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丹  李俊升编译

译者信息| 慕丹，1977 年生，南京政治学院理论一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博士生，210003。

李俊升，1963 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副研究员，100732。

* 台湾大学政治学系的石之瑜教授正在开展“中国学的知识社群”研究。该计划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各国资深中国学家的口述史访谈，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的协助;另一部分是各类型中国问题意识的归纳。在口述史方面，目前已对日本、俄罗斯、印度、韩国、越南、新加坡等国的中国研究资深专家展开了访谈。此文是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瓦列京·戈洛瓦乔夫对著名汉学家齐赫文斯基院士访谈的部分译文。

齐赫文斯基：我先把我的5 卷集送给你。第6 卷是单独出版的，还有两册是我的图书目录，其中有我的所有经历资料，我的所有作品实际上都列到里面了。现在，你看一下，5卷集的结构是这样的：第一卷是20 世纪之前的中国历史;第二卷是20 世纪前25 年的中国历史; 第三卷是1919 ～ 1945 年的中国历史;第4 卷是我国( 俄国、苏联、俄罗斯) 历史和世界历史;第5 卷是我外交生涯的回忆录和我治史的笔记。这5 卷都配有照片。你看，这一张照片是苏联大使罗辛向毛泽东递交就任国书的现场，是我当的翻译。

瓦列京：是1949 年递交的吗？

齐赫文斯基： 不是，是1950 年递交的。总体上说，我的全部生活都是有凭有据的。所以，如果对你说起一个什么事儿，那我一说就能给你讲20 分钟。

瓦列京：好啊！ 我们起初设计这个项目的时候就让这个项目不要流于一般的访谈，而是希望成为持续好几个小时的“马拉松式的”深度访谈。还有一点，在今天与您见面之前，我阅读了一些为庆祝您的各种纪念活动而发表的文章，也阅读了一些材料、文章和信件。说实在的，在这些材料和文章中能捕捉很多情况。所以，在这里我就用不着多麻烦您了。

齐赫文斯基：从这些书名看，我发表过关于19 世纪末中国的维新运动的著作，也发表过论述孙中山的著作，撰写过苏中关系史的专著。你看，我还有不少东西———活到了90来岁，可“糟蹋”了不少纸啊！

瓦列京：是否可以问您一些私密的事情，问那些鲜为人知的东西。比如说，您已经写过您是怎么开始研究中国的。我很想知道，您是什么时候知道世界上有中国这么一个国家？ 在您的脑海中，中国的第一个形象是个什么样子？

齐赫文斯基：说起来倒很有意思。我知道中国的时候，还是个孩子。那时我差不多10 岁。父母亲在列宁格勒郊外的伊若拉丘陵地带租了一个别墅度假。凑巧的是，邻家别墅住的是В. М. 阿列克谢耶夫( 阿翰林) 院士。我当时还不大懂事，有时候会听到成年人在栅栏旁说话。父亲一凑过去，阿列克谢耶夫就走到栅栏旁，说的就是中国。就是这些故事，还有俄罗斯和外国旅行家旅行中亚的书籍就成了把我“点着”的火苗，也影响了我后来对生活道路的选择。

瓦列京：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巧合，而不是因为官方宣传您才这么做的。

齐赫文斯基：不是不是。我只不过是顺耳“偷听了”两个成年人的对话。我的父亲是一位大夫，但他对中国感兴趣。他们的对话使我产生了兴趣，所以就去冬宫博物馆看中国艺术收藏品。在我进校的时候，我成为中国部的28 人之一，而且我是惟一一名书面申请加入中国部的人。其他人有申请罗曼各语言的，有申请德语的，有申请波斯语的，也有申请其他语种的。但是，当时要组建一个中国组，结果只有我和一名女孩子升到了五年级，其他人都因吃不消而被自动淘汰了。

瓦列京：这么说，汉语当时并不那么受推崇。

齐赫文斯基：并不是因为汉语吃不开，当然，尽管当时欧洲各语言要吃香得多。我是1935 年9 月1 日入学的，那一天我正好17岁，去了列宁格勒文史哲学院。我来到В.М. 阿列克谢耶夫面前，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开始写中国字，然后对我们说，谁是第一次见这种文字，就抄一下。

