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15日，应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清史研究》编辑部邀请，新加坡国立大学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教授访问我校，并在公共教学一楼1204报告厅为广大师生作了题为“轴心文明、超越性与历史学方法”的学术报告。

杜赞奇是享誉国际学界的著名学者，长期致力于中国史、亚洲史研究，同时涉及史学思想、史学理论及历史社会学等研究领域。他出生于印度，完成大学教育之后，负笈美国，师从美国中国学研究泰斗孔飞力（Philip Kuhn）教授，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曾任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兼任历史系系主任暨芝加哥大学中国研究委员会主席；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莱佛士人文讲座教授，兼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人文学部主任暨亚洲研究院院长。其众多著作被译为多国语言出版。专著《文化、权利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1988）一书先后荣获1989年度“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以及1990年度“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奖”。新作The Crisis of Global Modernity: Asian Traditions and a Sustainable Future由剑桥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此次讲座，即该书中文版《全球现代性危机：亚洲传统与可持续的未来》的首场研讨会。

报告人杜赞奇教授

本次学术报告是《清史研究》编辑部主办“清史研究名家讲座”的第三讲，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杨念群教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赵汀阳研究员、北京大学哲学系吴飞教授作为评议人。清史研究所所长夏明方教授、《清史研究》主编祁美琴教授、副主编曹新宇教授，以及清史所其他教师与同学参加了此次讲座。众多校内外师生前来聆听，讲座现场座无虚席。

主持人杨念群教授

讲座中，杜赞奇教授首先提出“流动性的历史观”这一概念，认为流动性的历史观是一种改变历史理解方式的方法。所谓流动性，强调的是“流动”的多种可能，而非从始至终的循环，因此流动是一个不断传播和演变的过程，既不同于循环往复，也不同于线性历史观关于空间、时间的理解方式。对此，杜赞奇以“avatar”一词的概念衍生史为例，通过该词在南亚地区的产生，到全球化宣传下的推广及其流动性传回，生动地阐明了流动性历史观与全球化概念之所指。

杜赞奇认为，历史是由事件与记述共同组成的。他指出，在流动性历史观的视野下，如何理解民族国家的含义、定义与联系显得尤为重要；而民族国家的产生是全球化的产物，既是流动性的结果，又体现了全球性共有的历史观念。

在《全球现代性危机：亚洲传统与可持续的未来》一书中，杜赞奇格外关注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与结果。他认为，人类的自我塑造与实现社会发展，终究不能彻底摆脱自然环境的制约。人类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对“自然环境”这一概念的认识逐步发生转变，恰恰体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转化及其超越性。杜赞奇强调指出，人类从对自然的去神圣化，到对自然施以资本主义性质的开采掠夺，再到充分认识国家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相互关系，反映了人类在实践中以自然环境作为公共主权的认识转变。因此杜赞奇呼吁，人类的当务之急，是通力合作拯救自然环境，实现发展与保护的超越性目标，给予自然以深刻的人文关怀。

赵汀阳研究员、吴飞教授对杜赞奇教授的报告作了评议。赵汀阳对杜赞奇提出的流动性历史的认知表示赞同。但他指出，人类目前尚未形成共同的文化遗产，真正意义的“世界史”还尚未开始。真正的世界史，应该是全人类共享的，而不是欧洲统治史。在谈到环境问题时，赵汀阳认为，解决环境问题应该与解决贫困问题同步，他还认为，人类未来的危险不仅来自于杜赞奇教授所指出的环境问题，更来自于由大资本和高技术相结合的系统化权力的生长，这种权力的扩张将把人类带入专制之下，因此，人类应该探索一种世界性的权力，来防止这种危险权力的扩张。

评议人赵汀阳研究员

吴飞教授表示认同杜赞奇教授对当今世界问题的诊断，他认为，杜赞奇在其《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中提出的“复线的历史观”和此次提出的“流动的历史观”之间的关系需要认真进行梳理，杜赞奇在“流动的历史观”中提出的若干要素，应该更加系统化，使之超越线性的历史认知，形成一种系统的表述、全新的历史表达。同时，他指出，环境问题并非人类唯一的问题，环境问题如何与西方世界的其它危机相联系，也仍然需要进一步考察。

评议人吴飞教授

杜赞奇教授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回应。他指出，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相互交流、交融仍然是主流，不能说人类没有共同的文化遗产。关于平等问题，他认为，这其实涉及到如何更加公平地处理财富，人类应该转换理解可持续发展的方式。他表示非常认同赵汀阳提出的“天下”概念，同时指出，大资本和新技术的结合在带来系统性权力的同时也给了人类更大的多样化和更多的选择权，这其实为对抗强权创造了条件。在谈到如何改变现状的问题时，他强调，人类应该用不同的角度看待，以不同的原则解决各类问题，不能把眼光仅仅局限于政治经济学的范畴。

夏明方教授就人类对于生态危机的认识、将自然神圣化的取向对于东方世界而言，是否一种真正的“超越”，与杜赞奇教授进行了交流。杜赞奇认为，理解这一问题首先要区分激进性的超越和对话性的超越两种概念。在激进型超越的观点看来，人与自然、人与神都是完全分开的；而在对话性的超越观点看来，上帝与自然是一体的，上帝把自然交由人类管理，形成了某种“托管”关系。随后，杜赞奇就如何认识可持续生态保护与可持续性发展、种姓制度对印度政治的影响、流动性与全球化的关系、居民对环境保护的选择权等问题，回答了与会同学的提问。

杨念群在主持讲座中指出，杜赞奇教授早年研究中国华北乡村基层社会，后来“跨界”思考有关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宏大问题，试图用流动的历史观超越西方中心的线性的历史观，对于史学研究者有很大启发，有助于我们在研究中开拓视野和思路。他代表清史研究所对杜赞奇先生的精彩讲座表示感谢，并欢迎杜赞奇教授今后与清史研究所开展更广泛的学术交流。

讲座现场

         （图文：清风学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