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9日下午，史学前沿系列讲座有幸邀请到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侯旭东教授前来演讲，侯旭东教授早期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领域颇有心得，近年来转移到秦汉时期的政治史领域，其研究成果引起学界重视，尤其是关于东方专制主义的论文在学界引起广泛的讨论。此次，侯老师为前来听讲师生就做了题为“走出东方专制主义之后”的演讲。讲座由清史所副所长杨念群教授主持。

讲座内容分为两部分，上部分是对东方专制主义命题如何引入中国研究过程做了一次细致的梳理，下部分以传舍为例尝试重新理解秦汉帝国的政治运作。在第一部分，侯老师首先讲述了专制主义（despotism）一词由来，专制主义一词最早出自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用来描述东方如波斯等国家政体，并未指中国，然而到十八世纪才开始用来解释中国，比如西鲁哀特在其著作《中国的政体和道德概述》一书中，指的是中国皇帝具有的专制的权威。而后，孟德斯鸠在用专制概念指称中国政体时，赋予其负面含义，而这一负面的专制主义含义随着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继承，逐渐散播开来，最终成就了魏特曼的研究与认识。

然而，东方专制主义并不直接由中国人翻译西文而进入中国的，它还经过了一个理论旅行的过程，首先despotism一词由日本人翻译，通过讨论而最终译成专制主义，其中加藤弘之，功劳最盛。而此词瞬即被中国的留日学生注意，1899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使用此词来评论中国体制，而后，在中国文化界迅速普及开来，获得普通民众的接受，不仅维新派、革命派使用此词，而且保皇的保守人士也使用此词，不仅当时的辞典收录了此词，而且民国的教科书上也使用了此词。在侯老师看来，东方专制主义一词迅即被当时中国人接受，反映了国人当时的激进情绪，在没有对此词做有效的反思与深入的分析的基础上，这一词语就被学术研究直接拿来使用，因此，存在重新再检讨的余地。而再检讨的同时，问题便出现了，即如果东方专制主义不能确切的指认中国古代的政体，那么如何重新解释中国古代的政体呢？

在对此词做出了解构后，侯老师以汉代传舍为例，尝试讨论古代国家，尤其是秦汉王朝的政治机构与运转。侯老师分三个小标题对汉代传舍进行的令人精彩的讲述，三小标题分别是传舍的使用和汉帝国的日常生活；汉代律令与传舍的使用；汉代君臣日常政务的分工与诏书、律令的作用。

讲座结束后，侯老师与在座师生就相关问题作了深入广泛的交流。

                                                             （文：清风学社）