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篇）

三、战后历史学和中间团体论——阶级与共同体

   关于战前日本的中国研究，战后批评了其所主张的“停滞论”观点。的确，战前的研究目标与其说是在于验证与欧洲共同的“基本规律”性的社会发展，毋宁说是更为关注与欧洲不同的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质。战后的中国史研究者认为，战前日本的这种中国观才是支撑日本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因此，战后的中国史研究努力克服中国特殊论，试图在中国史中发现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在这个意义上，战后日本的中国史研兖可以说是日本“战后历史学”中最尖锐的部分之一。因此，我将在探讨中间团体论的动向之前，简单地介绍“战后历史学”中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地位。

   引领战后日本历史学界的潮流，如今每每称之为“战后历史学”。何谓“战后历史学”？当然没有明确的定义，但它恐怕可以说是以马克思主义史学为核心，亦卷入了其他潮流，同时包括对日本社会近代化①实践之关注的一种历史学。“战后历史学”所持的道义性责任感，以及对与“近代”相联结的问题焦点之关心，通过以社会经济史为中心的研究展开，在相当部分的明清史研究者那里均具备这些特征。但同时，经历了与西欧和日本近代化大不相同过程的中国史发展进程，其所谓“近代”究竟是什么呢？“世界史的基本规律”普遍适用吗？在中国史研究中不免时常提出这些根本性的问题。可以说，“战后历史学”的特殊性质和问题点，均在中国史研究中很突出地表现了出来。

   正如通常以“商品生产和地主制研究”所概括的那样，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焦点放在了明末至清代的商品生产发展和与此相伴随的地主土地所有的变化上。这即是，在欧美资本主义侵入以前，中国内部是否已经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向，是否有封建制解体的趋向。从其所关心的这些问题来看，可以说，它与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相吻合的部分是很多的。但是，其中日本的特点，与其说是注意验证工场制手工业和富农经营的雇佣劳动，毋宁说更偏重于关心其作为农家副业的单纯商品生产（乃至小商品生产）的阶段。

   当然，关于工场制手工业和富农经营的研究也有很多。但是，从整体来看，日本的明清史学界，与其说是对城市手工业，莫如说更对农村的副业性手工业给予了关注，而且试图在农村手工业中探究其向近代发展的契机。以西岛定生的棉纺业研究、田中正俊的丝织业研究等为代表的有关明清农村手工业的研究成果，均是基于对这一问题的关注。②

   关于这种农村手工业，在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中，似乎一般多将其理解为“自然经济”的范畴，与其说它自然地向资本主义发展，倒不如说它是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因素。或许在中国的研究者看来，日本学者对农村手工业的关注令人感到奇怪。但是，这一问题乃是与日本的“战后历史学”所固有的特殊性质有关。可以说，日本的“战后历史学”认为近代化的关键在于农村的这种观点颇为强烈。人们认为，日本近代化的问题点，不是资本主义的不发达，而是资本主义把残存着半封建性地主制和前近代性共同体的农村作为其掠夺基础这一方面太过发达。由于地主制的基础是农民大众的贫困，所以日本的国内市场狭小，日本资本主义为寻求国外市场而不得不发动对外侵略。因受到村落共同体的强有力束缚，所以没有培育出以独立个人为基础的民主主义。因此，人们认为战前日本的近代状态化是畸形的，真正的近代化应是以农村的近代化为基础的。

   对战后日本历史学界产生巨大影响的是西洋经济史学家大冢久雄的研究。大冢对以英国为中心的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史进行了研究，其理论特色是，资本主义的起源不应在城市工业和远距离贸易中探求，而应在农村手工业和农村市场的日用品交易中探求。大冢认为，在封建制末期成长起来的农民副北性手工业和农民间的相互贸易，与城市的手工业和远距离贸易等相比较，规模虽小，但却是摆脱行会等束缚而进行的自由平等的交易。正是在这种基于自由而平等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竞争中，作为新的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才成长起来。大冢将其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而首先重视农民的独立化的这一观点，与认定农村民主化和个人独立为“近代社会”之必要条件的战后日本学术界的看法是一致的，而且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日本的中国史研究者与中国的研究者相比较，比起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本身，更注重关心农民经营的独立化。这种情况，可以说与日本的“战后历史学”一脉相承，反映了如上所述的对现实问题的共同关心。

