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建国

(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山东济南250100)

[摘　要] 　屈万里是一位具有广泛影响的学术大师。他著述如林，治学谨严，为人恭谦宽厚，深受后人敬仰。他的卓然成就，是与他砥志砺行，与书结缘有关。他一生与书为伍，读书则手不释卷，乐以忘忧；伴书则随书迁播，与书为友；教书则诲人不倦，身体力行；著书则琳琅万卷，唯真是从。屈万里以其聪明才智，对学术真诚的热爱，致力于学术研究，在经学、古文字学、史学、版本学等方面均取得了巨大成就，以至在今日的学术界仍大放异彩。

[关键词] 　屈万里　读书　伴书　教书　著书

　　大凡世事，总是有些缘分的。屈万里与书可谓有不解之缘。他读书、伴书、教书、著书，终生与书为伍，曾自道个中甘苦：“琳琅万卷，昕夕摩挲，足以慰情，亦可以疗饥”(1)，故自号曰“书佣”也。“书佣”，当然是指书的仆人。就笔者所接触到的关于屈万里的文章中，无不以为这是他的自谦之词。其实，这种理解是较表面的一层意思，实为皮相论。以屈万里

的聪明才学、以其山东人耿介率真的秉性，他怎会不知道，在那个权势与物欲横流的时代，你不是为人作仆便是为物作仆，这是无法回避的客观事实。唯“书佣”的帽子，却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拿来往头上套的，他所需要的本钱是无价的。因此，屈万里为书作佣，神态上仿佛自谦，骨子里倒满溢着自负！故而“书佣”此号也正是屈万里的最好写照。屈万里(1907. 9. 15—1979. 2. 16) ，字翼鹏，山东鱼台县人。早年，曾任职于山东省立图书馆、南京中央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后任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并先后应聘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新加坡南洋大学客座教授，是一位学植深厚、且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学术大师。然他此等学识涵养，要非偶然，实与其砥志砺行、学以忘倦与书结缘有关。他一生与书为伍，沉潜其中，甚至可以极简要地概括为八个字：读书、伴书、教书、著书。下面即以此四事为纲，对其一生的学行考述如下，以就正于方家。

一、手不释卷

读书，为屈万里一生最大的乐趣。他出身于书香世家，父亲原为清朝生员。屈万里幼时便立志于学问，七岁时进乡塾，从《百家姓》、《三字经》、“四书五经”一一读起。九岁那

，时逢乡里匪盗肆虐，故迁家至另一乡镇就住。在那里，他又读了几个月私塾，便入小学插班四年级。那时学校犹重国文，小学课文都是文言文。寒暑假返家，他父亲又教授《孟子》等诸家古文。及小学毕业前，他已详细圈读了《纲鉴易知录》、《毛诗》、《韩昌黎文》等，由此打下了坚实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底，并养成了孜孜苦读、笃志好学的良好习惯。后来屈万里毕生沉潜经史，此即为基础。小学毕业时他全县国文会考获第二名，得到县长的奖赏。1922年屈万里又负笈济宁，考入山东省立第七中学。时值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潮激荡、忧世横议，可鄙弃传统文化的言论也颇盛行，许多人主张把线装书统统丢到茅厕里去。而屈万里则与同学数人，好古弥笃，勤读古籍，晷穷膏继，每以为乐。校长虽责以违规，

然为其好学精神所动，并不严加干涉。

屈万里后来又转入济南的东鲁学校读高中。该校以“发扬东方文化”为办学宗旨。授课教师皆为一时之选：如李云林授《尚书》和《礼记》，丁佛言授《说文解字》，校长夏溥斋授《明儒学案》，吕今山授诗文。此期间，屈万里复于课余读完了《资治通鉴》与《续资治通鉴》二书，其劬学可知。凡此种种，为他日后的研究奠定了笃实的基础。1928年毕业前夕遭罹济南“五三惨案”，世局动荡，学校被日军占领，而未能领到毕业证。1929年，屈万里返鱼台任公立图书馆馆长，兼任县立师范讲习所的国文教师。他于公余之暇读书，在此读了许多新文艺小说及前后《汉书》与《三国志》。可屈万里愿切深造，故辞掉馆长一职，游学北京，再读于私立郁文学院国文系二年级。其时北大、清华的名教授，多为私立学

校礼聘兼课，屈万里除在郁文学院就读外，常就近至中国大学、北京大学聆听名师讲课。于此，他认真听了马幼渔的《经学史》及柯燕舲的《文选》，还旁听了胡适、余嘉锡、吴组斋、林公铎、孙人和等先生的课。上课之余，仍不废读书。他先后毕读了《国学必读及其读法》、《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这些书对他后来治学之路影响极大。可是又遭“九·一八”事变，京津震动，他大学也未能毕业，遂返济南。屈万里所受的正规教育，就此终止，然却卒以力学不懈，成一家之言，著述等身，岂是偶然？