瓦列京：他的教学方法感染力可真强。

齐赫文斯基：是呀，印象很深。一把把你扔到水里，看谁能怎么游出来。第二堂课上，我们就被要求翻译孔子《论语》中的原话：“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阿列克谢耶夫的高足有鲍里斯·瓦西里耶夫( 1897 ～1938)、尤利安· 休茨基( 1897 ～ 1938 )。……阿列克谢耶夫对中国所发生的事情很熟悉，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意义及其对中国现实政策的影响认识很明确。他不仅很乐意地把这些知识传授给自己的学生，而且还传授给那些不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中国历史和文化而常常被派往中国的外交官。瓦列京：这么说，阿列克谢耶夫建立了一个很强的学校。

齐赫文斯基：是的，后来这个学校继承阿列克谢耶夫所奠基的传统，有很多彼得堡和莫斯科的著名汉学家，如В. П. 彼得罗夫、Л.Н. 梅尼希科夫、Б. Л. 李福清院士、В. Ф. 索罗金和А. С. 马丁诺夫等都把阿列克谢耶夫学派的优良传统传授给了自己的学生。

瓦列京：阿列克谢耶夫的学生中是不是也有老一代的著名汉学家，如费德林通讯院士和艾德林通讯院士？

齐赫文斯基：是的。我在列宁格勒上大学的时候，尼古拉·费德林和列夫·艾德林经常从莫斯科来和我们一起听阿列克谢耶夫的课。他们两位当时在莫斯科东方学院读研究生。费德林(1912 ～ 2000 年) 是苏联著名的外交官，曾任苏联驻中国外交官、苏联驻日本大使、苏联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他可真正是外交生涯和学术研究两不误。他撰写了一系列很重要的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著作，从最古老的文学丰碑《书经》、《诗经》、《易经》到古典小说《红楼梦》他都涉猎过。我有幸与费德林多次面谈，有在中国的时候，也有在莫斯科的时候。他对汉语掌握之娴熟和对我们邻居的文化理解之精湛，真是让我钦佩。阿列克谢耶夫的莫斯科高足中还有一位是列夫·艾德林(1910 ～ 1985 年)。我与他第一次见面是在国立列宁格勒大学语文系。他是中国文学尤其是诗歌方面的一位杰出的研究家和翻译家。列夫·艾德林是阿列克谢耶夫最喜欢的弟子之一。在他去世后，列夫·艾德林大力促进他著作的出版和再版工作。阿列克谢耶夫的博士还有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学说史专家В. М. 施泰因、史学家Г.В. 叶菲莫夫，以及伊利亚·奥沙宁( 鄂山荫) ，他很成功地完成了他老师在战前就已经启动的4 卷本的科学院版汉俄大辞典的编纂工作。

瓦列京：顺便说一下，伊利亚·奥沙宁( 鄂山荫) 曾在莫斯科孙中山中国劳动人民大学工作。您是否与奥沙宁( 鄂山荫) 见过面？

齐赫文斯基：只在莫斯科见过面。他也是阿列克谢耶夫的博士。奥沙宁( 鄂山荫)在波赫莫洛夫任苏联驻重庆大使的时候就很受关注。

瓦列京：那您的学术研究是怎么开始的？

齐赫文斯基：在战争年代，我进入了太平洋学院研究生院，朱可夫就是太平洋学院的院长。我国所有的东方学家都到过太平洋学院。从1943 年起我在苏联驻重庆大使馆任二秘两年。结识的名人有郭沫若、史学家侯外卢，还有曹靖华。中山先生的遗孀宋庆龄和国民党老将、“兴中会”的成员冯自由都给我提供过资料。应该说，我是在踏上苏联的归途中把论文完成的。1945 年我在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通过了副博士论文答辩。答辩是在Б. Д. 格列科夫院士主持下通过的。 

瓦列京：对不起，打断您一下。我看过一个资料，说您的副博士论文导师是Г. Н. 沃伊京斯基？

齐赫文斯基：Г. Н. 沃伊京斯基是我论述中山先生的副博士论文的导师。但与他的联系只是一个形式，因为我拿来的论文已经写好了。

瓦列京：那您与阿列克谢耶夫的学术交流是怎么开始的？

齐赫文斯基：这已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了，在去中国之前。1945 年6 月我来到莫斯科，陪同郭沫若在莫斯科参加俄国和苏联科学院220 周年庆典纪念活动。当时，我与阿列克谢耶夫在列宁格勒见了面，向他谈起了我感兴趣的问题，说我想写关于康有为和维新运动的博士论文，请他担任我的指导老师。总的来说，他很赞许我的计划，就把我当作“维新运动”博士论文的弟子收下了。他把我录入科学院博士生院，之后我就去了中国。