   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的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虽然继承了“商品生产和地主制”研究的成果，但其焦点转向了权力构造和政治过程等方面的问题。而这并非只是中国史研究方面的动向，可以说是整个日本“战后历史学”共同的动向。反对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斗争爆发的60年代，乃是由于“高度经济成长”而使日本人的生活发生巨大变化的社会变动时期，同时也是学生运动和市民运动等极为活跃的时期。日本历史研究者的关注范围遂超越社会关系的近代化而扩展到了国家权力和政治斗争等方面。“商品生产和地主制”研究所阐述的明清时代的社会经济变革问题，在60年代以后遂与国家和政治等问题结合起来。这一新动向，一方面以清朝国家论，另一方面则以人民斗争史研究表现出来。

   处于“战后历史学”潮流中的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大体将明清时代的中国是封建社会这一论点作为其共同前提。但是，中国的地主制并非西欧封建制那样的领主制，而是中央集权专制国家下的长期存在，对其进行阐明乃是一个难题。尽管存在中央集权国家，为什么又把当时的中国称为“封建制”？“封建性”地主制度与专制国家又是如何相结合的？在认真探索这一显示中国社会固有的特殊性质问题的过程中，赋予60至70年代日本的明清史研究以特征的赋役制度史研究和乡绅论等应运而生了。16世纪以后，随着里甲制的解体，一方面赋税徭役的赋课基准向土地所有额一体化转移，另一方面地方社会的乡绅势力日益增大。对这一发展趋势，小山正明和重田德极为关注。重田认为，通过这些变动，中国的国家构造发生了很大变化。即标榜“一君万民”的国家，实际上无论是在赋税与徭役的征收方面，还是在对人民的统治方面，都不是对个体的人民进行控制，而是寄生于乡绅地主之上的一种存在。重田认为，虽未形成西欧那样典型的领主制，但正是“未能领主化的封建统治者，在集权国家的保护伞之下，以事实上的关系最大限度地施展的统治”，即乡绅统治才是中国封建割的特殊所在。在战前的日本，研究者曾对宗族等社会集团及其领导阶层持以强烈的关心，而重田的乡绅论，则于战后盛行的封建制论框架中论述了其应有地位，就发展阶段论与中国固有的社会权力问题相结合这一点来说，他的观点在研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③小山、重田这一认为封建制在明末清初才开始形成的主张，受到了众多的批判，但60至70年代在日本的明清史学界集中进行的围绕赋役制度史研究和乡绅权力的讨论，乃是沿着小山、重田提出的问题，致力于探讨明清时代国家构造之根本变化。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小山、重田的研究给予了这一时期日本的明清史研究以极大的影响。探讨明末清初赋役改革的滨岛敦俊和川胜守的研究以及从官田、荒政等问题论及国家构造的森正夫的研究，虽然在明清时代社会性质的观点上与重田、小山有所不同，但都属于这一时期明清国家论的研究潮流。④

   与上述国家构造的问题相并列，并显示出60至70年代日本明清史研究之新拓展的，是人民斗争的观点。“商品生产和地主制”的研究虽把重点放在了经济发展方面，但同时，对把生产力的发展与体制变革相结合的生产者的斗争显然亦是有所关注的。横山英有关抗粮斗争的研究，田中正俊的《民变•抗租奴变》等即是其例。⑤这些研究，一方面由于其注意到以生产力发展为背景的阶级斗争，给予了经济上的先进地区以抗租、抗粮等日常性经济斗争为基础的政治运动很高的评价；但其在另一方面却有这样的倾向，即对以饥饿为契机的流寇叛乱以及缺乏社会经济口号的宗教叛乱并不十分注意。例如，关于嘉庆的白莲教叛乱，铃木中正虽于1952年出版了其大作《清朝中期史研究》，但却把这种叛乱看成是在不安定的移民社会中由扩大了势力的“反社会分子”所引起的动乱，认为其未必具有进步意义；而推动“商品生产和地主制”研究的学者们对白莲教动乱这样的宗教叛乱也没加以注意。对此种情况进行直接批判、主张宗教叛乱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小林一美的研究。小林批判了以往的研究，并指出这些研究往往以抗租、抗粮等经济斗争为目的，本来就自动地与革命运动进行了结合，由于存在这样的前提，就出现了对民众斗争只从生产力的观点来理解，而这显然具有轻视政治性叛乱之所应包含的独有意义的倾向。小林还主张，并不是从经济上先进地区的经济斗争，而是从在边疆地区发生的作为宗教叛乱的白莲教动乱，才可以看到对抗国家权力的革命性方向，亦即超越个别经济利害关系而走向新的共同性世界之展望。⑥小林本身一直是在“商品生产和地主制”研究中从事重要工作的研究者，小林的这一论文，亦是对自己过去研究的自我批判。他的这一论文，给很多明清史研究者造成冲击，如其后出现了滨岛敦俊的城隍庙、民间信仰研究，森正夫的无赖结社乌龙会研究等，可以说它成为了日本的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者对民众意识和宗教问题开始关注的契机。⑦1970年创始的“青年中国研究者会议”所集结的研究者，出版了《中国民众叛乱的世界》正、续集，致力于捕捉民众的精神世界。此外，在清史方面，相田洋亦阐述了与叛乱相关的民众意识问题。⑧