1932年元月，屈万里结识了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栾调甫。栾先生深知屈万里读书之勤、用功之深，加之曾任鱼台县图书馆馆长，遂推荐给时任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的王献唐。王献唐即聘请他担任馆员，四年后又调升为编藏部主任。屈万里在山东省立图书馆七余年，置身书城，不废苦读，涉猎的范围既庞杂又广泛。他首先搜索周易诸书，博览多家，对惠栋易学涵泳最深，“才知道研治《周易》，不能专靠古人的注释，而必需参考其他的比较资料。于是除了泛览先秦的典籍之外，也开始注意考古学和民俗学等类的文献”(2)。再加之王献唐乃著名的文字金石学家，精研钟鼎文，屈万里受到其引导，遍观馆中所藏文字学书籍，渐对甲骨文发生兴趣，并开始研究与收集辨伪资料，直至去世前，仍未间断。他尝自言：“懿哉！ 任职图书馆之得以坐拥百城，恣我旁搜冥索也。自是为学有本，所谓深造自得，居安资深而渐臻左右逢源之乐矣。”(3)这期间，屈万里更是手不释卷，勤奋攻读，夯实了学术基础。

其后，屈万里又任国立中央图书馆编纂，负责主编善本书目。此时，他对图书版本学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晋书》、《隋书》等史籍亦阅览颇多，对于各代史有了更深的了解。1943年，因王献唐介绍，以借调名义，他又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任甲骨文研究助理员，后升任助理研究员。期间，在钻研甲骨文之余，他熟读《尚书》、《孝经》、《老子》、《楚辞》，旁及《左传》、《礼记》诸书。同时屈万里又受到傅斯年的启发，更加深了他治学秉持以真实资料为主的原则，故后来多从事于辨别资料的研究。

1949年间，应台湾大学傅斯年校长之聘，屈万里到台湾。此后因教学与工作关系，在甲骨文、《诗经》、《尚书》与先秦文史资料考辨等方面，下了更多功夫。

“琳琅万卷意悠闲，夜半书灯照未眠”。(4) 屈万里读书是逐年逐月逐日累积的，从不因任何阻扰，包括战乱、动荡、迁徙等问题而作罢，而是钻之弥坚。无论是冒死转运典籍，还是专门从事研究，只要能与书为伍，便觉其乐无穷。屈万里读书时往往忘掉一切，即使是当年在四川万县烽烟传警、一夕数惊的艰苦环境中，仍借读书游览遣闷。屈万里每日早晨以两小时治易，午后以两小时游览胜景，余时则温习经子诸书。在乐山停居五月，若《周礼》、《公羊传》、《谷梁传》、《尔雅》、《国语》、《管子》、《墨子》、《庄子》、《荀子》、《列子》、《孙子》、《吴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春秋繁露》、《淮南子》、《论衡》等书，或新读，或重阅，皆粗览一过。此期间，他还能就数年心中所得，撰写了《周易彖象传例》一文。此文精见独辟，名播学林，往往使人有涣然冰释之乐。

二、以书为伴

伴书，为屈万里一生最大的机缘。对常人而言，伴书二字有好书作伴、益友为朋之意。然对于屈万里而言，自有着更为深广的含义：他不仅多年从事图书馆工作，摊书傲百城；而且还于“七七事变后”协助王献唐载书播迁，为保护齐鲁瑰宝做出卓越贡献。

1937年秋，平津失守，日寇大举南侵，韩复榘不战而退，济南危殆。那时屈万里正在山东省立图书馆担任编藏部主任。山东省立图书馆创始于清宣统元年( 1909) ，最早由山东提学使罗正钧擘划经营，备极勤劳。迨至1929年，王献唐担任馆长，经费渐裕，搜集亦多。抗战初期，藏书已达二十余万册，善本三万六千多册，金石物品一万七千余件。战端初启，王献唐即拟迁书于远省，免遭毁失。可是当时馆中同事多已请假，津浦火车日日遭敌机轰炸，又成畏途。

一日，王献唐与屈万里相商：“本馆为吾东文献所荟萃，脱有不测，吾辈将何以对齐鲁父老？拟就力之所及，将比较珍秘者十箱，移曲阜至圣奉祀官府。顾此事重要，可以肩其任者，惟余与子耳。津浦车时遇敌机袭击，往即冒险，然欲为吾鲁存兹一脉文献，又不容苟辞。子能往，固善，否则余当自往。”(5)屈万里听而感奋，不计道路艰险，慨然请行，誓与此书

籍共存亡。是时省府要员忙于逃命，省立图书馆无人顾及，内迁经费无着。王、屈二人四处奔走，求亲告友，甚至不惜出卖自己收藏的珍贵文物，终于凑出一笔经费。10 月12 日晚，屈万里及工友李义贵毅然告别家人，随书离乡，先期将馆藏图籍文物10巨箱运往曲阜至圣奉祀官府保存。其后，王献唐又于10月23日和12月20日分两次从馆藏中拣出21箱运往曲阜。不久，由于战事紧迫，南京陷落，日军南侵津浦路，曲阜无日不闻敌机轰炸声，由此，三人遂决定从曲阜南下迁移后方。限于运输条件，他们仅从转运到曲阜的珍藏中筛

