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前进

现任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和东亚语言与文化系主任的孔飞力(Professor Philip A.Kuhn)是西方中国史研究领域的权威。其主要代表作有: 《近代中国国家的起源》(Origins of the ModernChinese State) ,《叫魂: 1768 年中国妖术大恐慌》(Soulstealers :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 和《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1796 - 1864 年的军事与社会结构》(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Late Imperial China) 等。孔飞力教授著述严谨, 几乎是每隔十年出版一本专著, 但他的每一本著作都在学术界获得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 如1990 年出版的《叫魂》, 当年即荣获“李文森中国研究最佳著作奖”。孔飞力教授也是美国艺术人文科学学院院士, 获得过包括古根汉姆学术研究奖在内的多种学术荣誉, 是继费正清之后又一位杰出的中国史研究大家。近10 多年来, 孔飞力教授非常关注海外华人问题的研究, 不仅撰写论著《故乡: 海外华人历史的再思考》( TheHomeland : Thinking about the History of Chinese Overseas) 和有关论文, 而且开设了“海外华人”课程, 指导博士研究生, 致力于推动美国学术界对于华人问题的研究。为此, 笔者借在哈佛作访问学者的机会, 专门拜会了孔飞力教授, 请他谈谈他与海外华人问题研究的渊源及其对于此项研究的看法。

问: 孔教授, 在中国学术界, 许多人都知道您是著名的汉学家、历史学家, 但他们对于您为什么会关心和研究“海外华人”这一课题不太了解, 您和王赓武教授及其他有华裔背景的学者、专家不同, 您纯粹是一位西方学者, 没有任何中国渊源, 但您为什么会对海外华人问题的研究产生兴趣? 对此, 许多人都想知道: 您怎么会在您的研究领域中专门开辟有关“海外华人”这一内容?

答: 因为我从一开始就是学习和研究中国近代史, 研究从近代到现在的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同时也因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海外移民史有很大的关系。海外华人史是中国近代史的一部分, 不能分开, 从明朝开始到现代, 是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它的意思不仅仅指经济条件, 而且也包括政治变化, 同时跟中国家庭历史的演变都有关系。2001 年, 我在北京中国社科院, 跟各界同志们开会, 他们问我, 你现在研究什么题目? 我说, 海外华人, 中国移民史。他们没有说什么话, 等了一两分钟, 有一个跟我说, 啊, 这个问题很重要, 他们以前给孙中山很大的支持, 很多钱。我想, 啊呀, 如果只有这么一个条件值得去研究的话, 那就很耽误我的时间呀。其实, 海外华人历史正是中国近代史一个特别重要的部分, 不仅仅是国父跟华人的关系, 华侨捐助了很多钱———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比较小的问题, 重要的是,研究海外华人, 可以了解中国人到移民海外的过程, 他们为什么会离开国家去移民, 他们在海外的经历怎样、怎么发财? 或者成功, 或者失败。还有, 别的民族为什么有的时候会欺负华人, 有什么历史缘故? 海外华人和当地的居民、政府有什么样的关系? 这些关系又怎么影响到他们的前途? 内容很多, 它涉及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宗教学以及民族学和国际关系等等,所有这些学科都构成海外华人研究的一部分。因为海外华人的问题, 需要从各个方面去考察, 才会有助于分析事实, 所以非常重要和值得研究。这是我研究海外华人问题的一个原因。

另一个原因是, 我觉得我们美国人都是移民的子孙, 包括我在内, 我们都是移民。我的祖父、祖母是移民。早在1840 年, 我的祖辈就移民到美国, 他们分别来自德国和奥地利。可以说, 我的家里都是移民过来的。所以, 我们美国人对移民史特别敏感, 对别的民族的移民经验有很自然的兴趣,这是我们国家的特殊性和历史性决定的。你看, 中国人之中, 差不多每一个家族都有外来省份的移民, 上海人都是外来人, 没有本地人, 北京也一样。国内的移民和国际的移民有类似性。在美国, 即使自己不是移民, 那么家庭中也一定有一个人是移民, 这个经验很普遍, 所以很多美国人愿意去学习和研究移民的社会、历史和文化之类的问题。

问: 您从哪一年开始在哈佛开设“海外华人”课程? 这些年您教授这一课程, 有什么心得可以和我们大家一起分享?

答: 我是在1993 —1994 年开设海外华人课程的。我想最大的体会是中国文化使中国移民形成几个很有价值的特点, 一个是家庭制度, 一个是商业化, 中国早期商业化的历史和移民的历史关系很密切。还有一个特点是在海外维持中国文化, 这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中国移民在海外,它的融合过程, 事实上很慢。你知道, 中国人在泰国融合得比较成功, 可是很多泰国的华人家庭仍然维持他们原来的中国姓, 他们的个人行为和信仰都是非常中国化的, 具有很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

问: 杜维明教授在20 世纪90 年代初期曾经提出“文化中国”一说, 把海外华人纳入这一范畴。对此, 您怎样评价海外华人与“文化中国”的关系?