   下面我将以上述日本明清史研究的动态为背景，来探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日本的中国中间团体研究的进展过程。虽然战后研究者严厉地批评战前的研究，但战前研究中对原始资料的重视和社会集团的关心，却被战后的研究者所继承，这成为日本中国史研究的特色。

   战败后十多年间肩负中国中间团体研究的，主要是在战前、战时做过实地调查的研究者，比如，福武直、旗田巍、仁井田升、今堀诚二、根岸估等。此外还有部分研究者，如清水盛光、松本善海等，他们则基于战前以来的文献研究讨论中国的家族、村落等问题。这些研究者之间存在着意见分歧，其中晟根本的是中间团体背后的社会性质问题，即中国本来是以共同体为单位来组成的社会呢，还是民间的激烈竞争促使人民组织社会团体来保护自己这一争论，这可以说是战前争论（如牧野巽和清水盛光之间的意见分歧）之继续。

   与此同时，伴随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阶段论在日本影响力的扩大，中间团体的阶级性质成为了中间团体研究的焦点。可以认为，代表这一时期主流派见解的是仁井田升。关于宋代以后的民间团体，他大致提出了以下的观点：中国古代以一般村落“共同体”为主体的土地所有关系并不发达，但宋代以后为了保护农民再生产的土地基础出现了私人机构，这就是同族的共同体。其主要形式是像义庄那样的同族共有土地，获得的收成用来在同族之间进行互助。大地主通过这类方式来救济村里的贫困者，防止他们演化为反抗势力，以维持自己对村庄的统治并稳定封建秩序。所以，同族的共同体既是大地主作为贯彻自己对其他人的支配而使用的手段，同时也满足了利于宗族一统的排外利己主义。乡约等也不过是这些头面人物在控制村落中表演的一种自治性姿态。在那里，尽管有“圈子内人们”的利己主义，却不存在对等的伙伴关系。在旧中国，存在着具有这种性质的血缘集团、地缘集团、行会以及宗教结社等乡种多样的组织或“共同体”。⑨仁井田的如是见解与上述马扎亚尔的看法颇有共同之处，但在这里，仁井田并不认为族产是古代氏族制的残余。包括仁井田在内，战后日本学者的目的在于，否定中国的“停滞”而证实中国的“发展”。

   在1960年代以后，中国中间团体研究的中心逐渐从社会科学研究者基于实地调查的研究转移到了历史学者基于文献的研究上。这大概是因为，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中间团体被认为是已经过去的历史问题，同时中日之间的交流减少，日本学者几乎没有机会亲眼观察中国大陆社会了。而日本历史学界对中国中间团体的研究，受到西方理论——比如，战前不为人们所知的马克思遗稿《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诸形态》、西欧史方面的共同体论等的影响，在1950年代末以后，呈现了更为理论化的倾向。可以说，对地方志、文集等地方文献的网罗检查，和以历史唯物论为中心的理论探讨这二者的结合是1960 - 70年代日本对中国明清社会构造研究的一个特点。