瓦列京：1945 年您已经在北京工作了？

齐赫文斯基：1945 年9 月中旬我又来到重庆。……后来我在北京度过了5 年。

瓦列京：您曾经写过，说您在北京有幸与Б. И. 潘克拉托夫见过面。齐赫文斯基： 我与Б. И. 潘克拉托夫熟识。他是我们总领事馆的工作人员。此前，他曾是北京大学和海参崴东方学院的老师。20 年代在北京燕京大学担任教职。潘克拉托夫知书达理，精明能干，是个好教授，他帮助做汉译工作。他也通晓蒙语、满语和藏语。Б. И. 布伦纳特和В. В. 哈根尔福斯特尔发表了一本论述中国立法的《中国的现代政治组织》。

瓦列京：还想问一下您关于《中国现代史》的立项，您是什么时候萌生了撰写中国现代史的念头的？

齐赫文斯基：在那些年代常常发生突如其来的变化。1960 年1 月，我被任命为俄罗斯科学院汉学研究所所长。汉学研究所当时的所在地是在中国胡同。我之前的所长就是这个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А. С. 佩列韦尔塔依洛。此后就任命我为所长了。这也发生了一连串问题———外交部想抓着不放，但是，根据苏共中央和苏联科学院主席团的决定，我被任命为所长，因为当时我是惟一的一名汉学家史学博士。当把我们合并为亚洲各民族研究所之后，我就在原来的东方学研究所所长Б. Г. 加富罗夫领导下任副所长和史学部主任。研究所有一个年轻的集体，其中有Ю. В. 丘多杰耶夫、А. М.格里戈里耶夫、А·С·伊帕托娃、Р. А. 米罗维茨卡娅等很多年轻人。他们每一位都完成了自己的副博士论文。与此同时，我们这个集体率先写成并于1972 年出版了中国现代史，这本书到现在还很受重视并被译成汉语。

瓦列京：在苏联时代，我们的汉学家与外国同行的交往是不是比较少？

齐赫文斯基：怎么说呢？ 那时候我在伦敦使馆任参赞。1954 年8 月在剑桥召开的第23 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汇聚了来自32 个国家的900 多位学者，其中就有由21 位东方学家组成的以А. А. 古别尔为团长的苏联代表团。自20 世纪20 年代末，苏联东方学家的国际学术交流基本上没有。在我们缺席20 多年后的50 年代初，我们决定恢复苏联东方学家与国外东方学家的国际学术交流。在第23 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闭幕后，1954年8 月30 日的伦敦《泰晤士报》写道：“毋庸置疑，剑桥召开的第23 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的最杰出的事件就是苏联派代表团参会。”在那次大会上，我与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东方学家结识了，其中包括拉蒂默尔、费尔班克等学者。我们彼此之间建立了联系。英国有一个基本上由年轻人组成的青年汉学家组织，他们欲与阿列克谢耶夫比高低，对他所奠定的“古典学派”进行发难。就是这个青年汉学家组织后来转变成欧洲汉学家协会，并成功地开展着自己的工作。我们与西方同行的关系也是能够促进学术交流的。我们与拉蒂默尔、费尔班克和瑞典学者的关系就是这样。关于当代史中存在的争议问题，我们尽量搁置。我们还是尽量来治史。

