仰活动中“不完美的地方”,而且只不过出于“领袖们的无知”。作者对这一点是否定的,他在随后的分析中,更为直接地指出洪秀全的思想与基督教信仰格格不入。作者指出,“洪秀全把握了上帝在创造和维持世界中的至高无上的伟大思想,但他是否懂得至高无上的上帝是唯一的,这还不十分明确”。有份宣传品中是这么说的,“上帝、天父和全能的主是唯一真正的神,再没有别的神,唯有上帝、天父和全能的主。天父是完全智慧的,是全能的,也是无所不在的。至高无上的他存在一切事物中,每个人都有是他创造和滋养的,只有他是全能的。”只看这段话,可以断定洪秀全等人是唯一神论者,但再看看另外一些宣传品,就会怀疑洪秀全他们究竟是否懂得基督教意义上的唯一神论。下面一段话描写洪秀全上到天国的景象:

他们到了天上,

伟大的上帝给予他极大的权力。

    天后母亲十分慈祥,

    仪态大方,美丽高贵,无与伦比。

    天兄的妻子,

    贤德周祥。

    不断规劝兄长,

    做事妥当[ 4 ] (92 - 93) 。

    在这首诗里,上帝有了配偶,上帝的儿子耶稣也有了夫人,这不过是在幻象中把人间的一个殷实祥和的家庭搬到了天上。在正统教会眼里,这完全是对基督教文的亵读。

    由此可见,列强代表对太平天国的宗教信仰及活动的判断是准确的。当时朝廷中的一些人对太平天国的宗教信仰也有认识,觉得洪秀全等人不过是“借西方宗教之名,把自己确定成像耶稣那样”。太平天国起义初,西方列强在起义军与朝廷之间还保持所谓中立。后来明白太平天国起义的宗教性质后,就毫不留情,戈登的洋枪队就配合朝廷镇压农民起义。

二　关于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的研究

太平天国起义于1850年在广西金田村爆发,到1865年天津陷落,前后经历了十几年。正当太平军进攻长沙时曾国藩回籍守孝,于1853年奉旨举办团练,随后十余年,他就是率领湘军与太平军作战,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血腥中成就他自己的功业。在本书中,作者黑尔引用大量原始资料对曾国藩办团练、出湘与太平军作战、最后攻陷天津等历史进行描述,这些与国内作者对曾国藩当时面临的处境及其成功的原因所作的分析有些不同。作者认为,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当中,曾国藩所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如何解决军队的给养,即如何筹措军饷的问题。因为“朝廷没有来自各省捐供的固定收入,而各省的财力也不足以支撑国家军队,督抚们也不情愿为朝廷去充分供给维持一支强大军队的花费。这些障碍使曾国藩根本无法支撑军队的供养,因为除了品级很高的官衔之外他没有任何东西, 而这官衔也不能支配所需的经费”[ 4 ] (366) 。

作者的分析很准确,曾国藩编练湘军的确说得上是“白手起家”,朝廷除了给他一纸诏书外什么也没给。曾国藩解决湘军军饷的办法最后是奏准朝廷设卡收厘,同时也得到同僚好友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人这方面的支持。除了筹措军饷这个最大难题之外,作者认为曾国藩还面临其他诸多危难:

    1)他自己缺乏军事训练。他是个文官,只是一个有成就的学者,从来就不是军队的一个将校。

2)缺乏支持与鼓励,有时实际上受到所在省份官绅的反对,因为他平生大多不按正统的管理办法办事。

3)派系斗争,有些时候正规的官兵忌妒这支不正规的军队。

4)没有能力,直到他任了总督才不用从正式的官员们那里获取粮饷。

5)太平军的胜利和清王朝军队的失败引起朝廷的惶恐,使得朝廷命令他去追捕逃亡的叛军统领,而放弃战略要地,这也需要他出来抵制。

6)太平军的指挥官比他更狡诈,诱使他和他的部众脱离正确的目标。

7)有时他本人也遇到生死危险,在别人看来是“丢尽了面子”。在所有这些事情面前,他都表现出耐心、坚韧和勇敢[ 4 ] (367 - 368) 。

    在清朝的军队当中,曾国藩在许多方面是开了先例的,正如作者所说,曾国藩是个学者,从来不是武将,非行伍出身,他开了“书生带兵”的新局,湘军中的将领许多是有功名的书生。他有能力把胡林翼、罗正南、彭毓麟等一大批忠诚有为的士子团结在周围,给清廷带出了一批前所未有的新型官员。这才是曾氏的成功之处,作者的上述分析对此是有感受和认识的。

关于曾国藩与太平天国,作者还探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满清政权值不值得挽救”?这在很深层次上是对曾国藩的人生功业有没有历史意义的讨论,我们国内许多史学家对此是否定的,认为曾国藩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由于他和左宗棠等人的努力,清王朝的“同治中兴”也不过是延续短短的一段时间,曾国藩去世后不到半个世纪, 清王朝就在一片风雨中倒塌了。