   小山正明在1950年代末发表的《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以江南三角洲为中心》-文⑩，如上文所提到的，在分期问题上提出了“中国封建制度的成立时期是明末清初”这一大胆的观点，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小山这篇论文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但在这里只简单地介绍他有关共同体的看法。根据他的观点，明初的里甲不是基于自然村落的组织，而是国家在账册上将粮户组合起来编成的征税单位而已。一般农民在地主支配下从事奴隶性劳动，没有力量自立地进行再生产。但在明末以后，伴随着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佃农经营趋于自立，地主脱离经营而成为寄生阶级。在此成立了由佃农构成的共同体，这才是封建共同体。这个共同体通过佃农的共同劳动（灌溉、排水等）来为农业再生产提供基础，同时作为抗租运动的组织，也发挥着作用。脱离生产的地主面临佃农的抵抗，不能顺利地征收佃租，因此必须依靠国家权力才得以获得利益，这是明末清初乡绅地主和庶民地主之间力量差距扩大的原因。

   小山把封建制度成立的标志认为是农民的自立再生产，这个标志不能说是为学者普遍承认。但值得注意的是，小山的学说跟当时在日本史学界掀起一股旋风的安良城盛昭的学说有着密切的关系。在1954年发表的论文中，安良城主张，16世纪末的“太阁检地”（即丰臣秀吉实施的丈量）是日本封建时代的开端。⑪小山衡墨封建制成立的标志与安良城的标志颇为一致。因此可以说，小山的论文不仅主张中国的封建制在明末清初成立，而且指出在这一时期，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动态是并进的。

   在1960年代和70年代，明清史研究者主要通过里甲、均田均役、顺庄编里等征税组织，或者水利工程的组织方法等视角来讨论农村共同体的性质和变迁。例如，鹤见尚弘、栗林宣夫通过对里甲制度的详实研究指出，里甲未必是账册上编成的组织，而是根据各个地区的具体条件，为尽量保证现实村落的结合而组织起来的集团。⑫滨岛敦俊对明清时代江南农村的水利、征税以及宗教组织进行了分析，主张如下：明末以后的村落是农村的生活、生产不可缺少的协同劳动（水利设备的修筑、灌溉、排水等）的单位，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共同体，它是一个在信仰、礼仪、娱乐等各方面具有摊派、处罚等权力的社会集团。但伴随着商业化，包括乡村和市镇的“乡脚”⑬成了更重要的“共同体”。⑭

   综上所述，1960-70年代的中国中间团体论的主要特色在于：第一，围绕“封建制’、 “共同体”等理论概念的讨论比较活泼；第二，研究地域以江南地区为中心；第三，研究的焦点在于与封建生产关系密切相关的农村共同体，而宗族、行会等研究相对来说是泠门；第四，与国外研究的交流较少。

四、1980年代以后的中国中间团体研究——场境与抉择

   日本的明清史研究，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发生了很大变化。与以往的研究相比，可以看出80年代以后的研究趋势是关注点的分散化，向心性的弱化。从宏观上看，整个日本的历史学，赋予“战后历史学”特征的那种对近代化和社会发展的紧迫问题的关心越来越淡薄了。取代近代社会是由独立的个人构成这一理想观点的是，强调在现实的欧洲近代社会中，自古以来的社会团体及精神依然存在，并具有生命力；所谓“近代化”，与其说是人人获得自由的过程，毋宁说是因有形无形的强化管理，人们作为国民而被驯化的过程；随之，欧洲的近代社会形象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此外，对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这一历史发展必然性的信念，也因现实世界形势的变化而开始动摇。对把从欧洲历史中抽象出来的“世界史的基本规律”原封不动地套到其他领域的这一作法，虽然长期以来受到很多批判，而现在，不仅对“基本规律”，而且对整个“发展史观”也持怀疑态度。

   一般认为，在战后历史学所共有的理论前提、伦理信念发生动摇的同时，清代史料的丰富性也是促使研究者关注主题分散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以往清宫档案、地方政府档案、民间契约文书等原始资料很难利用的时期，日本的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主要资料为日本图书馆所藏的地方志、文集等，在这些史料的周围集结了众多的研究者。⑮但是，20世纪70年代后半叶以后，以台北和北京的朱批奏折为首，大量的档案资料被出版；80年代以后，徽州文书等民间文献的大型资料集也开始陆续得到出版。与此同时，伴随中日学术交流的进展，日本研究者在中国档案馆利用原件进行研究也更加容易。

   对于80年代以来日本清代史学的研究情况，即研究者失去共同关心的问题，埋首于个别的实证研究之中的这一变化过程，恐怕不应给予否定的评价，我们或许会从中发现新的研究方法的形成。