拣了5箱，余留至圣奉祀官府。

1937年12月27日，他们一行搭乘省立医院的随军车辆，于狼烟烽火、弥天旷劫之中，开始漫长的历程。由曲阜出发，经兖州、开封、郑州，抵汉口，然后转宜昌，渡三峡，入万县，间关千里，最后到达四川乐山。途经鲁、豫、鄂、蜀四省，行程达七千余里。在这次载书播迁的途中，曾经遭受敌人追击、敌机轰炸、土匪抢掠、险滩恶阻，颠沛流离间历尽了千辛万苦。后来屈万里在回忆时描述了他在滋阳遇险的经历说：“旋闻轧轧机声，自南而至，视之凡四架，予乃避入丛林，则见冢上洞孔密布，盖敌度林中必有匿人，以机枪射击所致也。因复趋出，偃卧道侧，以察其肆虐之状。是时我高射炮齐发，烟花缀空，如白云朵朵。机枪则密如连珠，时杂以轰炸声，俨置身战阵间也。”(6)描绘生动，历历在目。而在这以后的旅途中，武胜关八日之内三次被炸，三峡险滩险些触礁，惊险历程恍如隔世，其他如土豪兵痞的觊觎侵吞，大雨船舷失足等，更是不胜枚数。

即使在这战火纷飞的岁月，载书播迁的王献唐、屈万里也没有放弃对学术的研究。所到之处访金石遗迹，参详图书，精进学问。当时屈万里一行刚到曲阜，王献唐即寄书信来，询问移送情况， 兼及学问之探讨。提到宋人《东家杂记》、《祖庭广记》、《孔子家谱》等记载曲阜古籍的文献：“以书中所载宋代情形，逐条访求印证，以明今昔异同，可以汇成一文或一书。”(7)他感慨道“流离漂泊之中，正不能废学，学而居此圣贤之乡，宁非大幸？”(8)王献唐来曲阜后，屈万里先生和他“昼每相与偕游，夜则篝灯谈学，恒至夜分，实丧乱中一快意事。”(9)

一日，他们同赴圣庙观演礼，王献唐于东华门外地摊上得一纽汉薛司空半通官印，篆刻甚精，价又便宜，他喜出望外爱不释手，一直把玩到深夜，并赋诗一首寄栾调甫，有“暖到心头是冷铜”之句，情溢于辞。南迁途中，王献唐给屈万里讲述古音韵文字以及古物版本。一日饭时，王献唐笑着对屈万里说:“一言君须牢记:予之学，齐派也; 君之学，鲁派也。”(10)言下之意，齐人思想活跃，多玮奇之说，而鲁人则多硁执陈规。从后来王、屈二人的著述来说，他们的许多经典之作都萌芽于此时。

这次运川图书文物，计有三大类。第一类为古籍珍善本，共有438种2659册，其中有宋元刊本53种，明刊本93种，清刊本5种，稿本113种，钞本96种，批校题跋本64种，拓本9种，钤印本5种，珍稀如唐人写经、宋赣州州学刊本《文选》、宋宝佑赵节斋刊本《通鉴纪事本末》、元益友书堂刊本《范德机诗集》，清吴兔床藏赵凡夫批校《六书总要》、清黄荛圃手校《封氏闻见记》、清吴枚庵手钞黄荛圃手校《江淮异人录》、清严崇榘手稿阮芸台手序《种李园近稿》、清王懿荣辑孔氏微波榭钞本《海岱人文》，及齐鲁地方名人的众多钞稿本等。第二类为书画类，共计143种182件，珍贵如王渔洋行书诗笺、刘石庵小楷五福颂、郑板桥行书堂幅、高南阜书画屏、石涛山水堂幅、恽南田山水画、陈眉公墨梅、查集堂山水花卉、李南涧遗像堂幅等。第三类为金石器物，包括陶瓷、玉器、铜器、砖瓦、甲骨等共734件，珍奇如商父乙鼎、商五戈足形鼎、商甲骨、周明我鼎、周五敦、秦愁思镜、汉见日之光镜、秦二世元年诏版、六朝海兽葡萄镜、秦诏瓦量、宋磁香炉、康熙朱龙大盘等。这些稀世文物图籍，是山东省图书馆数代人几十年的心血珍藏，也是齐鲁文化的瑰宝精华所在。在这批图书中有一部《剿闯小史》，清初禁书，实乃罕见的旧钞本。郭沫若在四川偶然读到，即产生兴趣，他放下正在从事的古代史研究，对《剿闯小史》加以整理标点，由重庆说文社出版，且直接启发了他于1944年写出名扬天下的《甲申三百年祭》。