瓦列京：您认为，在我国东方学家中谁是最伟大的经典学者？齐赫文斯基：老一代的汉学家有中国图书目录学、历史学和古生物学方面的专家П.Е. 斯卡奇科夫( 1892 ～ 1964 年)、大汉学家В. М. 阿列克谢耶夫(1881 ～ 1951 年)、完成4 卷本的科学院版汉俄大辞典的伊利亚·奥沙宁( 鄂山荫，1900 ～ 1982 年)、中国古典文学家尼·特·费德林通讯院士(1912 ～ 2000年)、中国古典诗词和现代文学家列夫·艾德林通讯院士(1909 ～ 1985 年)、研究中国和远东国家的经济以及俄中和苏中经济关系的专家斯拉德科夫斯基(1906 ～ 1985 年)、中国历史学专家Р. В. 维亚特金( 1910 ～ 1998年)、中国古代史专家Л. И. 杜曼( 1907 ～1979 年)。东方学家有阿拉伯学的创始人И. Ю. 克拉奇科夫斯基(1909 ～ 1985 年) ，有研究埃及、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伊朗、外高加索、中亚细亚专家В. В. 斯特鲁威( 1889 ～1965 年) ，东南亚历史专家А. А. 古别尔(1902 ～ 1971 年) ，东亚地理和民族学家Н.В. 屈纳(1877 ～ 1955 年) ，蒙古学家Б. Я. 弗拉基米尔佐夫(1884 ～ 1931 年)。Б. И. 潘克拉托夫(1892 ～ 1979 年) 是汉学、蒙古学、西藏学和满学领域的大学者。日本、中国和朝鲜三国的文学、语言学、历史和文化史学家有尼·约·康拉德院士(1891 ～ 1970 年) ;交叉学科的专家有俄国印度学派的奠基人、民间文学、民族志、佛学史及东方学史专家С. Ф.奥尔登堡(1863 ～ 1934 年)、佛学研究俄国学派的代表人物Ф. И. 谢尔巴茨科伊(1866 ～1942 年) ，古代印度史、古代印度文化史和中亚细亚史专家Г. М. 邦加徳－ 莱温( 1933 ～2008 年) ，伊朗、伊斯兰和阿拉伯哈里发国等历史学专家В. В. 巴托尔徳院士(1869 ～ 1930年) ，还有研究伊斯兰教苏非派和苏非派文学及菲尔多西、贾米、纳沃伊、尼扎米创作的学者Е. Э. 别尔捷利斯(1890 ～ 1957 年)。你看，这真是一代优秀的汉学家和东方学家。你找一下С. Д. 米利班德的《东方学家人名词典》，那本书里对所有的东方学家都有介绍。

瓦列京：10 卷本的《中国史》的撰写工作已快接近尾声，所有作者都在殚精竭虑地撰写着，大部分学者已经交稿。尊敬的齐赫文斯基老师，您是这个课题的发起人和整个《中国史》的史魂。您认为这部《中国史》有什么意义？ 其特色又有哪些？

齐赫文斯基： 这部《中国史》的特色是，俄罗斯社会各界对邻邦中国的兴趣与年俱增。对中国文化、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的兴趣都在不断增加，眼下还不能完全满足人们的渴望。还缺少那种能展现中国文化从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到国家雏形出现一直到今天的一以贯之的专著。你看，这种专著是不可或缺的，最主要的是，我们也有这个潜力。我们有一批俄罗斯的专家，无论是在莫斯科，还是在圣彼得堡，抑或是在远东或其他城市，都有各种研究中心。这些研究中心完全有能力把这部专著写好。现在正在进行档案整理工作，即对资料展开收集和梳理。你看，我旁边坐的这位Ю. В. 丘多杰耶夫先生就在负责撰写辛亥革命前的中国。

瓦列京：是不是可以这么说，您的这部《中国史》与《剑桥中国史》有某些交叉或类似的地方？ 或者说，您的专著是一种有别于其他的著作？

齐赫文斯基： 应该说，这部《中国史》更贴近于现代，吸收着当代的成果。你也知道，《剑桥中国史》是二三十年之前的产物。而现在，无论是中国的考古，还是中国的档案业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搜集历史编年史和历史文献，投入资金开展考古挖掘工作，因此，我们的专著的优势就在于更为完整，与当代的研究成果贴得更近。

瓦列京：我认为，还有一个极为突出的优势就是，与《剑桥中国史》不同的是，这部《中国史》将要吸收并动用俄罗斯汉学在几个世纪以来所积淀的全部智慧。这些智慧由于语言方面的障碍，在《剑桥中国史》中不可能完全体现。

齐赫文斯基： 对呀，《剑桥中国史》是不同国家集体完成的，而即将成书的这部《中国史》就只有俄罗斯学者奉献才智。瓦列京：即使是这样，俄罗斯学者也将汲取全世界汉学的乳汁。

齐赫文斯基：当然啦。我们将吸收英国皇家学院和英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籍院士李约瑟(1900 ～ 1995 年) 关于中国科学和文明史的成果，将吸收《剑桥中国史》的资料，也将吸收联合国教科文7 卷本《世界史：人类历史》的成果，我手里正好有这个7 卷本的第7 卷，你是否见到过？ 我正是这一卷的编者。而最重要的是，现在有中国学者( 考古学家、文本学家、史学家等等)所积累的海量资料。我们要尽量吸收这些资料。