的确,曾国藩的功业人生有什么意思义呢? 但作者在这个问题上是坚定地为曾国藩辩解的:今天,曾国藩不再具有他曾经有过的称道。在长沙,纪念他的宏大庙宇在1911年共和军占这座城市后毁损很多,其一部分按他家族的要求给了一所女子学校,曾国藩的一个曾孙女就是该校的校长,在一些人心中,他的名字与满清王朝在一起,现在这个满清王朝已经是被人们唾弃的东西。不过,对中国爱国人士的纪念是短暂的。他们忽视了这么一个令人不愉快但是真实的事实,即维新与革命是19世纪末出现的声音,而曾国藩及其湘军代表着国家抵御太平天国叛乱的真实意愿,这次叛乱是要推毁人们生活中的许多社会和道德的根基。

再看进一步的事实,如果叛乱成功了,这个国家可能战被分裂成两个国家,或许带来更多的战争,因为北方从来没有像南方那样有太平天国的号召。就是1911年的革命成功了,今天国家仍然丝毫无望地大致按照地理分界出现分裂。这种分裂将是一种灾难,保持一个亚洲帝国版图的完整哪怕在口头上也难以达成一致。即使是在满清朝廷之下维持国家的统一,曾国藩使之得以延续,直到朝廷不思改进而声誉扫地的那一天。当一个较为幸福的中国实现了所考虑的某些事情,它就会赞同曾国藩是一个战士,一个已经得到了认可的政治家,对那些他服务过的人来说他是一个忠实的服务者,是儒家理想式的“大人”[ 4 ] (370) 。

    作者在书的最后所思考的这个问题的确引人深思,甚至可以上升到一个历史哲学问题。对于历史,尤其是对于重大转折时期的历史进行反思,进行各种历史可能性推断,是令人神往的。但是,这种反思和可能性推断并不是历史,人们常常会忘记历史人物所处的历史环境。

三　关于曾国藩晚年的研究

    1868年9月,曾国藩接到朝廷命令调任直隶总督。他于该年底启程北上,于次年初到任。不久,天津爆发震惊中外的教案。曾国藩对教案作了调查,而对西方列强的胁迫,他决定采取“息事宁人”的处理办法。因为他觉得中国没有力量跟列强对抗。当时主张与列强开战的呼声很高,朝廷也给了很大的压力。曾国藩认为“中国有必要平息所有活跃的战争议论,因为她太弱而不足以抵抗。战场上个人的生死他从不担心惧怕,但事实上中国没有能力发动一场成功的战争,除了讲和别无他法”[ 4 ] (318) 。后来得到朝廷认可,他也是采取了妥协的办法,处死了几个为首的人犯,归还教会资产。就这样使天津教案慢慢平息下来,但曾国藩对天津教案的处理并不讨好,他也因此被写为“卖国贼”。天津教案平息以后,曾国藩在1870年8月接朝廷钦命,任两江总督。再次去南京赴任期间他与李鸿章劝皇帝派遣人员出国留学。建议选派优秀青年到美国或者其他国家去学习机械工艺,“两个总督已经特派了两个草拟文书的官员起草关于学生的条例,并请总理衙门支持他们,费用当从海关税收中出”。曾国藩与李鸿章是希望通过派遣留学生,培养民族自己的人才,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从而达到自强的目的,这也是他们“洋务新政”的一部分。对于曾国藩的这种认识,作者也极为肯定: “这种观念以及直言推荐———提出这种观念的人年青时就反映出一种强烈的愿望,即外国人应该永远离开中国———说明关于曾国藩是无可救药的反动派的指控多么不真实。在当时,他明显地处于一般官员民众的前列。他很清楚地持有这种思想,即中国在政府管理和工业技术两方面这不如西方国家,除非他在前进中克服自己的不足,否则会处于严重的不利局面”[ 4 ] (360) 。

    1872年3月,曾国藩猝然去世。作者将曾国藩与李鸿章的生平作了比较,作为对曾国藩的人生总结:曾国藩的职务由李鸿章接任,此后李鸿章的生涯就是处理各方面的外交关系,在西方人记忆里几乎没有了他那年迈的前任,而在中国人眼里二者没有可比性。曾国藩死后,许多事是由李鸿章与左宗棠完成的,但在中国人眼中,他们拿不走曾国藩花圈上的一片叶子。曾国藩是诚实的,死于清贫;李鸿章早有从高官厚爵中获利的名声,死时很有财富。此外,李鸿章从来没聚集过像曾国藩身边的那种人才团队。有人认为这是因为李鸿章过于世俗,所以宁愿选用庸才而不会与自己形成对照。无论是什么原因,国内事务在80年代末大多由曾国藩在太平天国时代的将领们担任,但很快地在成长起来的一代中衰微,直到1911年的革命整个地推翻了满清王朝。

参考文献:

[ 1 ]William James Hail, Tseng Kuo - fan and Taiping Rebellian, Para2

gon Book Rep rint Corp. , 1964. “Forword”.

[ 2 ]William James Hail, Tseng Kuo - fan and Taiping Rebellian, Para2

gon B ook Reprint Corp. , 1964. “Introduction”.

[ 3 ]毛泽东早期文稿.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2.

[ 4 ]W illiam Jam es Hail, Tseng Kuo - fan and Taiping Rebellian, Para2

gon Book Rep rint Corp. , 1964.

（转载自《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07年2月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