答: 文化中国不一定是哪个高级文人的中国文化, 也是平民的中国文化。我怀疑有些人所说的中国文化是他们脑子里的传统的儒家学说, 但我想中国平民和普通的海外华人不一定有这个想法。他们的中国文化也包括信仰, 以前说迷信, 但我们现在不说“迷信”这个词, 说“信仰”。普通老百姓和海外华人的信仰和海外高级文人、士大夫的信仰不一定一样, 所以文化中国应该包括很多种类的海外华人的文化, 它不应该是一个纯粹的儒学的文化观察。

问: 在北美、日本以及世界其他地区, 唐人街是人们看到的一个有关海外华人的最有意思的象征, 您怎么评价它?

答: 唐人街现象并不特殊, 其实, 每一个民族都有它的聚居区。比如, 在波士顿南部, 意大利人集聚, 可以说是一个小意大利; 在芝加哥, 有韩国城, 规模也很大, 此外, 当地也有波兰人的社区和商店; 在纽约城, 也有拉丁美洲人的各种小社区, 很有意思。这是抵达美国的移民, 在新的地方建成的跟他们故乡相似的环境。事实上, 不仅仅是海外华人建唐人街, 其他各国的移民都有同样的聚居区。它构成美国社会和历史的一个特点。还有, 在巴黎, 除了唐人街以外, 也有阿尔及利亚人居住的地方。民族聚居, 这个原因很复杂。打个比方, 一个家庭移民到巴黎去, 他们不知道怎么应付环境, 一定要到他们相熟的环境,聚到一块, 有他们买东西的商店, 说家乡的语言, 银行也是家乡人办的, 各种服务比较方便, 这是心理安定和社会安全的需要。当然, 也有偏见的问题, 一个阿尔及利亚人住在法国本地人的社区, 他可能会遇到敌意, 也可能受罪, 因此, 他不要对付这个障碍, 而要寻找自己民族的环境。这种情形和在海外的中国人一样, 世界各地的移民都有共同性。这方面的例子很多, 如侨汇。历史上海外华人的侨汇比较丰厚, 但这个现象不仅仅存在于中国的海外移民群体中, 墨西哥的海外移民也有这个现象。我最近听说有一个经济学家发现, 墨西哥的侨汇在其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达到了30 % , 很了不得。这些移民每年将积攒的钱款源源不断地寄回国内, 说明世界各国的移民都有相似的经历和经验。

问: 那么海外华人移民是否有它本身的特殊性呢?

答: 不是移民民族本身有什么特殊性, 而是接受国具有特殊性。比方说, 接受国对移民的态度比较温和, 融合和居住就比较容易; 如果接受国态度很对立和有敌意, 那么移民们的居住方式就会改变, 他们会想办法对付这个问题, 诸如, 不要得罪当地人, 设法回避他们, 不要和他们竞争等等。

问: 近年来, 在海外华人研究中, 引进了跨国主义、离散者、网络和社会资本等概念来分析全球化时代的移民浪潮。您认为这些概念在解构海外华人与全球移民现象之间的关系方面, 是否有新的帮助?

答: 当然有帮助, 比如说“社会资本”的概念, 我明确说那是“历史资本( historicalcapital) ”, 它是几个时代或者几个朝代所累积的历史经验, 以及人们怎么样通过这些经验来对付现有的社会情况, 这个是历史的教训, 不是一个文化内部所拥有的特点。所以, 历史资本是一步一步地累积的, 是过去时代经验的传承, 是历史智慧的总结, 也是老百姓一个家庭、一个家庭一步一步学会的方法。用历史资本的概念来解释海外华人社会, 比社会资本更能说明它的内涵,比如, 怎么会移民到海外, 又怎样在海外维护家庭的继续存在等等, 均属于历史资本的范畴。

至于社会资本, 它强调关系, 但是关系的概念是怎么学会的, 不是有人告诉他们关系怎么重要, 应该去学会, 而是他们必须面临和对付实际的情况, 通过经验把它逐步来学会的。从这个角度来讲, 历史资本的含义更能说明问题。

问: 您刚才提及, 很多年以前, 您的中国同行, 对于海外华人研究并不熟悉。但现在中国的海外华人研究已经越来越热, 学者也辈出, 您怎么评价当前中国的海外华人研究现状? 您认为,未来海外华人研究的视野和方向应该落实在何处?