解放后，这批图书文物又运回到山东，统由以王献唐为主任的山东文物管理委员会保存。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家组织编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时，上述古籍大都收录其中。目前这些图书文物完好无损地保存于山东省图书馆与博物馆。当《载书播迁记》发表时，屈万里在引言中曾有“不知此图书文物，尚存天壤间否？且闻献唐先生墓木已拱，北望齐烟，何胜唏嘘”(11)等语，关切之情，溢于言表。屈万里倘知经他手保护入川的图籍文物安然无恙，当会含笑九泉。

　　此外，屈万里在对善本古籍的维护与考订方面也贡献甚巨。早在山东省立图书馆时，他就受命编撰了《山东省立图书馆善本书目》。此书目计收经、史、子、集、丛五部，共1746种，是从馆藏的古籍中遴选珍善本编纂而成，囊括了此馆多年来收藏明清几大家著名藏书家的精华，除内阁大库外，有益州李氏大云山房、聊城杨氏海源阁、德州田氏古欢堂、新城王氏池北书库、历城马氏玉函山房、潍县陈氏十钟山房、日照许氏攀古小庐等。全目计收宋刊本16种，元刊本37种以及一批钞本稿本、名家批校本。

1940年，屈万里又在国立中央图书馆任职，历任编纂、特藏组主任。此期间，他一直负责善本书的考订工作。该馆的善本书，多购自吴兴张氏适园、刘氏嘉业堂、江宁邓氏群碧楼、番禺沈氏等家的藏书。加上抗战胜利后，接收南京的泽存书库。此十几万册的善本图书，欲一一考订编目，殊为不易，除需渊博的学识外，尚需不辞艰辛的毅力。屈万里昕夕辛劳，终于在1947完成《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此部书目，不仅是该馆的首部善本书目，其完善精细的编辑体例，为日后全世界关于中国善本书目的编纂，奠定了正确范例。善本书目既成，他又为中央图书馆制定《善本书申请影印及摄制管理办法》，允许出版商影印摄制，将两千多年的资料公诸于世，为学术界敞开学习研究之门。另外，屈万里还拟定了三十四则《善本图书编目规则》，几乎今全世界所编定善本书目的规则，皆据此以订定。

1965年，屈万里又应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聘请，为该校图书馆访问学者。于此，又有《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一书，由台湾艺文印书馆出版，可谓表彰国粹，播风异域。1966年，在各方人士一致推荐下，他又担任台湾中央图书馆馆长。他在任内设法争取资源，大量补充与汉学有关的图书，使该馆收藏的汉学资料更加充实。同时开创两项极有意义的服务工作：一为代国外学人搜集有关汉学资料，一为代国外图书馆鉴别中国善本图书，遂使中央图书馆成为世界研究汉学的重镇之一。此外，又促成《国立中央图书馆馆刊》之复刊，积极推动《台湾公藏中文人文科学联合书目》的编辑工作，以利海内外学人检索。故屈万里就任馆长的时间虽短，然其贡献之巨，则为学者目所共睹。

三、授业传道

教书，乃屈万里一生最大的事业。他弟子满门，桃李天下，七十大寿时人们送寿联写道:“七十人生开始日，三千弟子晋呼嵩”。在祝寿酒会上，当天与会者竟达五百余人，海内外之弟子共为之祝寿。以此，先生所受门生故旧之爱戴，自不言而喻。时逢屈万里病笃，其学生上则五、六十岁，下至二十余岁，均争相昼夜照顾，日夜轮值，在屈万里人生最后里程一路伴行。迨先生去世之后，诸位先生及其爱徒又组成“遗著整理小组”，将其毕生思想之体系、治学之方法，精心整理，组合成集，传世出版。隆情深爱，人人知之，无不憾然！屈万里厚望如斯，实乃其人其德使然。

屈万里早年曾任师范讲习所的国文教师，先生自编教材。内容涵盖古今中外名篇，诸如庄子《马蹄篇》、黄宗羲的《原君》、鲁迅的《阿Q正传》、严复的《天演论》等，从教材的篇目观之，则显其兼收并蓄的开阔胸怀。这种眼识在其台大教学间，更相承继。及至台大，其规划《中国学术史》与《文史资料讨论》分别作为硕士班与博士班的必修课，经、史、子、集、文学批评、小说、戏曲等七大类为必读之书目及考试的规定。历代诗文经典为大一国文读本。且中文系所有学生必修一门零学分的《高级英语》。此种变革，观之，则显大手笔、大胸怀。课程安排既有广泛的学问基础、学问视野。又具前瞻性的深见。一如他所言，文学一词的了解是　的“文章博学”的广义。汉学已经不只是中国自己的学问，而早已是一门国际性之学术。固步自封，闭门造车，终不可取。是故屈先生，尤为强调外文。

