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衍军

   《梦醒子：一位华北村庄士绅的生平，1857 -1942》一书是英国学者沈艾娣新近出版的一部力作。沈艾娣于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任教于英国利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要从事19、20世纪中国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著者通过对近代山西举人刘大鹏①生平的研究，剖析传统理念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嬗变历程。并由此映照时代变迁过程中民众的生活和观念流变。对于刘大鹏及其日记。近年来日益受到国内学人的关注，罗志田、行龙、郝平等都曾有相关论著发表。②沈氏此书着力于研究资料的挖掘和刘氏生平与思想的阐述，对我们准确认知近代中国乡村士子及其所生活的世界不无助益。

   该书由前言、正文（六部分，每部分对应刘大鹏的相应身份）、结尾、注释、参考书目、索引组成。

   在前言中，著者认为历史学家把更多的热情给予了那些适应时代变迁、成功保持自身地位、动员民众支持改革和现代化的政治精英，而对另一部分如刘大鹏等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走向衰落的前精英的命运则缺少关注。她还讲述了个人研究刘大鹏生平的两个路径：其一是阐述儒学传统观念在近代中国的嬗变，探究儒学在失去了国家层面的正统地位后，在民众心目中和日常实践中的变迁历程；其二是阐释山西乡村社会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逐步边缘化和贫困化的过程。

   第一部分“撰述者”，第二部分“儒生”，第三部分“孝子”，分别讲述了刘大鹏这三种身份的内涵及其相关理念的嬗变。著者指出在《晋祠志》中的《卧虎山人》、《梦醒子》等传记中，刘氏将个人真实际遇与虚幻描述相结合，把自己描述成一个排斥官位、坚守儒家理念、追求安逸生活的隐士，这些描写是他对自身现实处境的一种安慰，是面对失败时维持其尊严的方式。怀抱儒家传统理念的刘氏，认为读书目的在于仕宦济民，但进入太原崇修书院后，他发现人们更重视八股文的应试技巧而非先哲的教诲。至1891年，他五次应举人试均未中，至太谷县南席村任塾师，雄心与现实的矛盾使他备感不快。1893年某夜，他梦遇一老者。老者告知其所需者唯“诚、敬”，这标志着他内心观念的转向。从此，刘的自我身份和观念确立，他把自己看成一个真正儒家观念的坚守者。1894年，他第六次应举人试中举，更加强了对传统理念的认同。此后，他于1895、1898、1903年三次参加会试，均以失败告终。在孝道观念上，刘氏的孝道基于父母与子女间的真正感情，并通过细微的日常生活表达出来。他的孝亦延及与母亲和妻子的亲属关系上，他像祭奠自己的父系祖先一样，祭奠母亲的父母和兄长。刘的孝道使他在乡村赢得声望，但并不意味着人们会效仿他的做法。刘将仕宦期望寄托在儿子身上，给他们造成了巨大压力。辛亥革命的爆发，使其长子刘玠的仕进之途断绝，光宗耀祖之梦由此破灭；次子刘碹身负乃父期望，在学业失败和爱子夭折的双重打击下，精神失常。

    第四部分“民众代表”，第五部分“商人”，第六部分“老农”，诠释了刘氏这些身份的表现及其相互调适、演进过程。在刘早年的内心深处，满怀“忠君爱民”的儒家理念，认为一个合格的官吏，应该对国（皇帝）尽忠，对民众实行仁政。他对清政府的新政持排斥态度，认为是“以夷变华”、“荣国害民”。民国政府成立以后，刘虽对新生的民国持厌憎态度，但他认为仍当发挥自己民众代表的作用。困此他参加省议会。担任省议员。随着时代的变迁，刘的身份和社会影响日渐削弱。在晋祠修缮问题上，掌握世俗权力的牛玉鉴攻击刘有贪污行为，世俗权势逐渐压倒了传统的身份和声望。刘的声望的削弱标志着儒家观念在乡村社会影响的减弱，但刘仍能通过关心地方民众疾苦、抨击政府赋税政策等行动维系着“民众代表者”的身份。刘所蕴涵的儒家“诚信”品格在商业活动中亦发挥了重要作用。刘涉足煤矿业时，不是以资金入股，而是以他的身份和声望，使别人信任他，与他合伙投资。刘还以商会领导者的身份，充当商会会员之间、商会会员与地方政府之间纠纷调解人的角色，这些活动更完善了他“精神完人”的形象。但随着阎锡山卷入国家权力斗争旋涡，民众的军事供应负担增加以及晋省政权现代化步伐的加速，赋税日益加重，且省政府以牺牲小煤窑的做法来扶持大煤矿的发展，使得刘投资的煤矿难以为继，至1930年代他只得退出煤矿业，辞掉煤矿事务所经理的职务。伴随投资煤窑业利润的减少，刘逐渐将精力转到务农方面。儒学对“耕读”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刘的失落感，业农为他提供了一个实现个人信念的空间，他非常容易地在士绅与老农的身份间转换。农村径济的破败亦是刘参加农业劳动的重要缘由，尽管他仍缅怀传统，但那些传统道德对他周围的人来说已无甚意义。

