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伊始，渐近尾声的“史学前沿”课依然精彩，此次应邀到课堂上侃侃而谈的是清华大学著名学者葛兆光先生。其所谈主题有三，分述如下：

一、重建关于“中国”的历史论述。

作为中国历史与文明的基础单位和论述的基本前提，“中国”这一本来并不成为问题的概念至少已经遭到来自五个方面的质疑，即地方史研究引出的对“同一性中国历史、中国文明与中国思想是否存在”的质疑；“亚洲”或者“东亚”这一类概念的广泛使用所导致的对中国历史特殊性的淡化；台湾学者提出的“同心圆”理论的质疑；蒙元与满清帝国对“中国”历史的挑战，以及后现代历史学对近代以来现代民族国家作为历史研究空间的正当性的质疑，等。

而葛兆光先生所要追问的，则是虽然这些研究思路各有立场与洞见，但以上所列出的方法和立场本身，是否又过度放大了民族、宗教、地方历史的差异性，或者过度小看了“中国”尤其是“汉族中国”的文化同一性？因为它们也未必完全是根据历史资料得出的判断，有可能也是来自某种理论的后设观察。

正基于此，葛兆光先生主张应该尽可能地在同情和了解这些立场之后，重建一个关于“中国”的历史论述。其中值得重视的有三个方面：首先，在历史意义上说，谈论某某“国家”往往等于是在说某某“王朝”，因此可以承认，历史上的“中国”是一个移动的“中国”。既不必以现代中国的政治边界来反观历史中国，也不必简单地以历史中国来看待现代中国。其次，在文化意义上说，中国是一个相当稳定的“文化共同体”，过分强调“解构中国（这个民族国家）”是不合理的。再次，从政治意义上说，“中国”常常不止是等同于“王朝”，而且常常只是在指某一家某一姓的“政府”。“政府”、“国家”、“祖国”之间的关系还有待于进一步检讨。

二、八十年代以来大陆学界热点的转换：文化史、学术史、思想史

葛兆光先生认为：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如果以文史领域而言，中国大陆的学术界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变化。（一）改革开放之初，传统文化研究热包括文学寻根热兴起，在其背后则是借传统谈论现实，以文化批评政治，在这种背景下，学术界对传统的批判和对文化的依恋扭结在一起，形成非常复杂的历史认知，而文化史研究也相当有影响力。（二）九十年代初，学术史取代了文化史成为令人关注的领域，在学术史研究中，王国维、陈寅恪、傅斯年、胡适之等一批学者被推崇，其实，这不完全是“学术”，如王国维、陈寅恪，是因其与“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意志”或多或少的关联，而胡适等人，则多少与其自由主义立场有关，他们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但是，人们的关注往往也主要在于这些学者的政治立场与思想倾向，对于真正的学术研究并未有深刻了解，事实上，此阶段依然延续着八十年代借谈论文化而谈论政治的意思在里面，讨论学术如何与政治划清界限，以远离政治的方式来表达学者应有的政治立场。（三）九十年代后期至今，思想界与学术界的同一性渐渐消失，换句话说，知识分子开始出现了分化。与此同时，新的国际形势、新的考古发现、新的问题意识，都对文史学界也产生了巨大影响，比如，有所谓走出“疑古”思潮的动向，有积极回应国际汉学界的意图，有回应全球化的冲动，有民族主义的复归等等，随着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的日益复杂，文史学界也出现了新的趋向，其中一个就是，为了重新解释现在的思想状况，为了重新检讨传统与文化，为了摆脱西方学科的笼罩让思想说“汉语”，思想史研究开始逐渐被关注。

三、研究思想史的几个途径

葛兆光先生认为研究思想史，除了传统的方法外，至少可以有以下四个新途径：

首先，应该注意知识史与思想史的关联。过去的思想史是以哲学史为主脉的，太过形而上，我们读到的思想的历史，似乎只是少数精英可以被称得上是哲学或思想的历史。如今的思想史，可以将其与知识史结合起来，探讨其与知识背景的关联，他举了地图学、天文历法的例子为证。

其次，“加法”要做，“减法”也要做。历史上被遗忘的东西，我们要有意识地恢复它，使历史更接近原来的全貌。

第三，回到历史语境中去讨论思想。葛兆光先生以朱熹的“书册埋头无了日，不如抛却去寻春”的不同解读为例，指出必须回到历史语境去思考思想的动机问题，将对思想家的解读，同其所处的具体情境结合起来。

第四，思想史应该注意开拓新史料。无论是考古发现的东西，还是图像的资料，还是一些过去不注意的教科书、类书等等，他举了“皇历”为例，指出这种民间流行极广的东西，也可以当作思想史分析的文献。

可以说，除却渊博的知识、独特而敏锐的问题意识而外，葛兆光先生授课的最大特点，就在于总能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让所探讨的问题与我们的日常生活连结起来，而学术问题的探讨也因此平添几分现实意义，课程自然也就越上越有趣了。

撰稿人：王国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