屈万里之于教学，勤恳耕芸，诲人不倦。论语所谓“望之俨然，即之也温”乃先生平日教学之真实写照。屈万里授课平易谦和，课堂之上旁征博引，娓娓而谈。学生纷纷选课，不止中文系学生竟相选修，历史系等均不在少数。以致屈先生的课上济济一堂，人满为患。屈先生讲课，最大之特点，不仅语出有据，板书行书写的温厚儒雅，且讲述之中，时据一字一语，穿插一段历史故事，听者顿感兴趣盎然。若乃有不及者，课下尤特为之详言。“对待学生，真可谓有教无类。不偏心不势力。从来不以容貌、背景、或一几之喜恶来对待学生。相反地，他能从各种不同的立场、背景、条件，设身处地的为学生们着想，一方面宽谅年轻人的无知和弱点；另一方面，他会从不同的着力点，尽可能的帮助学生们发展他们的长处，成全他们的愿望。”(12)

屈万里之于学生“亲之如兄弟，爱之如子女，解惑释困，奖掖提携，不遗余力”(13)为学从教，尽职尽责。直至他罹患恶疾，入住台大医院间，接受化学治疗际，仍念念不忘为博士班学生于病床旁授课。先生以己之力，多为学生考虑。自任中央图书馆馆长间，先生多驱车前往台大上课，及至门口，若遇将之下雨，或匆忙赶去上课者，先生往往停下，载之。屈万里以己之谦恭、谨严、细密、踏实之品性，言传身教。如斯仁爱之心者，乃大德之范也。殆其担任台大系主任期间，有改教学与学习之方式，特举办学术之讨论会，拟定必读之书目;使学生接受严格的治学方法之训练，为台大中文系培养出严密而不繁琐，踏实而不空疏的优良学风。学风既成，栋材之出可待也。先生之功，不可没。

古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大凡学问之成，必有其方法手段。屈万里教导其学生为学须“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要能发掘问题，要“于无字句处读”。他与学生研究问题时最注重证据，常引用《韩非子·显学篇》：“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14)要求学生充分熟悉研究对象，掌握第一手资料。且做研究工作，需了解学术的行情，一种学问已做到了什么样的水准，以免徒劳的去做一番无用之功。掌握研究对象之后，做研究工作必须凭借资料，能运用的资料愈丰富，所得的结论也愈正确。自然，资料不应以本目的为限；资料愈正确，所得的结论也愈正确。如果资料是假的，便得不到正确的结论，因此辨别资料的真伪和图书版本的优劣极为重要，资料愈原始，愈有助于研究工作。因此，做学问应重视原始的资料。传述资料不一定尽不可信，应当注意它产生时代是原始的还是传述的。于此，资料愈熟悉，愈有助于研究工作。故而，屈万里先生要求其学生对最重要的几部经典，诸如“四书”、“五经”等，最好要熟读成诵。已而触及问题，即可触类旁通，取之左右逢源。之于如何写好论文，先生力主，做学问应当有创见。学习阶段只算是做学问的准备功夫，到了研究阶段才算是做学问，既是做学问就应当有自己的看法和见解。多参考已有的成果和论文。选择论文题目，应当特别慎重。多找有关的书目和别人已选好的论文来参考，大有益处。如果有过类似的题目，且比自己的更有创见，那么最好是另选题目。要养成分辨材料的能力。一旦有了研究方向，就得有完整的，正确的资料，才能有凭有据。屈万里之于教学，实乃其治学心得之践行。大凡“出其门者，咸卓然知所树立”(15)也。此言不差，由他亲手培养的学生遍及海内外，其中很多已成为国学研究领域中的领军人物。

屈先生待人接物，舍己厚人，足为楷模，乃是公言。费海瑾在屈万里的遗物中，发现一张“馈米团”，此乃一诗，言：“天涯老去益相亲，厨冷日长怜我贫。侵晓扣关分禄米，忘他同是断炊人。”其旁加注云:“己丑岁，随孔圣公来台，遭陈蔡之厄，经旬不举火，箧藏鬻质皆空;翼兄先期至，然断货亦数月矣！所胜者，瓮中尚储米数斗耳，既见予饿，竟全举以赠，白骨而肉，盛德无以报也。兹写小诗，籍示铭鏤。”(16)先生德之长风，如沐后者，其功永垂矣！

屈万里曾言，研究院是其“活养死葬”的地方，以此足见先生献身学术之真诚。先生崇仰学术。素以学者身份甚是自谓。柯庆明在《谈笑有鸿儒》一文中引举一例，如是说：“当时虽是学术行政人员大权在握的权威时代，但在台大中文系的几位老教授之间，盛行的仍是礼敬教师的传统文化⋯⋯钞拟以他的名义所发的公文，首先注意到的是，他绝不称‘职’，也不自署‘系主任’，而永远只在最后必须称衔的地方，自称‘兼主任’。我有一次忍不住好奇问他，他要我打开教职员録看，是不是在他的职别栏上写着教授兼主任？他告诉我:‘教授才是他的本职，主任只是兼职，而教授是聘任的，因此和校长是平等而非隶属的关系。”(17)屈万里先生虽钻研古学，然其思浸透西学之洗礼，既有古之儒雅，又重近之平等观念。

