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修春

   20世纪70年代初期，海外学界开始注重研究社会下层，这一社会史领域的研究转向，诱发出20世纪后期国内盛极一时的“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的研究热潮，中等社会研究、下层社会研究蔚成时尚。不过，大量论著的背后意识或许受到市民社会这一西方理论产物的牵制，或隐或显地存在着套用西方时髦理论框架的趋向，真正由本土历史事实产生“本土理论”的论著似乎并不多见。然而，就在国内趋洋之风盛行之时，美国学者中却出现了对中国历史进行“本土化研究’的可喜趋向，美国学者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韩书瑞(Su锄Naquin)撰述《北京的寺庙与城市生活：1400- 1900》 一书，恰为经典性的代表论著。

   该书以北京寺庙和民间宗教活动为中心，全方位论述明清以来北京的宗教场所及社群活动。全书共65万字，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述北京宗教设施的运作情况及其作为公共空间的广泛用途；第二部分描述明代京城寺庙与城市政治文化在空间上的联系，由宗教视角展现京城的城市生活和社会组织活动；第三部分讨论清代至民初寺庙及宗教性活动在京城变迁中发挥的诸多作用。

   作者认为，宗教场所、社会组织以及宗教性活动对创造京城特有的皇城文化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对于研究宫廷生活与城市生活，皇族与群众之间的联系，甚至于研究普通百娃生活方面简直无可替代，是研究皇族活动与平民生活的理想场所，即便是用于讨论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它仍然是一个不可弃置的窗口。作者强调民间宗教有很强的思想感染功能，属于国家正统理念以外民间信仰的重要源泉。除了思想感染功能，寺庙的经济功能也不能忽视，以寺庙为中心的集市庙会和进香活动，丰富了商品交换与地方经济的发展。从明清至民初，国家的“去宗教化”走向最终减弱了寺庙在平民生活中的作用。但是不可否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寺庙充当了超乎国家控制的一个民间场所。

   作为一部兼跨城市史、宗教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领域的典范性著作，该书的主要成功之处在信息与评论于：

   其一，成功展示了宗教与城市社会生活的融合，将读者引进了一个很少有机会接触的世界。以往对中国宗教的研究，多侧重宗教教派、重要思想家以及修行生活，对于宗教思想和行为如何融入世俗社会，尤其是对社会成员不同习俗和信仰的大众宗教研究比较薄弱。本书通过叙述北京的寺庙、神及神职人员、皇室及一般民众对寺庙的捐赠及在寺庙里进行的节日庆典、朝圣、休闲、社交、非正式政治集会和旅游等活动，向读者展示了普通人与信众在社会经济、政治以及宗教领域的融合，极大地促进了我们对宗教整合功能，特别是寺庙和大众宗教在京城社会发展过程中重要性的理解，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其二，成功地提供了从宗教视角描述城市社会组织侧面的范例。怎样分析一个城市内部的社会及经济力量，如何考察城市事务管理及社会团体的形成和发展，是学界非常热衷的问题。韩氏论著以寺庙为切入口，着重描述了行会、会馆、宗教团体的历史，讲述关于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纪念及被纪念的观念，探讨地方精英、宦官和神职人员利用寺庙的表面仪式和私人欲望。介绍那些基于祭祀而形成的习俗。这些努力，成功地展示了世俗社团的活动场景和组织模式，使我们理解了明清时期教派组织有可能演变为财立性社团甚至是起义工具的潜力。相对于中国社会宗族和朝廷来说，宗教生活的研究相对较弱，该书从寺庙角度切入，描述明清京城社会历史，既体现出新视角的优势，也强化了我们对中国宗族和朝廷组织的认识。

   其三，该书丰满了明清以至民初时期京城的历史形象，使我们对帝王之城既感到熟悉却又与众不同。以往的研究过于强调帝王生活，鲜少涉及北京的宗教社会和一般民众。本书作者从宗教和寺庙角度切入，描述明清两朝皇室、宦官、旗人的宗教生活，对寺庙环境中的家族、行会和会馆社团以及穆斯林等社群的活动进行了深度扫描，尤其是对晚清“现代性”背景下基于寺庙的购物、阅读、社交等各种公众活动的俯瞰，使读者不由自主地置身于京城的宗教和人文世界，蓦然发现了北京作为帝王之城以外又一个鲜活的侧面。

   韩书瑞教授从七十年代开始致力于清代民间宗教的研究，出版有《山东叛乱：1774年的王伦起义》、《中国的千禧年叛乱：1813年八卦教起义》、《《北京妙峰山的进香》等十多种论著，他对清代民间宗教和社会问题的诠释历来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寺庙》一书作为其进一步探索宗教与社会关系的力作，取得了上述多方面的成就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书中似亦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之赴。

   首先，该书在“公共领域”研究趋盛背景下，刻意寻找家族和朝廷结构之外的社会组织，选择以寺庙为切入口，通过寺庙周围的社团来观察北京城市生活历史，显然会有难以解释的实际问题。诸如，各类宗教与儒教文化在民众生活中的真实地位如何？寺庙与朝廷在现实中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宗教对社群的整合能力是否超越了本土的文化聚合潜力？

   其次，作者从宗教视角重构北京城市社会生活，在研究中使用大量的碑文和私人撰述等材料。这类文献其实只是特定人群选择性记忆保留下来的遗存。在利用这些材料时如何对这些材料进行倾向性识别，如何区分“叙述文本想象的真实性”与“确实史迹存在的真实性”？

   再次，作者虽然以寺庙为中心探讨了皇室、宦官、地方官员、旗人、职业群体等社群的宗教生活空间，但其研究的微观层次尚未关注到具体一家一广的普通平民的宗教信仰，这对于我们全面认识大众宗教对城市社会生活的整合是否也有些不完满的缺憾？

   考虑到韩书瑞一书体大精深和该书是在当时公共领域讨论背景下对城市组织展开研究的城市研究的范例，其研究中尚存一些可以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正常的。因而，这些不足，并不妨碍其为宗教史和城市史研究方面非常优秀的一部著作。

作者朱修春，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

（转引自《世界宗教研究》2009 年第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