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6日，清华大学著名教授汪晖先生应邀来我校清史研究所讲学。汪先生多年来一直从事中国现当代中国思想研究，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早期以研究鲁迅五四时期思想的专著《反抗绝望》、《无地彷徨》享誉学界。[1]1997年发表之《当代中国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2]以其敏锐的洞察能力，深刻揭示90年代大陆知识思想界无力面对现实的失语状态及其历史原因，在思想界至今产生着广泛的影响。近期出版之巨著《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3]聚集了作者十余年思考的成果，其中的诸多问题更值得学界做更深一步的讨论。

此次汪晖先生在清史所演讲之主题为“如何诠释‘中国’及其‘现代’”。在讲座中，汪先生指出，在当代通行的历史学研究中，类似“现代”、“中国”等概念往往是被当作“自明”的概念加以使用的，其本身的含义似乎并不需要进行反思讨论。这恰恰是当代历史知识中最大的“盲点”，其背后赖以支撑的乃是一整套进化论、目的论的历史观。它集中表现在“中国/西方”、“传统/现代”、“帝国/国家”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历史解释之中，并由此构筑了一套以民族国家和资本市场为核心要素的历史想象。在这样的历史视野当中，不但中国的历史本身不具有独立的价值和意义，而且根本丧失了以中国历史为参照，对“现代性”的历史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契机。汪先生在讲座中再次提出中国现代史是“反现代的现代性历史”这一论断，指出在中国近代最深刻的思想中存在的“悖论性”特征，这种“悖论姓”特征，不但是我们理解前现代“中国”的途径，也可以并应该一并成为我们反思“现代性”本身的重要资源。

同样，唯有真正进入到“现代”的历史当中，我们才能看清楚“历史”被“构造”的过程，意识到在当代不假思索地使用“中国”概念，其背后掩藏的“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及其政治含义。只有当“中国”的概念放在历史的进程当中，理解它作为一个统一的政治体的形成过程，各大族群在历史中对于“中国”的认同过程，才能真正揭示“中国的形成是和怎样一种历史性的政治实践、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密不可分的”。惟其如此，以反思批判的而非以一味简单认同拥抱的态度面对现代性的历史，同时创造出自身的“主体性”，才有可能提供一个真正不同的现代想象。

 综观汪晖先生的整个发言，其反复致意、念念在兹的，乃在反思现代中国思想研究中的一些根本前提，并试图以此为出发点，反思知识思想的历史性与社会性及我们自身的知识状况所受的历史条件与社会条件的规限，从而释放出历史学对现代社会的批判能量。可以说，汪先生的思考为如何更好地理解我们生活其间的当代中国社会，贡献出了极富价值和意义的思想资源。经由他着力铺陈的现代性批判视野，也许我们能找到一种更好的“诠释‘中国和现代’”的可能，并由此真正提升我们进入历史的能力，从而为人类美好生活提供一种新的可能性实践。这也许就是汪晖先生此次讲座最为重要和根本的意义吧。

撰稿人：湛晓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