仁者，爱人。屈万里先生敏求好古，诲人不倦，爱人甚如爱己，此是为仁者；另其恭谨宽厚、舍己厚人，硕德标范，此是为人师。

四、著述如林

著书，为屈万里一生最大的学术奉献。他曾师从傅斯年，并得到其治学真传。且又师从名硕王献唐。王先生曾谆导他：“治事期如银行之整饬不紊，治学期如学校之师友讲习。”(18)此言他铭记于心且践行于其学术一生。他也曾自言：“平生治学，以三事自誓：一、绝对服从真理；二、绝不做意气之争；三、绝不用连自己都不相信的理由，来增强自己的论据。”(19)以此观之，先生治学之德性，大矣！在学术研究上，终以“淹通宏博、善考索、精鉴别、系士林重望者数十年”(20)，而成为一代学术大师。他一生著述等身，其主要撰述大约在四个领域。

其一，经学。汉代至今2000余年，用心于经学的学者不可胜数，但经学中尚待解决的问题仍然很多。屈万里经学研究的最大特点是充分利用新发现的资料，如甲骨文、钟鼎文、石经等史料，再利用古史、文化人类学等方面的知识为凭借，博采诸家精义，就文本以求本义，遂自成一家之言。屈万里在尚书、诗经方面的研究，最为人们称道。其代表专著有《汉石经周易残字集证》、《汉魏易例述评》、《尚书释义》、《诗经释义》、《诗经选注》、《尚书今注今译》、《先秦汉魏易例述评》等;重要论文见于《书佣论学集》近十四余篇，诸如《易损其一考》、《说易》、《周易古义补》、《周易爻辞中之习俗》等。

现举两例，窥其精华。《经义新解举例》一文，言“载鬼一车”：“周易睽卦上九爻辞说：‘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孤，后说之孤。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普见的周易注，都把‘鬼’字解释为鬼神之鬼，如此解说，则‘载鬼一车’，岂不是白昼见鬼! 按：周易卦爻辞，是西周初年的作品。在殷代和西周时代，把国叫做方。如《诗经》里的徐方、蛮方、就是徐国、蛮国;尚书里的多方，就等于说诸国。殷周间西北方有一个异族，叫做鬼方；这一异族，见于甲骨文、小孟鼎，周易的既济、未济，和诗经的荡篇。古书中对于鬼方的记载，虽然不够详细，但可知它是屡次和殷周为敌的民族。殷周间的习惯，称呼某一个方国，往往不加方字;称呼某一个方国的人，也往往不加人字。譬如蛮、夷、羌⋯⋯等字，既可以指其国而言，又可指其人而言。从这些例子来看，鬼方的人，自然可以单称为鬼。这样说来，载鬼一车，就是载了一车鬼方的人，这句话就不足奇异了。由于鬼方之人常常和中原人为敌，所以初看到他们乘车而来，以为是来劫掠，所以先张开了弓，准备应战。后来却把弓放下了，因为他们不是寇贼，而是来求婚的。这样解释比较合理些。”(21)之于上例，屈万里先生熟识上古经典，旁征博引，以甲骨文、诗经、尚书等为参证，分析入木，且条理精准，足见其深厚的功力及广博的学识。《周易集释》乃为屈万里之将成之著，无奈先生溘然长逝，周易巨著，不能见世，先生之憾，世人之憾也！

以此例观之，屈万里先生治经是本着清儒的做法，最重考据。阐释则以问题入手，熟知先秦经典，谙习上古习俗文化，尤重甲骨文字，内证外证结合，故而，文章读来，厚实丰敦，足见功力之不凡。无怪乎，李济之曾誉屈万里先生为“经学第一人”，屈万里于经学用力最勤，著述最佳，此自当是论。