   80年代清史研究的特征之一，可以说是赋予战后的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以特色的西方模式的社会发展阶段论主张的退潮，代之而起的是增强了对中国社会富有个性的特殊性质的关心。思想史研究者沟口雄三在《近代中国的形象岂不被歪曲了？》（1983）一文中，以对洋务派的评价为例，对日本的这种欲以欧洲近代为基准来评价中国近代的研究动向进行了批判。据沟口说，西欧也好，中国也好，日本也好，它们的近代都是以各自前近代独自的历史为母胎而成长起来的，它们都包含着各自的优点和问题，因而分别具有独特的个性。他认为，日本的研究者过去对于与欧洲不同的中国近代的特殊性质，有的认为是落后的而给予否定性评价，有的又认为是超越欧洲近代的而加以理想化，这种与欧洲相对比而急急忙忙进行先进与落后、优与劣的价值评判，一直对客观把握中国以及日本的历史进程造成了阻碍。

   沟口的批判乃是针对沟口自身以及其他研究者一直共有的战后日本的中国认识提出的，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自我批判。但是，对更年轻一代的研究者，或至少是其申一部分人来说，关于中国社会的独特个性的这一讨论，可以说成了一个理所当然的前提。对于他们来说，与中国社会朝着欧洲式的“近代化发展”的可能性及其道路相比，清代社会的人们在考虑什么，又是如何行动的，才是应当关心的主要问题。当然，他们的研究并不是忽视清代社会整体上的大变化。但对这些变化，他们很少再像过去那样，用“封建制的解体”这类论调来说明了。1980年前后开始从事研究的这一代学者，他们所关注的课题，以经济史为例来说，则是清代的市场构造及清朝国家的经济政策等所反映的中央对地方的关系（岩井茂树、黑田明伸、山本进），货币和物价等动向所反映的清代经济状况的变化（足立启二、岸本美绪）；再从社会史来看，则是伴随人口的增多而出现的移居和开垦，以及在新开辟地区形成了怎样的社会集团，其地方社会秩序又如何发展等这类问题（上田信、山田贤），或是从明末至近代地方社会知识分子阶层的思想和社会活动（夫马进、大谷敏夫）等。⑯他们关注的问题，似乎可以说并不在于这些变化在“奴隶制——封建制——资本制”这种宏观性的发展阶段中占有何种位置，而在于从地方社会的视角来具体阐明带来这些变化的诸项条件和当时人们的行动方式。

   对中国中间团体的研究，也并不在这些学术潮流变化之外。80年代是中国中间团体研究，尤其是有关宗族的研究急速活跃的时期。新的中间团体研究的特色在于，其瞩目点与其说在于团体本身的客观结构及其内部的阶级关系，不如说是在于关注这些团体在地方社会所呈现的状况，以及人们组织这些团体的意图和动机。

   与以江南地区为中心的60-70年代的农村共同体研究不同，80年代以后宗族研究的对象地区以新开发的山区为多，例如，上田信关于浙江山区的研究，山田贤关于四川移民社会的研究，菊池秀明关于广西移民社会的研究等等。⑰移民和开发受到注目的原因在于，研究的焦点被置于宗族形成的动态过程之上。在开发已久的社会，宗族可能被认为是固定的支配机构，但由移民构成的新开发地区的社会，恰似实验室，给我们生动地提示了宗族的形成过程，即人们怎样研究策略、怎样抉择、怎样谋求安全和上升等，社会流动性的增大与中间团体的形成似乎并不产生矛盾。达些研究论证了在流动性高、竞争激烈、生活不稳定的地区和时期，宗族等团体的形成显得十分活泼。除了新开发的山区以外，也有不少研究对广东、微州、福建、江南等地区从新的角度探讨了宗族形成、变迁的过程。⑱

   这些宗族研究可以说与80年代以来明清社会经济史学界中所谓的“地域社会论”潮流有着密切的关系。1981年，在名古屋大学召开的题为“地域社会论的视角——地域社会与领导者”的中国史专题讨论会上，森正夫在基调报告中提出了作为方法论概念的“地域社会”。地域社会的秩序于日常规范着我们的同时，亦通过我们的支撑保持下去。这样的秩序或秩序原理到底是什么？在这一问题意识下，他给“地域社会”下了一个定义，即“尽管彼此之间的关系包含着阶级的矛盾或差异，但为了从事广义上的再生产而面临共同现实问题的人们，置身于共同的社会秩序下，并在共同的领导者（领导者个人或领导集团）指导下结合起来而形成的地域性场境”。⑲这个“地域社会”概念是与村落或州县等实体分离开来而提出的一种方法论框架，内容相当模糊，令人很难想象其具体内容。但这一注意到地方住民意识的“地域社会”论，给中间团体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视点。

