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17日下午，清华大学历史系彭刚教授应邀来到中国人民大学，为人大师生作了题为“什么是历史？20世纪西方史学理论的几个片段”的精彩报告。

报告以重构论、建构论和解构论三种历史观为主线，对西方史学理论作了提纲挈领式的系统阐释。

重构论的代表是兰克（虽然兰克的历史观远为复杂），认为历史是可以还原的，历史事实可以完全再现，强调史家要“如实直书”，尽力追求客观性。彭教授认为这种历史观所蕴含的前提认识有三：历史事实存在于史料之中；事实的积累自然就会显现出过去的面貌和意义；承认只有一个单一而统一的过去。

持建构论的历史学家则把历史一分为三，认为历史可以分为事实的历史、记录的历史和文字的历史，因而把过去也一分为三，即真实的过去、史料中的过去与历史学家的过去。因而主张历史研究不是研究过去，而是研究过去存留的痕迹，历史工作者只有通过这些存留的遗迹来了解过去的某一片段。彭教授认为建构论历史观促使了人们认识到史家精神、理论关照、概念工具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也引发了人们对历史研究主观性的重新认识。

第三种历史观是解构论的历史观，也即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以海登怀特为代表，认为历史就是被写作的书籍，历史学是一种“言辞的结构，其内容在同等程度上即是被发现的，又是被发明的”。因而历史学家就如文学家一样，在写作过程中充分运用着想象力。彭教授认为解构论的历史观也蕴含了三种认识前提：一是过去只有通过历史文本来接触，因而文本性就是历史学家的全部工作所无法脱离的藩篱；二是历史文本不能真实地再现过去，它不可能毫无扭曲和不加损益地将历史的本来面目传递给读者；三是历史文本在陈述事实的表象下，蕴含了虚构、想象、创造的因素。学界通常对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存在两种误解：其一是认为这种历史观念否定历史实在，彭教授认为其实不对，过去的实在并未因历史学的文本性而丧失其效用和意义；其二是把历史学著作与虚构的文学著作划上等号，这是因为对fiction这一单词多重内涵的误解。

以上三种历史观都各有自己的优劣，对于彭教授自己来说，有几点认识可以提供借鉴，即历史学需要自觉的理论反省作为自己进步的前提；历史学对自己的学科边界有必要保持足够的清醒与谦卑；历史学的学科记忆乃是其生命力和合法性的来源。

彭教授娓娓道来，逻辑严密而又不失生动，时间飞逝不知不觉中。在最后的互动中，彭教授就同学们对历史学家的想象力、历史研究与历史哲学之间的关系、历史知识论等问题作出了深入细致的回答。

                                                                                                           （文：清风学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