其二，古文字学。自清末发现甲骨文，甲骨文研究便成了一项专门学科。屈万里就已发表的《殷墟文字甲编》为基础，把3900余片甲骨拼缀成223个版面，辨字义、释文辞，精博详密的进行考释，新认及订正旧说70余字，著成40余万言的《〈殷墟文字甲编〉考释》上下两册，在古文字学界有着重大影响。此项工作费时耗力，勿有坚毅之志者，非能完成也。浩繁近四千片的甲骨散为一堆，着手将其拼缀成体，甚难。更将其对拼缀的甲骨文字一一考释，难之又难。其著既成，屈万里自道其甘苦，“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言语之中，虽含艰辛之意，更多的是在寻求过程中的乐趣。除上著述外，屈万里有好些单篇文章讨论字形或字义的演变。诸如《河字意义的演变》、《岳义稽古》等。之于“河字意义的演变”，屈先生书曰:“河字，在甲骨卜辞中很常见，都是指黄河，没有别的解释。周易卦爻辞中，河字仅见于泰卦九二：‘包荒，用冯河，不遐遗。’这里的荒字当做大字讲，这句话是说，背着大葫芦来渡河，因而不至坠溺的意思。从它的语气看，这里的河，绝不是普通的河流，应该是指黄河而言。在尚书中，有二十一个河字，禹贡里头就出现了十八次，其中除了徐州‘浮禹淮泗，达于河’的河字应做荷字以外，其余十七个河字都指黄河⋯⋯在诗经里，河字共出现了二十六次，将这些河字做一番归纳统计，证明了诗经里的河字也都是指黄河⋯⋯”(22)先秦经籍中的河字，屈先生统计过出现四百次左右，都是指黄河，河字现今的意义是河流的通称，在先秦时代，河专指黄河而非通名，河成为普通名词，始于秦始皇二十六年以后的事。此篇可窥，先生旁征博引，精细绵密，对先秦资料之熟悉，真是令人叹为观止。无独有偶，谈及“岳”字其曰：“甲骨文里的‘岳’字，有很多种写法，⋯⋯ 。从字形上，可以看出是以山上复有山来表示高山的样子；再从甲骨文所常说的地望来看。‘岳’字应该是指山西省南部的霍山，而不是后来的‘四岳’或‘五岳’。尚书禹贡说：‘既修太原，至于岳阳’，这个‘岳’即是霍山。贡禹又说‘壶口、雷首，至于太岳’，壶口和雷首都是在山西省靠近黄河的地方，从那里治水下来，一直到了太岳，这个‘太岳’也很显然是指霍山。所以我们可以说：由商代后期到禹贡成篇的时代(禹贡大概是春秋晚年的作品) ，‘岳’字都是霍山的专名。此外，在其他战国时代的文献中，另有一个‘岳’字，也不是指后来的四岳或五岳。⋯⋯‘岳’在古代既是指霍山，但是到了后来，四岳、五岳的观念深入人心，真正的‘岳’反而被人遗忘了。所以一提到古书上的‘岳’，后人就往往拿四岳、五岳来解释了。”(23)此例篇小，但说字精湛，延古及今，亦能显出先生古文字方面的深厚功底。在古文字学方面，屈万里另有《文字形义的演变与古籍考订的关系》、《字义的演变和学术资料的解释与鉴别》等著名篇章。

其三，史学。屈万里的兴趣主要在上古史方面，并能充分利用古文字、地下文物及民俗学方面的资料，考订古史。主要著述有《从殷墟出土器物蠡测我国古文化》、《谥法滥觞于殷代论》、《读〈周书·世俘篇〉》等数十篇论文，多有超越前人的见解。在《从殷墟出土器物蠡测我国古代文化》中，他分别从文字、历法、宗法、祭祀、交通和工艺六个方面勾勒了中国的上古文化。之于文字，屈先生如是说：“一提起殷代的文字，马上就使人想到甲骨文，有人以为殷代只有甲骨文一种文字，其实不然。殷代的青铜器、陶器、玉器和石器上都有文字，时隔三千年，我们仍然可以看见它们的真面目。不过它们的数量，比甲骨文少的多。而我们常说中国在黄帝的时候就有了文字，但这种说法并没有地下挖出的东西可以证实。然而根据甲骨文发展的情形推断，大概殷商以前约一千年中国已有了文字，是没有问题的。又如甲骨文是先写后刻；有些写了以后还没有刻的文字，留在甲骨上。从那些没刻的字来看，如果不是用毛笔写的，绝不是有那样的锋芒。因此，可以证明殷时已有了毛笔，而一般人以为毛笔是蒙恬发明的，由于甲骨文字的出土，证明旧说是错误的，这是纠正历史记载的又一例证。”(24)屈万里充分利用考古出土的资料，古文字知识，民俗特点，重建古代信史。在重建过程中，努力纠正谬说，接近上古历史真实貌相。

其四，中国版本目录学。屈万里为中国目录学的研究和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尤其为近代善本书目著录的范围和方法，在科学性和严谨性上制订了范例。

屈万里自任鱼台县图书馆馆长，及任职于山东省立图书馆，先后从事图书馆事业亦达二十余年，伴其学习及实践的深入，屈万里深感善本书目，著录的项目多不完备，往往只有写作者和注释者，而没有批校者、评论者、增补者、删订者等，且宋刊本、元刊本、明刊本而对刊刻的皇帝纪元、年代、刊刻者、刊刻处所均不详细，更由目录范围挂一漏万，起不到目录作用。先生凭其深厚国学、版本学、编目学素养，将之改进与统一。或增入条目、改题目录，或增补目录、纠正误字等。且定“善本书目编目规则”。几经呕心，至一九四六年，出版《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初稿第一辑》，该书目共分经、史、子、集、丛书等五卷，是为“中央图书馆”第一本善本书目。继之，时任台湾中央图书馆馆长期间，则又着手联合目