答: 我想以前除了一两个学者以外, 没有太多学者来注意海外华人问题的研究。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 有几个很好的学者, 如, 陈达、田汝康、温雄飞、李长傅, 他们做中国移民和海外华人问题的研究, 不过人数不多, 因为那个时候, 国内还有其他的事情比较重要, 他们必须去关注。不过, 这几十年来, 特别是1979 年以后, 研究海外华人的潮流比较盛行。现在我从大陆和台湾的学者那里收获很多, 没有他们, 我就没法研究这个问题, 比如厦门大学有一批非常有学问的人, 庄国土、李明欢, 这一类人对于海外华人研究的贡献比较大, 他们跟欧洲学者的合作, 成果很丰富。这几年来, 我觉得侨乡的研究比较详细, 也比较有科学性。侨乡的问题, 从陈达的时候开始, 已经变成重要的研究内容, 而目前仍然有很多内容值得去研究, 比如, 温州人为什么到欧洲去发财, 这个问题跟温州本地的历史一定有关系。此外, 我觉得, 海外华人的移民史跟中国国内的移民史关系密切。所以, 从17 世纪到现代, 国内移民史跟海外移民史, 这两个题目应该结合起来研究。也就是说, 必须把国内的移民研究与海外的移民研究结合起来。有人说, 也包括我,研究海外华人移民, 应该研究在国内的各种机构及其各种行为, 因为这些机构对中国去海外的移民有很大的训练。不然, 这些移民怎么知道到海外、到别的国家去发财, 或者是生存? 这些方法都是在国内学习的, 这些在国内学得的技术和经验有助于移民在海外的成功。这些方法, 一个是跟侨乡维持联系, 一个是怎样把钱送回家? 这些老习惯, 都是在国内的移民学会的。

海外华人未来的研究方向, 我认为, 不仅仅要关注大资本家和华侨社会的领袖, 既所谓侨领, 而且应该关注一般老百姓, 即普通人。比如说, 有一个大资本家, 大概就有1 万个开小铺子的人; 而有一个开小铺子的人, 大概就有10 多万普通的劳动者。他们构成华人社会的基础, 所以, 研究海外华人, 不仅仅要去看陈嘉庚这一类的人, 同时更应该去研究普通的老百姓的生活,这是一个新的研究趋势。

问: 您是否期望在您的推动下, 有一天哈佛成为另一个海外华人研究中心?

答: 我不敢当, 我没有这个雄心, 希望它能自然形成。因为我比较老, 如果我是三四十岁,我可能有一点愿望和雄心, 也可能用比较长的时间, 去致力于发展这个学科的建设, 不过我希望我的学生去继续这个问题的研究。其实, 在美国别的地方也有比较好的研究移民问题的大学, 特别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玑分校(UCLA) , 他们的研究就比我们发达得多, 因为那里有更多的亚裔移民。只是在美国东部, 类似的研究机构比较少, 所以我很佩服他们所做的工作。还有, 在海外, 新加坡的王赓武教授就比我们的学者有学问得多。也因此, 迄今为止, 在华人研究方面, 我们哈佛不是最最发达的, 我们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去做。

孔飞力教授虽然是国际汉学权威、著名学者, 但他十分尊重每一位学生和学者, 愿意与他们平等对话, 共同探讨学术问题。许多他的学生以及和他有过交流的中国学者, 都对他怀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崇敬和亲切的感情, 包括笔者本人。当笔者第一次见到孔飞力教授并向他表示想旁听“海外华人”课程时, 他欣然同意说: 我们互相学习。哈佛的学生与笔者谈起孔飞力教授时, 无不满怀敬意和感激: “他很客气, 我喜欢他。”一位对中国文化和海外华人研究产生浓厚兴趣的墨西哥学生这样评价她的教授: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老师, 他总是关心你、鼓励你。当我告诉他, 我做他的学生, 可能会令他失望时, 他对我说: 永远不会!”在哈佛, 孔飞力教授对于中国学者的友好也是出了名的。孔飞力教授的智慧、仁厚、幽默和虚怀若谷的风貌, 在你和他共处的每个场景都能感悟得到, 而他对于学生的善待和平等, 亦随时体现: 当学生做期末的个人陈述(presentation) 欲展示幻灯片, 而电脑又遇麻烦时, 他一边宽慰学生, 一边拿出手机致电学校的电脑工作人员过来帮忙解决; 而当他讲课之间有咳嗽时, 学生会拿出自己的水瓶递给他, 他一边道谢, 一边喝水, 与学生没有丝毫的距离感。据说, 孔飞力教授有很多学生, 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在美国以及在世界其他地区, 他究竟培养了多少有志于研究中国问题和海外华人问题的学者, 大概只有孔教授自己知道。但相信, 无论他们中的哪一位, 说起孔教授, 都会充满敬意和钦佩。走在哈佛大学坎布里奇的街道上, 不经意之间, 人们会指给你看: 那位衣冠严整、精神矍烁的儒雅之士, 就是世界第一流学府的第一流学者, 而他的学问和品格, 始终感染、鼓舞和影响着他身边的学生和学者!

（转引自《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