瓦列京：您对这个问题回答得真是太详细了。您不久前出版的一本书是描写中国人眼中的俄罗斯形象的，您为什么选择了这样一个题目来写，而且恰恰是现在来写？

齐赫文斯基：我在前言里写道，我给学生和社会各界讲课的时候，学生常常问我一个问题：我们的周边邻居怎么看俄罗斯？ 在自己最新的这本书里我就想回答这些问题。况且，在这本书里我吸收了同行和每一代亲身接触过中国的汉学家的经验。所以，这本书实际上就是对俄中四百年关系史的一个插笔。  

瓦列京：民意调查显示：中国人了解俄罗斯比俄罗斯人了解中国更好一些。你对这些调查结果是否有什么异议？

齐赫文斯基：当然，我没有看到这些民调的结果，但我敢说，这里指的是不同的时代。在当代中国也是这样———50 年代时对苏联了解得好一些。所以说，这里说的不是来比较谁更了解谁，而是说的是需求，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俄罗斯来说，看谁对自己的邻居了解得更好。我的这本书就是要完成这个任务。

瓦列京：您说得对。还想说一下，就是这些民意调查显示，中国人了解俄罗斯尽管比俄罗斯人了解中国更好一些，从总体上来说，中国人对俄罗斯( 苏联) 的了解更多的是在20 世纪50 年代。也就是说，他们也是落后于当代的形势，也需要更多地贴近现实。

齐赫文斯基： 当然啦，肯定要这样。在20 世纪70 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对俄罗斯的兴趣有所减弱。但是现在，无论是中国的领导，还是我们国家的领导，都在积极采取措施。你看，这几年就举办了俄罗斯的中国年、中国的俄罗斯年，在中国举办了俄语年，2010年还在俄罗斯举办汉语年。所有这些活动都有助于增加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互相了解，加深彼此之间的文化理解等等。

瓦列京：辛亥革命爆发100 周年即将到来。与此相关的是，在改革和民主化的大潮中，特别是在台湾地区，人们对孙中山先生的精神遗产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今天，人们看待他已经不像以前那么教条了。您认为，中山先生的思想，特别是他的民族主义原则对21 世纪中国的发展、强大和统一会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齐赫文斯基：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孙中山先生极为尊敬。我在1949 年10 月1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时，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就悬挂着孙中山先生的肖像。直到今天，他依然受到人们的尊敬。在与中国革命有关的各种纪念活动中，都会举办相关的学术会议等。孙中山先生的遗产相当丰富，对这一遗产的研究仍在继续。中山先生留下了丰富的政治遗产，留下了共和国的中国，因为他是反对满清帝制的。由于他反对帝制，所以展开了建立共和国的运动。即使是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周年纪念活动上，也特别强调孙中山先生在中国人民民族解放斗争中的作用。孙中山先生的哲学观点在很多方面与孔子思想是联系在一起的。他的“大同”思想在今天的中国也很受尊敬。中山先生遗产中所蕴涵的很多孔子的学说今天在中国还在发展。

瓦列京：今天，在世界危机的时代，特别是在全球一体化危机的时候，出现了一种新的区域一体化的思想。谈起区域一体化，日本人尤其感兴趣。这也很像日本帝国主义的“泛亚细亚主义”。不过这已经不是以种族为基础，而具有某种更健康的层面。您认为这种新的区域一体化的思想会不会有生命力？

齐赫文斯基：历史证明，中国文化对周边的朝鲜、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这些国家过去有影响，现在仍然有，因为这些国家有大量的中国移民。在新加坡，你会看到庞大的中国侨民定期举办纪念孙中山先生的各种活动，在很大程度上还在继续发展着孙中山先生所奠定的民主共和思想体系。其实，就连毛泽东这样的伟人在自己论新民主的著作里也是发展了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尤其是发展了他的统一中国、统一党和国共联盟的政策。这些思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正在付诸实现。

瓦列京：关于孙中山先生我还有一个问题：您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到了与孙中山的政治顾问М. М. 鲍罗廷会面的情况。根据您的话，这次会面也帮助您从孙中山形象的过分完美中跳了出来。我很想知道，鲍罗廷究竟是怎样评价孙中山先生的人格的？ 他是把中山先生当作一位“充满激情的幻想家”还是一位“守旧的军国主义者”？ 或者说，他对先生还有什么别的评价？