   第一，地域社会内所存在的多数选项以及包合于其间的抉择问题。宗族也好，宗教结社也好，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在地域社会这个“场境”中同时并存且不断伸缩的。比如，山田贤在他的研究中指出，在混沌的四川移民社会走向社会整合和秩序构建的过程中，富裕起来的移民能够组织起宗族来维持或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但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被排挤的移民由于没有力量形成宗族，只好依靠宗教结社的互助机能来谋生。白莲教动乱并不是单纯的阶级斗争，只有通过这种对“场境”中个人选择的分析，才能够更内在地深入、动态地阐明其意义。⑳

   第二，怎样解释中间团体的地区性以及时间性差异。中国中间团体的地区性、时间性差异己在战前为不少研究者所注意，但战前研究者的研究对象讨论的主要是华北、华东、华南等这种宋代前后被划分的比较笼统的地区。与此不同的是，80年代以后的研究，几乎都选择比较小的地区，详细地分析中间团体的变迁过程。地点感和时间感十分浓厚的这种个案式研究当然不能直接推及其他地区，但这些研究的目的却在于理解中间团体依据何种具体条件而形成的内在理路。通过这些研究，我们才能够建立起比较妥当的假设来解释地区性、时间性差异发生的理由。

   日本学界的上述新潮流，当然不是日本国内孤立的现象。引导日本战后历史学的历史唯物论的理论框架，在1980年代几乎丧失其影响力，与此同时，中国和日本的交流也活跃了起来，日本学者也能有机会亲眼观察中国大陆社会了。通过学术交流，中国的中间团体研究为日本学者所知，[21]不仅人类学者，而且历史学者也得到中国学者的协助而进行了当代中国农村的实地调查。[22]这些社会变化使日本学者对中国社会重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那么，日本学者对中国社会的什么特点最感必趣呢？一百多年以来，日本人对中国的前近代社会抱有双重印象。与日本江户时代相比，中国社会一方面呈现着流动性很高、个人自由行动范围很大的状况，但另一方面，中国的中间团体却往往显示出令人瞠目的结合力，即控制着个人的行动。在日本人看来，中国的社会结合既松散又强力，中国人的行动方式在精于打算的同时又极为重视伦理，在各自为政的同时又有归属集体的倾向。怎样合理地解释中国社会这些双重印象？这一直是一个“谜”。

   近年来，有些学者强调中国和日本的社会结合原理根本不同，[23]但在历史变迁的具体过程中试图精细地解明这个谜，也可以说是历史学者的任务吧。

五、结语

   本文与其说是从整体方面对日本的清代社会史研究作一适当介绍，毋宁说是将重点放在叙述迄今引导日本研究者问题意识变迁的学术潮流上。对日本的研究者来说，“客观性”地进行清史研究并非易事，相信这既是日本学者的短处，同时也是长处。日本的研究者是通过清史研究来致力于探讨自己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的。中国读者在阅读日本的研究之时，若能不仅对其所论证的事实表示关心，同时对他们为何研究这样的问题这一点也持有兴趣的话，则幸甚矣。笔者能力有限，见解错误或介绍偏颇之处一定很多，还望批评指正。

注释2：

①日文的“近代化”是modernization的译词，其意义与中文的“现代化”比较接近。但日语的“近代化”有独特的语感，即，不仅注意到经济、科技等物质方面的发展，而且更洼重民主、遵法等人民思想方面的进步。因此在本文中我将专门用“近代化”一词来表示战后日本学界的关注点。

②西岛定生：《中国经济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66年；田中正俊：《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序说》，东京大学出版会，1973年。

③重田德：《清代社会经济史研究》，岩波书店，1975年；小山正明：《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92年。

④滨岛敦俊：《明清江南农村社会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82年；川胜守：《中国封建国家的支配构造》，东京大学出版会，1980年；森正夫：《森正夫明清史论集》全三卷，汲古书院，2006年。