录的编纂，涵盖其下：一、中文善本书目联合目录，二、中文人文社会科学官书联合目录，三、中文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联合目录，四、中文普通本线装书联合目录，五、中华民国出版图书目录汇编续辑。其功彪炳，其绩甚伟。此项工作福泽后世，为学者之查阅及其利用，加强图书馆间之馆际合作，奠定稳固基础。屈万里淹通宏博，声名远扬。时至一九六五年秋，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欣闻屈万里盛名，故特邀礼聘屈万里前往协助中文善本的编录工作暨图书馆访问书志学者之职。历时一年，完成《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善本书志》一书。童世纲在书志序文中赞誉道：“检王(重民)君之旧稿，写琳琅之新志。校订删补，附益述评，録序跋则节繁摘要，记行格而并及高广，究版本之传衍，著优劣之所在。不特为读书治学之津梁，亦便鉴古辨伪之参证。其表彰国粹，嘉惠士林者，不亦多乎?”(25)诚然，屈万里版本目录学方面贡献卓著，为时人乃至后人瞻仰。

除上述贡献外，屈万里主要著作还有《山东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图书版本学要略》等，另有《山东省图书馆分类法》、《善本图书之编目》、《子部杂家类之新的分类问题》、《站在中国图书馆立场上对于图书分类法文学分类的商榷》等论文多篇。

屈万里著述如林，系士林之重望。然先生不仅著述甚佳，虽不以诗名，诗写的却也甚好。其有未曾公开的诗集《流离写忧集》(现已整理出版，收于《屈万里先生文存》) 。先生作诗，曾戏言：“其平仄失调者，则曰从俗读；韵脚不协者，则曰用中华新韵，以次解嘲，谁曰不宜?”(26)先生自是自谦语。遍览其诗，写景之作，具清丽之美；抒怀之言，尤以情真意切见长。无怪其学生刘兆祐先生认为其诗有唐风之纯美，此见堪是的评。屈万里播迁一生，流离往往，其诗写其心声，拜读其诗，甚感学者身份面貌之外的另一番面影。

古时宋玉哀怜屈原，作《楚辞·招魂》云：“魂兮归来！”今天，群贤毕至于山东图书馆，研讨屈万里的学问，缅怀屈万里的事迹，屈万里的学魂，不是已经重归故里了么？先生当于九泉之下，甚慰矣。

盖屈万里毕生播迁流离，道经坎坷，然其以坚毅之志，穷古问今，明辨审思，斟酌百家，终获如林著述，显望学林，中外具瞻。其学术思深博大，治学唯其精真是从，传道解惑，为经师，更为人师矣！览先生之著述，如沐清风，深感厚化。逝者已矣，然其长风犹存。即及今日，仅为兹篇，凭吊学术大师之风范也！

⑴　转引自周倩:《“书佣”屈万里》,《屈万里纪念文集书信集》375页,齐鲁书社2002年。

⑵　屈万里:《书佣论学集序》,台湾,开明书店, 1980。

⑶　《屈翼鹏先生行述》,《屈万里先生文存》, 2142页,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5。

(4)　欧阳承:《百日悼翼鹏兄》,《屈万里先生文存》第六册, 2317页,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5。

(5)　屈万里:《载书播迁记》,台湾《山东文献》第二卷第三期, 1976。

(6)　同上

(7)(8)(9)(10)(11)　屈万里:《载书播迁记》,台湾《山东文献》第二卷第三期, 1976。

(12)　杨庆仪:《纪念屈万里老师》,《屈万里书信集纪念文集》,308页,齐鲁书社, 2002 。

(13)　张以仁:《永怀恩师屈翼鹏先生》,《屈万里书信集纪念文集》, 304页,齐鲁书社, 2002。

(14)　盛广智:《韩非子译评》, 262页,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4

(15)　《屈翼鹏先生行述》,《屈万里先生文存》第六册, 2144 页,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5。

(16)　费海瑾:《怅望云天》,《屈万里书信集纪念文集》, 236页,齐鲁书社, 2002。

(17)　柯庆明:《谈笑有鸿儒》,《屈万里书信集纪念文集》, 322页,齐鲁书社, 2002

(18)　同上

(19)　屈万里:《书佣论学集序》,台湾,开明书店, 1980。

(20)　《屈翼鹏先生行述》,《屈万里先生文存》第六册, 2145 页,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5 。

(21) 屈万里:《屈万里先生文存》第一册, 18 页,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5 。

(22) 屈万里:《屈万里先生文存》第二册, 389页,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5

(23) 屈万里:《屈万里先生文存》第二册, 390页,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5 。

(24) 屈万里:《屈万里先生文存》第二册, 508页,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5。

(25) 费海瑾:《屈万里先生的治学与史语所》,《屈万里书信集纪念文集》, 247页,齐鲁书社, 2002。

(26) 张以仁:《屈翼鹏先生的诗》,《屈万里书信集纪念文集》, 307页,齐鲁书社, 2002。

〔作者简介〕　冯建国，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唐代文学。

转载自：山东图书馆学刊　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