齐赫文斯基：你要知道，问题就出在鲍罗廷并不是中国问题的专家上。他是一位在俄国土地上具有丰富工作经验的革命家，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位老党员。他后来在美国、在共产国际侨居工作。因此，当孙中山把鲍罗廷接纳为政治顾问的时候，他从鲍罗廷身上吸收了不少东西，尤其是国民党的组织机构和建立中央集权党的原则。这些思想，当然也包括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携手联盟的思想都发挥了很积极的作用。在1927 年4 月以前，这些思想都得到了积极实施。其实，当1937 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时，建立统一战线就发挥了这些思想的精髓。瓦列京：那么，鲍罗廷是否流露过自己对孙中山先生的个人态度？

齐赫文斯基：当然啦，你要明白，马克思主义革命家鲍罗廷主张加速革命进程，而孙中山在解决问题的时候要脚踏实地得多。鲍罗廷在中国居住了那么短的时间，孙中山当然要比鲍罗廷更了解中国的局势。

瓦列京：如果把问题夸大一些，鲍罗廷对中国革命来说是一位“守护天使”还是“恶魔”？ 您怎么看？

齐赫文斯基：鲍罗廷与孙中山交流的是俄国和国际革命运动的经验。在某种程度上，他也影响着孙中山对具体政策的制定。从孙中山的三大政治纲领中也能明显地看出鲍罗廷和其他包括军事专家在内的顾问的影响。В. К. 布留海尔( 加伦) 在中国就是以军事顾问的身份工作的。不论是鲍罗廷，还是其他帮助中国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所有苏联人，都很敬重孙中山先生。我可以举个例子，当外国记者千方百计地讽刺鲍罗廷、贬低他的作用的时候，孙中山先生说，鲍罗廷是一位不远万里来到他国帮助人民斗争的人。他是在帮助中国人民做斗争。

瓦列京：从1960 年开始，您就差不多参加了所有的国际史学家和东方学家大会，这本身就是一个很难得的活材料。请您简单地讲一下，最近50 年来，在研究东方和中国时，从题材、态度、方法论和学派方面发生了哪些主要变化？

齐赫文斯基：说到我国史学家的国际交往，这些交往只有在1954 年才恢复起来。在此之前，有一段很长时期的空缺，苏联史学家没有参加国际会议。可是，在1954 年的第23 届剑桥国际会议上，我国的代表团很有代表性，作了很好的报告，于是就成了这一国际组织———国际历史学委员会众星捧月的对象。从那时候起，我们在每次会议上都汇报自己的工作。当然，也有争议，包括在方法学上的争议。我国的学者基本上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期原则，即按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划分历史的原则。当时西方史学家大多遵循按文明发展史原则来划分。在国际交往的过程中，西方也接受了按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划分历史的很多思想，我国的史学家在很多方面也开始吸收文明发展史原则来划分的方法。

瓦列京：请再问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也是非常引人注目的问题。今天，依然有人妄想再一次把作为一个学科的东方学和汉学给撤销掉，就像赫鲁晓夫当年关停并转那样，您能忍受这些胡折腾吗？

齐赫文斯基：我不知道，当下是谁领这个头儿。我认为，居住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为数甚众的人民亲自参与国际生活，这一事实本身就是谁也无法阻挡的历史车轮。所以，全球化的进程就要求极大地关注这些国家，放弃历史学科所固守的“欧洲中心论”。联合国教科文规划中的7 卷本人类史恰好就有一个新的姿态。全面对待历史的态度就是，居住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各族人民，在人类的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正在博得自己的地位。

瓦列京：齐赫文斯基老师，您在创作领域一直永葆青春，能告诉我其中有什么小秘密吗？

齐赫文斯基： 做得不够。心有余，事未成，所以就不多说了吧！

瓦列京：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您对那些渴望真正成为职业学者的年轻汉学家有什么寄语吗？

齐赫文斯基：要多接触文本，多捕捉第一手史料。因为，如果不了解文献，不接触档案，任何学术工作都是不可信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现在尽我所能来继续做的事情就是出版10 卷本的《中国史》。我们同步做的工作还有，继续出版俄中四百年关系史的文件。我们已经出版了很多文件，也准备继续按时间段来出续集。Р. А. 米罗维茨卡娅刚才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她筹集出版的是1931～ 1937 年的文件。这些文件需要研究。我呼吁年轻的史学家要多研究已经出版的所有这些文件。

瓦列京：非常感谢您！

齐赫文斯基：谢谢你！

( 责任编辑：张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