⑤横山英：《中国近代化的经济构造》，亚纪书房，1972年；田中正俊：《田中正俊历史论集》，汲古书院，2004年。

⑥小林一美：《跨越抗租、抗粮》，《思想》第584号，1974年。

⑦滨岛敦俊：《总管信仰》，研文出版，2001年；森正夫：《森亚夫明清史论集》。

⑧相田洋：《中国中世的民众文化》，中国书店，1994年。

⑨仁井田升：《中国社会的“伙伴”关系与家族》（1957年），后收入仁井田升《中国法制史研究：奴隶农奴法、家族村落法》，东京大学出版会，1962年。

⑩该文后来收入小山《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一书。

⑪安良城盛昭：《太閤检地的历史意义》，后收入安良城：《幕藩体制社会的成立与构造》，御茶之水书房，1959年。

⑫鹤见尚弘：《关于明代的畸零户》，《东洋学报》第47卷第3号，1964年；栗林宣夫《里甲制的研究》，文理书院，1971年。

⑬根据费孝通的研究，在苏州府吴江县，如果一个市镇与周围几个农村之间有比较固定的经济关系，这些农村被称为“乡脚”。参看费孝通：《小城镇 大问题》（1984年），后收入费孝通：《论小城镇及其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福武直也基于他在江南农村的调查指出了包括市镇和周围农村的“乡镇共同体”的存在。参看福武直上列《中国农村社会的构造》。

⑭滨岛敦俊：《中国中世的村藩共同体》，收入《中世史讲座》第2卷，学生社，1987年。

⑮战后日本的清史研究者并不是没有注意到清宫档案。比如，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自1944年以来，以安部健夫、宫崎市定为中心，历经20余年所举办的“雍正朱批谕旨研究班”的研究成就，不仅在政治史方面，而且在社会经济史方面也有相当丰硕的成杲。但是，当时日本研究者利用档案原件的机会非常有限，所以不得不使用《雍正朱批谕旨》来代替原始档案。

⑯岩井茂树：《中国近世财政史的研究》，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4年；黑田明伸：《中华帝国的构造与世界经济》，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4年；山本进《明清时代的商人与国家》，研文出版，2002年；足立启二：《明清中国的经济结构》，汲古书院，2012年；岸本美绪《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变动》，研文出版，1997年；上田信《传统中国》，讲谈社，1995年；山田贤：《移民的秩序》，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5年；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同朋舍出版，1997年；大谷敏夫：《清代政治思想史研究》，汲古书院，1991年，等等。

⑰上田信前引《传统中国》；山田贤前引《移民的秩序》；菊池秀明：《广西移民社会与太平天国》，风响社，1998车。

⑱井上彻：《中国的宗族与国家的礼制》，研文出版，2000年；熊远报：《清代徽州地域社会史研究》，汲古书院，2003年等。

⑲森正夫：《中国前近代史研究中的地域社会的视点》（1982年），后收入上列《森正夫明清史论集》第3卷。

⑳山田贤前引《移民的秩序》。

[21]比如，森正夫题为《围绕“乡族”》（1985年），后收入《森正夫明清史论集》第3卷）的文章是他在厦门大学进行学术交流的记录。

[22]滨岛敦俊等编：《华中、华南三角洲农村实地调查报告书》，《大阪大学文学部纪要》第34卷，1994年；森正夫编：《江南三角洲市镇研究》，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2年；三谷孝编：《中国农村变革与家族、村落、国家》全2卷，汲古书院，1999-2000年。这些是由历史学者进行的实地调查的成果。

[23]比如，足立启二前引《明清中国的经济构造》以及《专制国家史论》（柏书房，1998年）。而更一般性的著作，近年则有日本近代史学者与那霸润发表的《中国化的日本》一书（讲谈社，2011年），该书广受读者欢迎。据与那霸主张，宋代以来的中国是竞争激烈的自由经济之先进国，与日本江户时代身分集团固定性很强的传统社会恰恰相反；虽然日本人倾向于规避竞争、谋求安全，因而往往怀念过去江户时代式的社会，但目前正处在全球化的世界，便被迫面临“中国化”的命运。

[作者简介]岸本美绪(1952 -)，女，日本御茶之水女子大学教授

（转引自《清史研究》，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