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下午，本学期新史学系列讲座第三讲迎来了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知名学者方维规先生，方先生为在场师生作了题为“文化比较与文化传输的规律和现象初探：以中国早期使者日记、纪程为说”的报告。

方维规先生留学海外，在德国任教多年，又长期从事于中西文学比较、文化比较研究，对于文化、观念之间差异与冲突深有感触且颇有心得。此次演讲内容，颇可引以为证。

讲座内容分为五部分：一是中国近代早期遭遇西方，士大夫之文化惊愕；二是作为对映体的欧洲：“中国的反面”；三是为自己的理想而寻找真实的他乡；四是本土价值观的消弱与改变；五是文化的转输、移译与新解。概括之，前三部分是史实梳理，后两部分为理论分析。在前三部分，方先生分析中国早期使者郭嵩焘、薛福成、张德彝、刘锡鸿等人的使西纪闻，认为早期使者惊愕于西方之新事物同时，对西方的描述与理解，总是以中国事物加以参照，形成的是一种两极化认识，呈现出的多是中西差异。他认为这种差异性认识不可避免，因其有着深刻的社会心理学上的依据。他引用德国学者雅斯贝斯的话“事物只要进入视野，就会引起价值判断”。19世纪的中国使西使者多是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寻找真实的他乡，他们留下的纪闻多反映了自己的西方意象，是一种如阿尔博特所说的“补缺投影”。如对文明的理解，在使西的士大夫的理念里，多指中国夏商周三代，但是在遭遇西方后，他们却用来理解西方的盛世局面，因而使西纪闻的内容多是一种建构，使西纪闻中的奇谈怪论可以为证。然而虽然使西纪闻是一种建构，但却是一种认知工具。不过，方先生不完全同意卢曼的“社会就是一种建构”的极端说法，也不同意萨义德东方学仅仅只注意到西方对东方单向性认识，认为在东西交往过程中，同时发生着两种互有关联但却互有不同的过程，既有西方传教士、官员及其携带的西方文化对中国强力性影响，又有中国转译、新解西方文化观念的传播史。而对中国来说，文化的转输、移译、新解中的问题才是重点问题。方先生认为文化移译必定伴随着选择、裁剪的误解行为，带来语义困扰，但是却没有给出具体的答案，他留给在场师生一些思考，是否文化传输必然是真？文化移译必定新解？

报告结束后，在场师生踊跃提问，方老师就认识的两极化，文化传输的途径，文化传输、移译的现实启示等问题作了精彩的回答。

                                                                                                              （文：清风学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