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时期国内社会史最为积极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之一，赵世瑜教授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如何更好地将西方学术思潮与中国历史研究进行有效的结合，并以其在该领域所取得的丰硕研究成果及其深刻的理论反思，为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史之变革与发展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1]4月13日，清史所老师主持的"史学前沿"课有幸邀请到了赵教授来我校讲学。结合其最新研究成果，赵教授以“多元时空视阈下的19世纪中国社会——几个区域史的例子”为题作主旨发言，为历史学院博士生的"史学前沿"课奉献了一次精彩的学术讲座。

在讲座中，赵世瑜教授首先对当前历史学中常见的研究视角和解释模式的单一提出质疑与批判。他指出尽管已有学者有意识地努力超越先前“政治史”一刀切的简单解释模式，试图在“变与不变”中把握近代中国的多歧性，[2]然而相对19世纪中国复杂的社会变迁来说，这样的区分和梳理仍显得有些简单。而如果从区域社会史的角度来看，我们会发现尽管同处于19世纪这样一个大时间背景下，中国社会之内部情形却相当复杂，各个区域社会也经历着很不一样的历史发展轨迹。以19世纪的宁波和土默特为例，作为最早开放的沿海港口之一，宁波在19世纪中叶的变化表明西方势力并不如我们一贯认为的那样，想当然地成为当地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反而是被动的卷入到本地的历史发展脉络中。而在19世纪的土默特，由内地民人移垦而引起了激烈的社会变动，导致当地旧游牧社会秩序破坏而新的地方社会秩序开始建立。与此同时，北方汉人的移垦使长城以外的北部和西部地区真正成为了帝国疆域的一部分。

赵教授提醒我们，就整个世界历史的格局来看，19世纪的宁波和土默特历史这二者之间，也存在某种隐秘的内在联系。因此，上述区域社会史的实践至少在以下几个层面上做出了富有意义的探索。首先，宁波和土默特的区域历史再次瓦解了我们关于“变与不变”的固有认识，并展示了多线条的历史——时间和多向度的历史面相是如何真实的存在着。同时，它也提醒我们各地方社会的历史不应被任何一种单一逻辑的大历史所简单收编，惟其如此，中国历史在空间上的多样性、差异性，在时间上的多元历史演进线索才能得以充分的挖掘和展现。其次，在强调地方社会的历史传统及其差异时，我们如何来书写统一性的中国历史？面对这一区域社会史自身内蕴的难题，赵教授指出社会史决不放弃构筑通史的努力，然而惟有深入中国历史内部，对更多区域社会的历史有了更为丰富的认识之后，更富解释力的整体历史方有可能。最后，区域社会史决不回避中国历史上的重大问题，而是要“从具体的历史情境去理解政治事件和制度，又反过来通过这些事件和制度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的操作去把握社会变迁”，[3]真正使“政治史与社会史的对话”变为可能。

在短短的两个多小时内，赵世瑜教授以其丰富的研究经验及其对自身工作性质的自觉反省，向我们展示了他对这样一些基本问题的思考，即相比传统政治史，社会史为我们提供了怎样新的历史解释思路？它是否以及在哪种程度上回答了中国历史上的重大问题？它如何可能承担起对中国历史作出贯通性解释的重任？凡此种种，无不切关我们对中国社会与历史的理解，显得殊为可贵。当然，正如他在讲座结语中所言，所有的这些问题都没有唯一确定的答案，一切都显得既清晰又模糊，一切都有待进一步的思索和探讨，我们期待着。

撰稿人：湛晓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