   结尾叙述了日军侵占太原县后刘大鹏的经历。著者指出，尽管已成为“亡国奴隶”，刘大鹏仍固守着他的理念，为民众争取权益。他赞扬八路军抗击日军的行为，盼望中国胜利。他要求伪县长释放轻罪犯人，请求伪村长体恤民艰，但均未得应允。时代的变迁，已使他不再成为正直的标志，而只是旧时代的遗迹。刘在其影响力没落和经济困窘中去世。

   沈艾娣一些非常新颖的见解颇具启示意义。第一，将刘的生平，放到时代变迁的大背景下，进而考察其理念的嬗变历程。著者着重探究了刘“仁”、“孝”、“信”等传统理念在近代社会变迁冲击下的自我调适。刘早期“仁”的观念主要在于以科举入仕途，忠君爱民。当传统的科举仕进之途中断时，他“仁”的理念便转换为以民众代言人的身份，反对政府盘剥，争取民众利益。其“孝”的观念主要基于“父慈子孝”，以血缘感情和礼仪为纽带维系子女对父母的孝道、父母对子女的关爱。刘早期形成的“诚信”品格，为他赢得了声望，这在民国初期乡村社会法律相对缺失的情况下，成为他涉足工商业、调解工商纠纷的重要资源。第二，注重描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砚念流变，把国家、士绅、民众三者的互动关系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在政权现代化过程中，内地士绅地位的下降、乡村的日渐凋敝及民众观念的缓慢变革交织在一起。著者通过刘这个中介，展示国家重大事件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及民众对其的调适过程。第三，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新解读。学界在阐述中国现代化进程时，多侧重于从城市化、商业化等方面，着重说明现代化的积极影响。沈艾娣则在叙述刘的生平时，将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乡村社会的嬗变有机联系起来，将现代化政策对城市和乡村的不同影响进行比较。阐明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家和地方政权通过对农村的剥夺，一方面使得城市逐步繁荣发达，另一方面则使乡村社会逐渐失去生机与活力。

   值得注意的是，沈艾娣并未将刘的身份固定化，而是注重从多重身份的角度考察刘的生平，将刘视为一个儒生、民众代表、商人、农民等多重角色的组合体，在时代变迁中，刘的多重身份嬗递交织。著者力图阐明，在剧烈变迁的时代，个人的身份和观念并非一成不变，对具体人物的研究需要将其放到千变万化的具体场景中进行分析考察。在资料的搜集利用上，著者亦颇多创获，她通过对大量的已刊和未刊日记、文集、志书、专著、报刊等资料进行分析梳理，对刘的生平进行了更为细致深刻的阐述。著者并且进行了长期艰辛的实地考察，对刘的后人及当地居民做深入访谈，从而大大丰富了全书内容。

   综上所述，该书用富含人道主义的描述，深刻全面地展现了刘的生平以及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状态，透析了中国现代化变迁过程中，国家政权的机会主义行为，以及由此造成的城乡社会分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罗威廉评价道：“该书和浦爱达的《汉族女儿》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它在阐述国家重大事件与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调适以及这些事件对民众的生活和观点的真实性（通常有悖直觉的）的影响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窗。”芝加哥大学教授杜赞奇指出：“该书叙述的成功之处在于，尽管我们不能认同刘大鹏的许多观点——至他中年时代，他的这些观点对大家来说已经变得可笑——我们还是为他对新发展的批判所折服。他的生平反映了当时存在的机会主义行为，以及由此最终引发的对当地社会的破坏？”（见该书封底）美国默里州立大学学者Charlot te L Beahan亦在《历史学：新书评论》第33卷第3期（2005年春季号）上发表书评说：“她的这本书不但对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而言具有重大价值，而且对任何一个对精英比较社会史感兴趣的入来说，都是容易被人理解的。”（第120页）相信该书的出版对深化中国的士绅研究和乡村社会研究亦会有所助益。

   注释：①刘大鹏（1857-1942)，字友风，号卧虎山人、梦醒子，山西省太原县（今太原市晋源区）赤桥村人。1894年中举，此后三次参加会试均未中，民国以后曾任县议会议长等职务。其《晋祠志》由慕湘、吕文幸点校，《退想斋日记》由乔志强选辑标注，分别由山西人民出版社于1986、1990年出版。

   ②参见罗志田：《科举制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一个内地乡绅眼中的近代社会变迁》，《清华学报》（新竹）新25卷4期，1995年12月，第137-160页；行龙：《怀才不遇：内地乡绅刘大鹏的生活轨迹》，《清史研究》2005年第2期，第69-80页；郝平：《<退想斋日记>所见抗战时期的民众生活：以太原为中心》，《史林》2005年第4期，第27-32页。

（转引自《历史研究》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