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2日下午，新史学系列讲座第11期迎来了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汪晖教授。汪教授多年从事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对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有着极其深刻的、较为系统的看法。此次，他为在座百余师生做了题为“为什么是‘思想战’？——再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学术报告。报告会由清史所副所长杨念群教授主持。

“思想战”是五四之前的《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的一种说法。在杜氏看来，思想战的核心是是非，是文化与价值的冲突问题，而不是十八世纪以来的政治斗争中的利害与得失之争。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也强调文化与政治的区分，认为《新青年》杂志的主题不是政治问题，而是文化问题，先改造青年的思想，再做国体的改造。然而，尽管标榜不讨论政治问题，《东方杂志》与《新青年》都把自己定位在对思想层面的探讨，然而实际上他们在内容上勘定讨论的大部分是政治问题。在汪教授看来，这种矛盾实际上是因为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把政治问题看成文化问题，政治危机反映文化危机。陈独秀、杜亚泉等人认为18世纪以来政制的破产表明以前的政制是假的政制，这种假的政制包括国家政治、政党政治、地方政治，辛亥以来的共和制度的失败、军阀割据的惨烈后果和政党政治的混乱令当时的知识分子感到失望，因此，他们呼吁一种新的政治模式，一种真的政治，而这种真的政治要从社会、文化、价值上重新加以考量。  

这种新的文化政治的呼吁，在汪教授看来有着独特的性质，蕴含着深刻意义。其一，这种新政治产生后，不是在以往的既定轨道上继续前进，而是要与以往做彻底的割裂与决断。其二，这种新的决断导向的不是非政治性，尽管是文化、伦理、思想上的战争，但同时也是一种新的政治，一种主观政治。其三，这种主观政治把文化、思想冲突看成一种战争、对抗，而非理性协商。其四，通过这种思想、文化的辩论，要生产出一种不同的政治，关注社会生活问题，基础性问题，包括家庭、性、文学、语言、劳工等问题，通过把这些此前非政治性范围的问题都转换成政治问题，五四知识分子创造了一种新的政治表达形式。

汪教授认为，这种极具意义的思想战的开展有着广阔的历史背景。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民族国家之间爆发的事实，使得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质疑中国正在改造国家的目标——民族国家体系的前景与局限。二是西方民主国与专制国之间的战争及其讨论转移进东方学话语语境之后，转换成东西方之间野蛮与文明之间的战争，变成了一种不同文化形态之间界限的战争与讨论。三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一战后，一些人开始反思阶级分化以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进而讨论走怎样的政治道路。这种讨论和反思成果在辛亥革命后进入中国，且在复辟帝制时得到加强。

报告结束后，汪教授就《新青年》与《东方杂志》不同政见、思想战激进趋向的脉络、思想战结束的原因、思想战对当代思想政治论证的启发、文化运动与学生运动的关系、五四前后政党政治的异同等问题与在座师生展开了深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