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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4月20日，史学前沿课课堂之上再次响起热烈掌声，应黄兴涛老师之邀，我国大陆医疗社会史研究重要的开拓者之一,南开大学余新忠副教授以“中国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的取向与特征”为题，为清史所同学带来了一场精彩的学术讲座。
中国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才开始逐步展开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最早出现在美国，继而在台湾兴起，而大陆学界中国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则兴起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余老师《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书的出版并广受欢迎为标志，此一研究领域在大陆学界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何为中国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它是历史研究者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对中国历史上的疾病医疗史的研究，该研究并不只是关注疾病和医疗本身，而是希望从疾病和医疗入手，呈现历史上人类的生存境况与社会变迁的轨迹以及对生命的感知和认识。”简单明了的开场白之后，余老师的演讲正式展开。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余老师依次讲述了中国疾病医疗社会史的研究概况、研究取向、特征及其自身对于中国疾病医疗社会史的认识。
余老师认为中国疾病医疗社会史的研究取向包括技术史、社会史、文化史三种。其中社会史研究取向又包含以下四种方式：
1、引入以往被忽视的疾病医疗因素来更好的解释某些历史现象。[①]
2、通过对疾病医疗及其相关问题的考察和钩沉，揭示某些重要而以往忽视的历史面相。[②]
3、探求疾病医疗与社会的互动。[③]
4、以疾病医疗本身或相关的某一内容为切入点，在一定问题意识的指引下，表明、分析或诠释社会历史发展变迁中的某些重要问题。[④]
而文化史研究取向则主要通过身体史的研究来体现。余老师认为虽然疾病医疗史并不等于身体史，但无论从现实而言还是从学理而言，两者之间存在的亲和力是我们无法回避和否认的。人类的身体除了其生理性的一面，还具有社会性和文化性的一面，人类在自身的发展历程中，作为一切思想与行为的发动者和承载者的身体其实早已被赋予了太多的社会文化意蕴，而且还一直处在不断地加增和消解之中。因此，身体史研究正是疾病医疗社会史的文化史研究取向的具体表现。
在余老师看来，中国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的特征有四：
1、在研究领域上，它是社会文化史视野下的跨学科研究。
2、它虽然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但根本上是一个以历史学为本位的研究。
3、在理念上，中国疾病医疗史比较有利于我们反省现代性。
4、在资料的利用上，此一领域的研究需要综合各种资料，从而有助于我们认识到资料的限度，避免使用单一史料。
最后，余老师以“从社会到生命：我对近世卫生史研究的认识”为题向清史所同学介绍了他目前的研究设想，他希望可以从社会史和文化史这样的双重视角出发来探讨中国近世卫生史。既关注近代以来外来文明的影响，也注意东亚世界中日之间对西洋文明认知和接受态度的区别的比较，同时更着力于梳理中国社会自身的基本情况及其演变脉络。从而促进人们更好地认识中国社会近代变迁的复杂性，并为现实中问题多多的医疗卫生问题提供借镜。另一方面，还将通过对清洁、健康和卫生等概念与观念演变的梳理来呈现中国文化的某些特色以及对身体的感知与认识，藉此来实践关注生命、从社会到生命的研究理念。
此次讲座持续两个多小时，中间并无休息，先生讲得痛快，学生听得过瘾。经由先生的讲授，我所学生对于中国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的全貌有了相当了解。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听讲同学对于先生深厚的专业学养、独特的视角以及贯穿于整个演讲始终的创新意识均表感佩，我所同学对于中国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的兴趣亦由此得以加强。
撰稿人：王国荣
[①] 可参看：林富士，《东汉晚期的疾疫与宗教》，《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集刊》第66本第3分，1995年9月，第695－743页。 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第17—32页，特别是第32页。 刘洪涛，《从赵宋宗室的家族病释“烛影斧声”之谜》，《南开学报》1989年第6期，第56－64页。
[②] 可参看：梁庚尧，《南宋城市的公共卫生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集刊》第70本第1分，1999年3月，第119－163页。 Kerrie Macpherson: A Wilderness of Marshes: The origins of Public Health in Shanghai (1843-1893),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Ruth Rogaski: From Protecting Life to Defending the Nation: The Emergence of Public Health in Tianjin(1859-1953), A Dissertation for Ph.D., Yale University, 1996。其中的一部分作为单篇论文已译成中文，即《卫生与城市现代性：1900－1928年天津》，《城市史研究》第15－16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第150－179页。 梁其姿，《宋元明的地方医疗资源初探》，《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的三卷，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19－237页；《明代社会中的医药》，《法国汉学》第六辑，“科技史专号”，中华书局，2002年，第345－361页；Mdical instruction and popularization in Ming-Qing China, the Paper of the conference ”Education et instruction en Chine”, INALCO, June 1999。熊秉真，《幼幼——传统中国的襁褓之道》，台北，联经出版社事业公司，1995年。余新忠，《清代江南疫病救疗事业探析——论清代国家与社会对瘟疫的反应》，《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第15－56页。金仕起，《古代医者的角色——兼论其身分与地位》，《新史学》1995年第1期，第1－48页。
[③] 可参看：Carol Benedict: Bubonic Plagu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第17—32页，特别是第32页。曹树基、李玉尚，《鼠疫流行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李玉尚、曹树基：《18－19世纪云南的鼠疫流行与社会变迁》，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33－210页。李玉尚、曹树基《咸同年间的鼠疫流行和云南人口死亡》，《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第19－32页。杜家骥，《清代天花病之流行、防治及其对皇族人口的影响》，李中清、郭松义编《清代皇族的人口行为与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54－169页。余新忠，《清代江南瘟疫对人口之影响初探》，《中国人口科学》2001年第2期，第36－43页。范家伟，《六朝时期人口迁移与岭南地区瘴气病》，《汉学研究》1998年第1期，第27－58页。萧璠，《汉宋间文献所见古代中国南方的地理环境与地方病及其影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3本第1分，1993年4月，第67－171页。
[④] 可参看：梁其姿，《明清预防天花措施之演变》，第239－253页，特别是252－253页；《中国麻风病概念演变的历史》，《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0本第2分，1999年6月，第399－438页。杨念群：《杨念群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10－456页；《“兰安生模式”与民国初年北京生死控制空间的转化》，《社会科学研究》1999年第4期，第98－113页。余新忠，《嘉道之际江南大疫的前前后后——基于近世社会变迁的考察》，《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第1－18页。范家伟，《从医书看唐代行旅与疾病》，《唐研究》第七卷，2001年，第205－228页。张嘉风，《生化之源与立命之门——金元明医学中的“命门”试探》，《新史学》1998年第3期，第1－47页。祝平一，《通贯天学、医学与儒学：王宏翰与明清之际中西医学的交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0本第1分，1999年3月，第165－2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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